01

 何處是南方？

唐詩人：楊老師好，“新南方寫作”相關討論已持續(xù)多年了，似乎到了一個總結性時刻。當下又出現了“新浙派”等，地方性寫作成為一大熱潮。您是“新南方寫作”“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等諸多地方寫作話題背后的重要推手。我想就這些年學界圍繞“新南方寫作”等地方寫作相關的諸多疑惑梳理出來，請您做一些回應。第一個問題，您覺得當前的地方寫作熱，與歷史上的“尋根文學”等相比較的話，最重要的區(qū)別或者說最大的“新意”何在？

楊慶祥：文學現象和文學思潮的生成往往不一定具有連續(xù)性，那種連續(xù)性的敘述，大多時候是一種敘述的建構。我在提“新南方寫作”這個概念時，完全沒有意識到它和“尋根文學”之間有什么關系。當然，在后續(xù)的一些討論中，一些學者確實有一種試圖建構“新南方寫作”的前史的沖動。但這很重要嗎？我在一次會議上提出過，“新南方寫作”的提出帶有一種“應激性”，它是一種文學的免疫機制的瞬間開啟。就我個人來說，2019年后漢語寫作的語境變得不那么不言自明，我們曾經篤定的“進步論”無論是歷史的層面還是在審美的層面都遭到了重大挫折，我深切地感受一些沉渣在泛濫，一些魚目在混珠，一些幽靈在盤旋?！靶履戏綄懽鳌笔敲鎸@些壓力時的一種突圍。后來的文學史研究者或許會將“新南方寫作”納入漫長的“地方性寫作”的歷史譜系，但就我個人而言，我希望研究者們更重視“同時性”，因為只有在這種“同時性”里，才能明白“新南方寫作”不僅僅是一種文學地理學上的再出發(fā)，更是一種文學政治學意義上的抗辯和對話。

唐詩人：21世紀以來嶺南等南方地區(qū)提出了很多概念，比如深圳為主的“新城市文學”、灣區(qū)的“粵港澳大灣區(qū)文學”，再加上以往常用的“嶺南文學”“南方文學”等，似乎與“新南方寫作”有很多重合的地方。盡管我們一直強調“新南方寫作”有比嶺南，比廣東、廣西、海南更廣闊的文學版圖，但廣東以及北方很多學者討論“新南方寫作”時都會關聯起以上概念，參與《廣州文藝》“新南方論壇”的很多朋友也會有這類疑惑，所以還是想請您再厘清一下。

楊慶祥：《必將有人重寫南方》，花城出版社，2025

楊慶祥：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況，就是用“南方文學”“灣區(qū)文學”等概念來稀釋“新南方寫作”所具有的強烈的異質性和不服從的內質。遺憾的是目前這種情況正在出現。我一再強調過，“在南方寫作”不等于“新南方寫作”，也就是說，“新南方寫作”不能簡單錨定于地理區(qū)域，而更應該著眼于其“新”，這個“新”，要求的就是基于地域的異質性。我對這種異質性進行過各種明言和暗喻，一言以蔽之，異質性就是不服從于任何一種來自外在力量的規(guī)劃，并在這種規(guī)劃中向一個“中心”臣服。異質性切切強調，是去中心化、開放訪問、多鏈接。

唐詩人：異質性很重要，您在很多場合都強調過。但也有一些評論家提出異議，認為要警惕一種為了獨異而刻意用方言、用地方上的風俗景觀來彰顯獨異性的敘事取向。您覺得“刻意的獨異”是一個問題嗎？

楊慶祥：對我來說，“刻意的獨異”是必要的，如果文學都沒有“刻意的獨異”，怎么體現文學的創(chuàng)造力？

唐詩人：何處是“南方”？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新南方寫作”。現在討論“新浙派”時，論者也經常會關聯艾偉的《南方》等。于是，“南方”越來越復雜。顏歌現在在英國，她討論“南方文學”時關聯的是“世界南方”，是歐洲中心和盎格魯中心之外的文學傳統。黃錦樹在南洋，他說“南方是相對的概念”，立足于南洋于是整個中國都是北方。曾攀說“南方”是復義的含混的，是一個復數，代表著一種跨區(qū)域跨文化的視角。可以說，每個人眼中的“南方”，都可以不一樣。您覺得“新南方寫作”的“南方”該如何界定，它的邊界在哪為好？

