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后的廣寧公園，盡顯北京冰雪之韻。踏入報國寺，滿目銀裝素裹，顧炎武塑像傲然矗立在顧亭林祠的庭院中，仿佛正迎接前來瞻仰亭林書堂的訪客。

顧炎武是清代著名的思想家、經學家、史地學家與音韻學家，于明朝萬歷年間誕生于南直隸昆山（今江蘇昆山）千燈鎮。在旅居北京的歲月里，他所著的《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在全國范圍內廣泛流傳。

登山臨水勘察京郊地形

顧炎武的足跡遍布北京郊區各處，他詳細記錄旅行中的所見所聞，實地核查文獻資料，考察當地的歷史地理，同時關切民間疾苦，通過“紀政事，察民隱”，探求“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

順治十五年（1658年），顧炎武第一次來到北京。盡管僅停留幾日，但北京的城垣建筑與繁華景象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這般描述：“煌煌古燕京，金元遞開創……繚以皇城垣，靚深擬天上。其旁列兩街，省寺郁相望……百貨集廣馗，九金歸府藏。通州船萬艘，便門車千兩”。

次年，顧炎武用兩匹騾子馱著書籍，騎馬途經永平、昌黎抵達昌平州。他在隨行筆記中寫道，昌平州即昔日的永安城，州府治所在舊城內大街西側，起初為順天府昌平縣，正德年間改為順天府昌平州，管轄密云、順義、懷柔三縣。游歷居庸關時，他依據《魏書》《北齊書》《元史》等史料考證，得知居庸關南口曾稱作下口、夏口；參考《水經注》《淮南子》《金史》等記載，闡述了居庸關的險要地勢；考據《后漢書》《三國志》《魏書》《唐書》，明確居庸關自漢代便已存在，建安年間名為西關，北魏時稱作軍都關，唐代則叫納款關。他還指出“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而岔道又八達嶺之藩籬”，并留下“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澗泉流鳥道懸”“極目危巒望八荒，浮云夕日徧山黃”等詩句。

一年后，顧炎武再次進京。彼時，恰逢其外甥徐元文參加禮部會試而滯留京師，兩人相見時，談及自己“一年之中，半宿旅店”的北游經歷，顧炎武說道：“必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臨水；必有濟世安民之識，而后可以考古論今”。

《亭林軼文輯補》記載，康熙元年（1662年）正月，顧炎武“入京師，游盤山”。游歷密云時，他寫道：“昌平州東北一百二十里為密云縣，漢白檀縣也”。探訪邊防要塞古北口時，他在記述中提及古北口之名自唐代開始出現，還講述了唐末至五代初期發生在古北口的重大戰役，深刻闡述了古北口的要塞作用。看到楊業祠后，他經過考證說道：“雁門之北口非古北口也，祠于斯者，誤也”，并創作《古北口》詩四首，描繪古北口的歷史地理與人文景觀：“漢家亭障接山南，光祿臺空倚夕嵐。戍卒耕田烽火寂，唯馀城下一茅庵”“歲歲飛鴻出口迴，年年採木下川來……霧靈山上雜花生，山下流泉入塞聲”。

此次進京，顧炎武歷時近半年，五十歲生日（五月二十八日）也是在昌平度過的，他還寫下《五十初度時在昌平》一詩：“居然濩落念無成，隙駟流萍度此生。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

顧炎武反對浮夸空談的學風，講求經世致用之學。順治十六年（1659年）至康熙十六年（1677年）間，他先后六次實地考察昌平的山川河流、地名掌故、府衙建制等，并將考察范圍延伸至順義、密云、懷柔，系統梳理昌平地區的山水形勝與都城沿革，結合歷史文獻并征求學者意見，撰寫成清初京畿地區重要的歷史地理文獻——《昌平山水記》。詩文家王宏撰評價此書“凡親歷對證，三易其稿矣”。顧炎武最后一次離開昌平時寫道：“蕭瑟昌平路，行來十九年。”

