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寫作往往從故鄉經驗出發

近年來，地方性寫作正在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不容忽視的一種強勁趨勢，諸如“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新北京作家群”“新浙派”“新西部文學”等，彼此應和，串聯起了當代文學極為豐富與多元的總體面向。但是，地方性寫作在展示更為絢麗的文學前景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問題，面臨著一些挑戰。譬如，地方性寫作的起點與終點是什么？當作家們熱衷于呈現不一樣的地方景觀時，讀者如何通過閱讀抵達不同于以往的文學世界？這些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寫作之間，是否也存在某種更為動人心弦的同一性？地方性寫作如何借地方的經驗來書寫與表現新的現實，甚至體現一種世界性的維度？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不僅可以拓展地方性寫作的深度與廣度，也有助于觀察與闡述當代文學的總體風貌。我無法完整回答這些問題，只能試著提供一些片段式的思考。

首先，我們需要探討地方性寫作的“起點”問題。無論是不是地方性寫作，所有文學創作的起點應該都是作家深切的、生動的個人經驗，而不是地理學意義上的地域或地方。因此，究竟在何種意義上使用“地方”一詞來建構地方性寫作，就是一個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美國人文地理學者段義孚對空間與地方的區分，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提供了理解的方向。在他看來，空間僅僅是一種依靠水平或垂直運動來測量物質存在的廣延性維度，而地方則是對曾經居住于其間的人別具意義的空間。段義孚特別強調“親切經驗”之于地方的重要性，親切的經驗往往源自那些令人不設防的親切場合，親切的地方就是“撫育一個人的地方”。（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11頁）在那個地方，人們的基本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關注和滿足。這種滿足所帶來的安全感與安逸感又是其他生活經驗難以賦予的。這正是家園或地方的不可替代性之所在。

因此，地方性寫作可能首先是故鄉書寫，即以作家自身的故鄉經驗為基礎，折射一個地方的風情，比如新南方寫作中的林棹、朱山坡、陳春成，新東北作家群中的雙雪濤、班宇、鄭執等作家，莫不如此。在地方性寫作中，故事、人物與地域相得益彰、水乳交融，位于作者記憶坐標中心點的故鄉/地方，不僅僅為故事的發生提供了所需的空間背景，本身也構成了故事情緒與氣氛的一部分，這才是“地方”之于地方性寫作的意義。

對同質化書寫的抵抗意義

地方性寫作在這個全球化浪潮沖擊下越來越趨向同質化的時代，為我們講述了發生在不同地方的充滿異質性的精彩故事，展現出了抵御同質化趨勢的可貴的嘗試與努力。在這個意義上講，地方性可能就意味著多元性，最直觀的莫過于地方性寫作文本中地理景觀的多樣化。獨特的地理景觀是成就地方性寫作文學景觀的外部條件，也是作家們致力于描繪的動人風景。比如新東北作家群的作品幾乎總離不開白雪皚皚的北國風光。《平原上的摩西》寫李斐與莊樹圣誕夜那場陰差陽錯的焰火之約，雪夜的肅殺寂靜令猝不及防的血污更加觸目驚心。東北作家筆下的雪景打破了讀者特別是南方讀者輕柔夢幻的雪景想象，透露出極寒之地冰雪覆蓋時節那種殘酷的真實感，讀者通過文字仿佛觸摸到北國粗糲的質感。相較之下，南方寫作涌動著水流的柔美、奔放與洶涌，溫暖濕潤的氣候滋養出茂盛豐繁、瑰麗多彩的植被，蓬勃著隱秘繁復的欲望與生機。鬼子的《一根水做的繩子》《被雨淋濕的河》以水之意象隱喻生命的脆弱與流逝，朱山坡的《風暴預警期》通過寫臺風過境前后的沖擊，揭示出充滿亞熱帶風情的倫理困境，林棹的《潮汐圖》更是充滿奇譎怪誕的想象，借一只南方巨蛙的經歷，在講述其穿越江海、自東向西的身體之旅時，也揭示了潮起潮落之外的時代沉浮、文化差異與思想變遷，在一個更闊大的坐標系中鋪展出別樣的南方敘事。