艾偉：《南方》，浙江文藝出版社，2022

楊慶祥：“新南方寫作”的“南方”如果需要界定的話，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展開，第一個是物理性意義上的地理邊界，這一點我已經在《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里進行了仔細的界定，它指的是廣東、廣西、臺灣、香港、福建、海南等中國沿海區(qū)域，以及由此延展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一帶。第二個是美學意義上的邊界，它指的是一種基于“新南方”地理區(qū)域的在地性，擁有獨特的語言風格和審美特色的書寫，并通過這一書寫解構以普通話為唯一書寫指向的文化實踐行為。

唐詩人：黃錦樹說對于生活在南方的人而言，沒有必要討論什么“新南方”，認為“新南方”是北方視野的產物。這里面雖有誤讀，但也可能與身在北方的您的論述相關。您成長于安徽、生活在北京，雖對廣東特別熟悉，還是會有人覺得您界定的“新南方寫作”其實是外在的、北方的目光所希望看到的“南方”，而不是發(fā)自南方內部的聲音。您如何理解這里面的“內”“外”視角？

楊慶祥：黃錦樹對“新南方寫作”欲拒還迎，這種態(tài)度是很典型的作家姿態(tài)，很有意思，也值得尊重。我出生于安徽、生活在北京，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就一定擁有一個北方的視野，我一再強調過，地理能影響認知，但地理無法決定認知。我也在很多地方提及，我是“楚人”——“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我無意區(qū)隔南北，我區(qū)隔的是“中心”與“非中心”，“威權”與“非威權”，如果“新南方”有一天也成了一種霸權敘述，我的工作就一定是去拆解它。

唐詩人：談“新南方寫作”的美學風格問題的時候，會習慣性想到“憂郁”“陰郁”“潮濕”等，這既與?？思{、博爾赫斯的“南方文學”有關，也與南洋文學相關，背后是南方的風物氣候、文化地理，您覺得這些傳統的南方文學印象，適用于“新南方寫作”嗎？

楊慶祥：我覺得要盡量少地使用既有的詞語來描述新的事物，這本身就是一種思維的惰性，所以你看我的文章里幾乎沒有使用“憂郁”“潮濕”的詞語，這些詞在最初的語境中是有效的，但是既然已經成為無意識描述，就應該特別小心謹慎。我的意思是，即使要使用此類詞語，也應該加上限定，阿根廷的潮濕和中國的潮濕是不一樣的，1920年代的憂郁和2020年代的憂郁也發(fā)生了很大的意義位移。我想再次強調當下性，詞語只有與當下的生命經驗和生活經驗密切勾連起來才能言之有物。“新南方寫作”需要有它自己的新詞。

唐詩人：詩人雷平陽的回應中，說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新南方”所要抵抗的“舊南方”到底是什么。雷平陽解釋說：“我去過加勒比海一帶，其地理風貌與云南大同小異，但那塊土地和海水上升起的寫作者，則因為古老道統與歐洲文明的合力施贈而在寫作中顯得有如神助，但我們的寫作卻顯得沒有方向，不知道如何用心、凝神、釋義、生力。”（雷平陽、杜綠綠：《最美的場景應該是眾神狂歡——新南方作家訪談·雷平陽》，《廣州文藝》2023年第11期。）明確“舊”，才能清楚“新”的方向。但“新南方”的“舊”似乎也很模糊，到底是江南為“舊”，還是嶺南為“舊”，抑或是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傳統都可以是它的“舊”？

楊慶祥：這個問題很有意思。我一直有一個觀點，必須要有“敵人”才能夠確定“自我”，也就是說，他者的確認與自我的確認是二位一體的?！靶履戏綄懽鳌钡乃咧辽儆羞@么幾個層次，第一層次是嶺南文學，它要祛除嶺南文學這一命名后面的風景化傾向。第二層次是江南，它要從江南的對南方寫作的風格界定中突圍。第三層次是中國現當代尤其是當代文學傳統中的土地、男性、中心主義傾向，并在克服這些傾向的過程中獲得“新南方”的美學質素。

唐詩人：“新南方寫作”的方言問題很受關注，您在多篇文章中已做了很好的闡述，但很多人似乎并不了解這里面的深意，把使用方言簡單化。這里也請您用通俗的話再解釋一下，今天為何還要用方言寫作？

楊慶祥：任何一種方言都與在地的生活、經驗和歷史實踐密切相關，所以我可以下一個判斷：方言是人類生活最豐富的容器。遺憾的是，因為追求某種表達和理解的通約性，我們不得不對方言進行修正，并逐漸形成了一種標準語言。標準語言是語言工具化的最大的體現，它抹平了語言背后的歷史內容和生活實踐，在這個意義上，標準語言是語言的天敵。文學寫作的一個重要指向，就是以語言的方式來恢復和重現歷史實踐和人類生活的豐富性，因此，文學不得不使用方言。尤其在今天標準語言占據主導地位的語言環(huán)境中，我們的方言寫作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02

 流動性、世界性與海洋書寫

唐詩人：今天討論地方寫作，都會強調流動性?！靶履戏綄懽鳌敝械牧鲃有宰顬槊黠@，您也直接對此作了重點討論?！傲鲃有浴币馕吨缓酶爬?，尤其對一些流動性較強的作家的身份和文學風格特征都不容易把握。典型如孫頻，長期生活在廣東，人事關系在江蘇，家鄉(xiāng)在山西，其作品的題材、風格也駁雜多樣。與每個地方都有關系，卻無法界定說她是“新南方”還是新什么。我想問的不是具體作家是否超越地方如何復雜的問題，而是如詩人江非說到的一個問題。江非在與馮娜的對話中，他說“如果你不在一個地方出生，不在那里具有血肉般的生活，不具備一個地方的方言性血統，你可能很難真正完美地去獲得那個地理性世界”，“你真正的第一手經驗，依然是你自己的，而不是來自于你的立足的那個地方”。（江非、馮娜：《事關存在的啟示——新南方作家訪談·江非》，《廣州文藝》2023年第3期。）如果真如江非說的這樣，流動性似乎就沒那么重要了。您覺得出生地的成長經驗與“立足”生活所在地的地方經驗，它們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應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楊慶祥：這個問題并沒有那么復雜。沒有流動性，怎么能夠深刻地去理解在地性？正如“五四”時期的“僑寓文學”是離開故鄉(xiāng)后才有了對故鄉(xiāng)的懷念和審視。對當代寫作來說，流動性將構成重要的身體經驗和認知視域，即使一個人一輩子不離開出生之地，他也不得不通過互聯網在世界上“流動”，因此，流動性是普遍的，借助這種流動性，我們才得以發(fā)現真正的在地性。

唐詩人：關于“流動性”，作家于昊燕的闡述值得提及：“‘新南方寫作’的流動性是對凝視的破防，把多元文化并置于統一的平臺，不同色彩的線條編織在一起，形成價值的多元化與審美的個體化。……針對文化凝視的反思正在逐步形成，越來越多作家在有意識地、主動地開發(fā)自身的文化符號與文化資源，不做觀光凝視下迎合的表演的客體，而是在騷動不安的動態(tài)的復雜的世界秩序中發(fā)出聲音定位自我，‘回應嚴肅而深刻的現代命題’（王威廉），這也是新南方寫作的擔當與使命?！保ㄓ陉谎?、周明全：《“新南方寫作”：流動、疊合及凝視——新南方作家訪談·于昊燕》，《廣州文藝》2023年第11期。）這個說法我很認同，強調了一種不迎合、不表演的自足性和獨立意識。當然，實踐起來并不容易。您認為“新南方”作家該如何“回應”這個“嚴肅而深刻的現代命題”？

楊慶祥：這不僅僅是“新南方寫作”需要面臨的問題，也是所有的當代寫作都要面對的問題。嚴格來說，在當代的全媒體語境中，任何一種寫作都擺脫不了基于某種特定意識形態(tài)的凝視和符號化。居伊·德波將這種凝視和符號化的世界稱為“景觀社會”，他早年認為通過某種激進的寫作或者實踐行為可以打破這一“景觀”，但后來轉而悲觀，覺得這種資本主義的景觀無法突破。我個人認為任何一種有效的寫作都是對秩序和景觀的一種挑戰(zhàn)，它或許很快就會成為秩序和景觀的一部分，這也就意味著任何一次寫作都應該是一次新的開拓，而非重復性行為。這也是AI無法取代真正有創(chuàng)造力的人類寫作的原因，AI的寫作的本質是重復和對既有數據庫的組合，人類的寫作行為每一次都獨一無二。