當然，地方性寫作不僅僅局限于地形地貌、風土物產的差異表達，更重要的使命是傳達出地域景觀背后的歷史經驗與文化結構，挖掘與呈現一方水土上的人們在想象世界與表現現實時彼此殊異的美學特征。早在2017年，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黃平便指出雙雪濤小說中表達了一種“走出‘自我’”的“新的美學原則”，認為他們選擇以東北90年代沉重的“下崗潮”題材去重述一個被影視劇以及娛樂節目所遮蔽的東北時，實際上也就選擇了一種全新的美學立場，構成了對舊有的東北文化想象的反駁。（黃平：《“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為例》，《揚子江文學評論》2017年第3期）其后，遼寧師范大學教授張學昕也以“荒寒美學”為東北書寫命名，指出以班宇為代表的“子一代”年輕東北作家對父輩經歷的審視、對“詩性生活”與“草根世界”的關懷，以及青春話語的少年意氣與歷史粗糲綿長的“空曠之音”纏繞碰撞，書寫出一個既古老又嶄新的“文學東北”，呈現出別具一格的地域景觀。（張學昕：《班宇東北敘事的“荒寒美學”》，《揚子江文學評論》2022年第2期）對地方性寫作彼此殊異的美學特征的充分肯定，或許能鼓勵更多更鮮活的“異質”作品的問世，從而抵抗文學書寫“同質化”的恐懼。

在德籍韓裔哲學家韓炳哲看來，同質化的恐懼已經席卷當今社會各個生活領域。盡管科技的進步極大地提升了遇見形形色色之“異己”的可能性，但事實上“數字化的全聯網和全交際并未使人們更容易遇見他者。相反，它恰恰更便于人們從陌生者和他者身邊經過，無視他們的存在，尋找到同者、志同道合者，從而導致我們的經驗視野日漸狹窄。它使我們陷入無盡的自我循環之中，并最終導致我們‘被自我想象洗腦’”。（韓炳哲：《他者的消失》，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4至5頁）這就提醒我們，與其亦步亦趨地以世界文學審美標準為標桿，還不如轉向中國當代文學內部，重新反省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地方性書寫對異質性的探索，可能也啟示我們，從民族文學出發，同樣可以追究本土與全球、自我與他者的話題，對陌生化的“地方”的書寫與想象，或許也可以成為抵御同質化文學書寫的有效手段。

“總體性”的視野不可或缺

作為中國當代文學自我革新與自我重塑之方式的地方性寫作，并不只有本土的、地方的、片段的特征，同時也具有某種總體性甚至全球性的特征。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王德威曾經提出將“邊地文學”作為華文文學研究的新問題與新方法。他認為，在華文文學的概念統攝之下，邊地與中心其實已經暗示了某種內在的一致性，而作為隱喻的邊地具有“跨域”“逾越”甚至“穿越”性等特征。（王德威：《華語邊地文學：問題與方法》，《中國比較文學》2025年第1期）地方性寫作與邊地寫作緊密相關，聲息相通，當然也具備類似的特質。借用王德威的表述，地方性寫作熱鬧非凡的眾聲喧嘩實則是眾聲喧“華”——看似邊界分明的地方性景觀無不是中國當代文學拼圖中的一隅，彼此殊異卻也彼此勾連鑲嵌，共同構成了當代文學的豐富樣態。與此同時，作家對地方風物、故土風情、自身經驗的表達，飽含對重返家園的渴望和對地方的理解。通過精神返鄉確認自我在歷史序列與整個世界中的位置，同樣也是獲得堅實可靠的“在地感”以抵御“無地方感”之焦慮、恐懼的方式。地方性書寫通過彰顯地方感而重塑現代人久已失去的“在地感”，從而呈現了當代文學總體性的多元面向。這才是地方性書寫無可替代的文學價值，或者說是它要奔赴的終點之一。

最后，還想談及的是，在全球化浪潮之后，其實已經很難分辨出純粹的地方性經驗與記憶。它們總是以混雜的、流動的，甚至另類的方式存在，由此形成了地方與總體、特殊與一般，或者說民族與世界的對話。如何借地方的經驗，來書寫與表現新的現實，甚至體現一種世界性的維度，這也是地方性寫作必須處理的問題。在此意義上，地方性書寫不是作為總體文學或世界文學的對立面而存在，地方性書寫本身就已經無法回避與總體、與世界的交接。換句話說，在當今的語境中，當代文學已經很難超脫全球議題，即使是地方性的經驗，也與全球化密不可分。地方性文學敘事是否或如何回應世界，或者更準確地說，當全球議題已經成為日常經驗或生活背景，如何來比較性地討論地方性與總體性、本土性與世界性的問題，值得我們深長思之。希望方興未艾的地方性寫作，能以其豐富的地方性敘事的經驗，提供一種全新的思路和對話的可能。

（作者系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