唐詩人：當前學界討論“地方性寫作”時，基本會強調“世界性”，您覺得“新南方寫作”的世界性與新東北、新浙派的世界性相比較的話，有什么獨特之處嗎？

楊慶祥：在長期的論述和認知中，因為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世界性”往往被窄化為“歐美性”甚至是“西歐性”，比如在1980年代的觀念中，走向世界其實就是走向歐美。這種認知將自我剝離出“世界”之外，以一種落伍者的形象追逐“世界性”的腳步。這種“古今/東西”的認知模式是近100年特殊的世界局勢和歷史語境的產物，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創(chuàng)制出了一系列的問題范式。但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之下，很顯然，這種認知模式既不能解釋當下的局勢，也無法生產出新的問題。在我看來，“新南方寫作”的“世界性”因為是一種“有我的世界性”，“我”就是世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不存在“我”向“世界性”俯首稱臣，而是通過對“我”的書寫豐富并拓展“世界性”本身。這就是我認為的“新南方寫作”的“世界性”，其他以地域命名的寫作潮流，也可以參考這一界定。

唐詩人：青年作家李唐、路魆的對話中談及一個現象，就是很多作家剛開始寫作時其實是刻意在規(guī)避“地域”的，都想著要寫出一些跨越地域、超越民族國家的帶有普遍性、世界性的作品。這里面當然包含了青年作家的文學野心，但這類刻意規(guī)避地方的寫作似乎也于無意識中繼承了某種“文學痼疾”——一種“世界饑渴癥”。青年作家到底該如何辯證地看待或者處理好地方性和世界性，您有沒有好的建議。

楊慶祥：寫好自己所生活的地域，寫好自己所存在的處所，就是寫出了一種世界性，并沒有一種外在于我們身體經驗和生活經驗的抽象的世界性。因此，如果有什么建議的話，我的建議就是要非常具體、扎實、深入地挖掘地域與自我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不是表面的，而是滲透語言和歷史的層面，地方性不是風景和風俗的描寫，而是指作家是否寫出了這一地域所沉淀的生活內容和生命實感，如果作家寫到了這個層面，他就既寫出了地方性，也寫出了世界性。

唐詩人：與黃錦樹的對談中，他認為“新南方寫作”會和“華語語系”論一樣，沒有多大的發(fā)展性。您認為這兩個概念最大的區(qū)別在哪，“新南方寫作”如何避免“華語語系”論的命運？

楊慶祥：史書美的“華語語系”論試圖將中國大陸的漢語寫作排斥在“華語語系”之外，這固然出于“去中心化”的目的，但也抽空了華語語系的堅實基礎。在我看來，全球華語寫作類似于一張大網，每一個連接點都有可能爆發(fā)出新的寫作實踐和新的美學風格。因此，不是將這張網里的某一部分直接刪除，而是讓這張網里面的連接點更多，更分散，并刺激這些連接點，以釋放出更有創(chuàng)造力的當量，這是我的一個設想?！靶履戏綄懽鳌本褪沁@張大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連接點，目前看，它暴發(fā)出來的當量已經足夠劇烈，我認為它還會繼續(xù)暴發(fā)下去。

唐詩人：討論“新南方寫作”時，多數學者會突出林森等人的海洋寫作。海洋文學，可能是北方目光下“南方之南”最清晰的新題材新方向。但海洋并非南方獨有。浙江、上海以及青島、大連等地都有海洋，也有不少寫海洋的文學作品。這類“別處亦有”的觀點可提醒我們，討論“新”，不能局限在題材、類型等最顯而易見的維度，而是找到更內在的、新的精神向度。想請教楊老師，“新南方寫作”的海洋書寫，有怎樣的獨特性，應該具備怎樣的精神品格。

楊慶祥：首先我想明確的是，海洋書寫并非“新南方寫作”唯一的或者獨異的題材，正如你所言，其他的地方寫作同樣可以涉足這一題材。也就是說，海洋書寫并非“新南方寫作”的本質性規(guī)定——當然我也一直懷疑是否需要這樣的規(guī)定，任何對本質的追求都陷入一種僵硬的形而上學。就“新南方寫作”來說，海洋是具體的海洋、歷史的海洋、實在的海洋，而非作為一種靜態(tài)審美對象，用于確定自我文化寄寓的海洋。這當然是所有當代海洋寫作應該持有的態(tài)度。因此，“新南方寫作”的海洋書寫，其獨特性和精神品格就是一種當代性——2020年代的海洋而非此前的海洋和此后的海洋。這是我對“新南方寫作”海洋書寫的期待。

03

 地方寫作：“新”概念的破與立

唐詩人：當前出現很多以“新”命名的地方寫作概念，一些學者對此表示疑惑，認為這么頻繁、這么輕易地生產“新”概念，很不嚴肅。“地域文學好像漸漸成為一種風尚，大家都在搶著‘圈地’，好像每個省份、每個城市都可以創(chuàng)造一個地域文學的概念，如果真的這么輕易，那么，文學地域的界限在哪里？地域文學的價值是什么？”（徐威、行超：《地域：當下文學的熱點與潮流》，《廣州文藝》2024年第2期。）如何回應這一類疑惑？

楊慶祥：這恰好說明了“新南方寫作”這一概念的有效性，因為有效所以才能帶來示范作用，至于大量涌現的以地域命名的寫作潮流，要具體分析，每一種命名背后的訴求不同。我的觀點是，只要是能有利于文學寫作的多元化，這種命名多多益善。

唐詩人：對于“新南方”“新東北”這些提法，有學者質疑它們的合理性。比如方巖認為現代以來的、當前的文學與地方的關系與前現代時期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差別，“在當下的世界情境中，‘地方性’早就不是支配精神生產的核心因素，哪怕在地方內部，大部分時候它也只是一種裝飾性修辭”。（方巖：《地方性的皇帝新衣》，《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2期。）有不少學者持有相近觀點。其實，您以及更多的參與者討論“新南方”“新東北”概念時，都會強調當前的“地方性”不同于“地理大發(fā)現”之前的“地方性”。但要讓人了解這里面的差別并不容易，您可以用一些文本案例來闡釋嗎？

楊慶祥：首先“地方性作為一種裝飾性修辭”可能需要進行具體分析，在一些流行的作家那里，這種裝飾性可能比較嚴重，但對一些有創(chuàng)造力的作家來說，可能地方性并非這么簡單。沈從文、蕭紅、孫犁、汪曾祺等作家的地方性是一種裝飾性修辭嗎？我看未必，里面有復雜的構成。恰好是因為認知里有這種裝飾性的意識，才忽略了真正的地方性不會因為前現代/后現代這種“進化論”視野而消失，地方性是一種源頭式的東西，時刻涌現出來，關鍵在于寫作者是否對此有所覺悟。再退一步說，如果今天存在一種抹平一切的所謂“現代寫作或者世界性寫作”，那么，為了對沖這種寫作傾向，裝飾性的地方寫作有時候也是必要的。更不用說在最近這些年出現的很多作品里，地方性構成了真實的精神圖騰，比如陳先發(fā)、雷平陽、楊鍵等人的詩歌寫作，比如林白、黎紫書、黃錦樹等人的小說寫作。

唐詩人：針對當前的地方寫作現象，有學者提醒說：“地方性寫作不應該成為新一輪的話語圈地運動，如果將其敞開為一個建構的過程，那么更進一步，不應只是立足邊緣反叛中心，或‘壓抑者復歸’，而是應當從整體上突破宰制性的格局、結構與分配秩序。”“今天的地方性寫作理應提供一種更為流動、相對化的視野去處理中心/邊緣、普遍/特殊等命題?！保ń鹄恚骸兜胤叫詫懽鞯纳鷻C與局限》，《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2期。）我個人覺得這類提醒有其必要性。我們討論“新南方”等“新”地方寫作的“新”時，也不能被中心/邊緣、普遍/特殊等二元概念局限。尤其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恰恰需要突破這些二元結構。但如何突破，似乎也是一個難題，想聽聽您的意見。

楊慶祥：在一個概念的建構過程中，有破才有立，即使是作為一種策略，他者也是一種必然性的存在。因此，“新南方”一定會有“舊南方”“北方”等等似乎對位的他者。但這兩者之間并不必然構成“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關系，如果認定“新南方寫作”會陷入這種二元對立，可能是觀念的慣性使然。在我看來，“新南方寫作”一開始雖然借助他者獲得彰顯，但本身就富有自洽性，即使沒有他者的對位，同樣可以在理論和實踐層面自我完成。目前的情況可能是我們過于糾纏在“破”的層面，“立”的工作做得太少。具體有效的方式應該是借助大量的文本細讀，來一步步豐富“新”的當下內容。

唐詩人：一些學者曾提及，就是像林棹、林白、葛亮等作家的作品，即便不用“新南方”這個框子，也一樣可以挖掘出他們作品里面的地方性內涵及其現代精神，那么還有必要用“新南方寫作”來闡釋嗎？還有必要強調這里面的“南方性”嗎？（見方巖：《地方性的皇帝新衣》，《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2期；李壯、唐詩人：《熱鬧背后，我們總歸有要守住的寂寞》，《廣州文藝》2024年第12期。）這也是我的疑惑，分析討論某個具體作品時，不戴“新南方”這些帽子，并不影響我們的分析評論。當然，有些時候，“新南方”等“新”概念確實可以帶來一種“新目光”，比如我分析鄧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時，如果沒有“新南方”這個切口，我可能不會去討論小說里面的南方人物、南方風景如何具有去中心的、反思性的思想批判內涵。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鄧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楊慶祥：很簡單，覺得有效就使用，無效就不要使用。沒有弗洛伊德的理論概念，我們也可以分析出很多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疾患，沒有?？碌臋嗔碚?，我們也能發(fā)現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權力關系。用佛教的觀念來看，所有的言說不過是“相”的一種，又何必執(zhí)著如斯？

唐詩人：有評論家指出，討論“新南方寫作”等地域文學概念，不能局限于地方上的文學問題，應該提升到更宏大的議題當中去。比如有學者認為應融入全球政治、文化生態(tài)、科技賦能等問題的討論當中去。尤其“南方”概念，“應介入到更多的現實事務當中去，從一種地區(qū)經驗變成一種批評意識”，把“南方”作為一種方法。（姜肖、余夏云：《世界·未來·理論：新南方寫作的三重門》，《廣州文藝》2024年第6期。）也有學者把“新南方”視作一種認知裝置，“有助于我們打開對于當代中國文學、文化的觀察視界”，把“地方”或者說“南方”，視作“一種批判性的理論視野”。（林崢、李靜：《“南北文學觀”：一種認識裝置的形成與反思》，《廣州文藝》2024年第10期。）這些觀點，自有其理論意義。但脫離文學去介入現實、批判現實，似乎也浪漫化了。您如何看待這些期許，您覺得關于“新南方寫作”或“新浙派”等地方性寫作問題，需要怎樣的思想視野，又能夠繪就怎樣的未來圖景？

楊慶祥：文學只能以文學的方式去介入現實，“新南方”當然可以作為視野，作為認識裝置，作為一種思考和觀察的方法。需要區(qū)分的是它在何種層次上產生效用？地理學上的“新南方”、人類學意義上的“新南方”、戰(zhàn)略緩沖意義上的“新南方”，其指向都各有不同。我這里稍微想提及一下，在我最早關于“新南方”的想象和建構中，戰(zhàn)略意義上的“新南方”其實是一個思考的原動力，我在《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一文的最后已經隱約表達了這種思路。就新南方寫作來說，這里的“新南方”實際上是一個用語言來編碼的南方，或者說是一個想象性中的“新南方”，它沒有辦法被完全實存化，或者說，它其實永遠反對并解構實存意義上的“南方”——這也是它將會常寫常新的緣由。以此，未來圖景或許是——新南方，新新南方，新新新南方……

04

 “‘新南方寫作’已經是一個故事了”

唐詩人：參與對談的作家，對于評論界討論的“新南方寫作”等地方寫作、地域文學概念，少部分積極呼應，大部分其實是保持距離、留有余地。您覺得作家該如何對待這些地方性寫作話題？

楊慶祥：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每個作家都會強調自己的“獨一性”，可惜的是，他們有時候被單一的意識形態(tài)塑造而不自知。中國當代的作家，能夠反觀自我的很少。我的意思是，作家參與不參與其實并沒有那么重要，理論和寫作一樣，有它自己的生命。從這個角度看，“新南方寫作”已經是一個故事了，這個故事會有自己的主體和講述方式。

唐詩人：當前討論地方寫作，不管是“新南方”還是“新東北”，包括“新北京”“新浙派”，主要的參與者、積極的推動者似乎還是80后作家和評論家。多數70后作家似乎對這類概念已見怪不怪，或冷眼旁觀，或樂見其成，并不積極；而很多90后作家似乎也是被裹挾進來的、無奈的被討論者。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楊慶祥：這里其實需要廓清一下，你可能是因為主持相關欄目，找年齡接近的作家評論家比較容易約稿，所以感覺更多是青年人在參與，實際上，這一概念的提出、發(fā)軔和被熱議，和很多不同代際的作家、批評家、編輯密切相關。就有好幾個50后的前輩作家、批評家跟我私下里討論過這個概念，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也有很多文章在陸續(xù)刊發(fā)。這是其一。其二，如果說青年人參與度更高，也在情理之中，青年人對新話題更敏感，也更愿意發(fā)言。這是很正常的事情，1980年代對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的討論，也是當時的青年人參與更多。

唐詩人：作家朱山坡曾說：“有人認為，‘新南方寫作’還缺少令人信服的作家和作品，因此，‘新南方寫作’是在虛張聲勢。這種觀點本身就是一種對‘南方以南’由來已久的輕蔑和偏見，我們要為自己申辯，也是打出‘新南方寫作’的原因。我們需要大伙心平氣和、客觀公正地以專業(yè)的精神關注、審視這個群體的寫作。”（朱山坡、曾攀：《與其北望中原，不如直面世界——新南方作家訪談·朱山坡》，《廣州文藝》2023年第4期。）想問一下楊老師，我們圍繞“新南方寫作”討論了這么多年，北方、北京對于南方以南的寫作是否還是如此“輕蔑”，這類偏見是否還如此頑固？

楊慶祥：南方首先不能自我矮化。實際情況上，南方一直在中國的文化版圖里占據著重要的地位。至于說“新南方寫作”缺少令人信服的作家作品，我覺得這是一種習慣性的盲視。但凡對這些年中國當代寫作稍有了解的人，都必須承認“新南方寫作”已經涌現了一批有創(chuàng)造力的作家，一批高質量的作品。這些作家作品我已經在不同的文章中列舉，這里不再一一舉例。另外，有些意見不過是意氣用事，不用在意。南方與北方的關系，絕不僅僅是“藐視”“依附”那么簡單，相反，是復雜的互動互文，是彼此的建構和發(fā)現。

唐詩人：您在《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一文中曾指出，“就新南方的廣大區(qū)域來說，現代漢語書寫的經典性還相對缺失”。這么些年過去，“新南方”地區(qū)出現了很多新長篇新文本，您覺得現在有哪些文本有這種“經典性”特征或者潛質嗎？

楊慶祥：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很難判斷哪些作品就是經典作品，即使是埃斯卡皮所謂的短經典，也要經過數十年時間的考驗，按照埃斯卡皮的觀點，一位作家去世20年后，他的作品還在大學課堂上講授，就可以稱之為短經典了。典型氣質的“新南方”作品都是這幾年涌現出來的，其經典性還有待時間的考驗，不過我相信一定會有作品進入經典的譜系。

唐詩人：最后一個問題，我們討論地方，歸根結底還是希望看到新的作家去創(chuàng)造新的人物、去表現新的偉大的靈魂。所以，關于“新南方寫作”“新浙派”等，都會強調概念的“召喚性”，是面向未來的精神召喚、思想企盼。最后，也請楊老師再補充說一些您想強調的話吧。謝謝您！

楊慶祥：當代是速朽的時間體驗——在彌賽亞降臨之前，所有的存在都是速朽的。所以我大抵持一種相對不那么固執(zhí)的態(tài)度，“新的人物、新的偉大的靈魂”有固然好，沒有也沒有關系，如果再嚴苛一點，歷史上的很多無妄之災恰好是那些所謂的“新人物”“新的偉大靈魂”帶來的。文學很多時候不過是一種自我表達和自我安慰，我們附加它太多意義了，它已經不堪重負，所以，還是要多一點游戲精神，無可無不可，這才是作為一個“楚人”和“幽靈派”理想的“道”啊。

謝謝詩人準確、豐富的提問，激發(fā)了我的很多想法。愿“新南方”波瀾壯闊，席卷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