此外，通過實地勘察京東地區的風物古跡，對照相關文獻資料，辨別糾正歷史記述中的錯誤，顧炎武還著成了《京東考古錄》。

訪友治學錄得珍貴古籍

顧炎武十分喜愛北京的文化環境，尤為看重這里豐富的藏書與古代典籍。當時，慈仁寺（今報國寺）書市在京城聲名遠揚，其興起比琉璃廠書市更早，文人墨客往來不絕，朱彝尊、王士禎、查慎行、孔尚任、高衍、李天馥、葉方藹、宋犖等，都是這里的常客。

康熙六年（1667年），顧炎武到京后便居住在慈仁寺（后來的報國寺）。此后三年間，他先后五次進京，大多居于慈仁寺，有時也住在附近的七圣庵、文昌閣、繩匠胡同（今為菜市口大街的組成部分）等地。他每日以文會友、借閱圖書、抄錄典籍、著書立說，結識了當時眾多學者名士，如收藏家孫承澤、經學家陸元輔、文學家申涵光、文學家譚吉璁等。

顧炎武多次前往孫承澤位于西山退谷的研山齋，或是研討學問，或是借書還書。有一次，他原本與太史公雷天鐸相約見面，恰逢孫承澤臨時邀約，他便給弟子潘來留言：“退翁見召，午后趨往，而太史公已行，不得一晤，幸致意。”

顧炎武堅守“著書不如鈔書”的家訓，堅持抄錄古本，注重原典的保存。他在《鈔書自序》中提到，若是遇到賢人將書籍相示，便會留下來，或是親手抄錄，或是找人抄錄，并引用孔子的話說：“多見而識之。”見到孫承澤收藏的《春秋權衡》《春秋纂例》《漢上易傳》等書后，他便借去閱讀，陳上年資助他“薪米紙筆”，他全部用在了抄錄這些書籍上。朱彝尊曾作詩懷念他：“戶牖分今古，朋游隔歲時。齊東回首望，最憶虎頭癡（指顧炎武）”。《音學五書》手稿初步完成后，李光地率先閱讀，贊嘆道：“有顧氏之書，然后三代之文可讀，《雅》《頌》之音各得其所，自漢、晉以來，未之有也。”

康熙十年（1671年）至十六年（1677年），顧炎武已步入花甲之年，他在京期間基本居住在晚輩徐乾學、徐元文的宅邸中，查閱藏書資料，征求學者意見，修訂《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

當時，想要抄寫《日知錄》初刻本的學者有很多，但都被顧炎武謝絕了。他在《初刻日知錄自序》中表示，經過查證，發現書中仍有不少疏漏之處，這是因為昔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雖經多次修改，仍不能“自以為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希望廣泛征詢學者的意見后再進行修改。他還說，昔日取得的成果不足以自夸，未來的成就也不應自我設限，愿將此書留待后世檢驗，若能達到“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的目的，“則幸甚！”

京內的學者常常親自登門交流探討，當時文學家錢秉鐙與顧炎武研討了一個多月，顧炎武還作《燕中贈錢編修秉鐙》一詩：“燕市雞鳴動客輪，九門馳道足黃塵。相逢不見金臺侶，但說荊軻是酒人”。京外的學者則通過書信寄來見解，例如，顧炎武將《日知錄》樣本分別寄給理學家、文學家陸世儀和詩人、學者李良年，強調“其有不合者，望一一為之批駁，寄至都門，以便改正”，在給李良年的信中還提到“將讀退谷（孫承澤）先生之藏書”。

“家國天下”契合晚清時政

顧炎武來京的唯一目的便是著書立說，以舅父的身份居住在外甥家中實屬無奈，他對文人士大夫的聚會宴飲更是不以為然。徐乾學在繩匠胡同的宅邸中建有待客之所山堂，在虎坊橋南還有一處別業名為南國。徐乾學曾作詩描述聚會場景：“宣武門西別業幽，群公載酒共銷憂。石回鸚鵡依雕欄，泉噴珠璣入畫樓。”詩中所提及的“群公”，包括翰林院編修吳光、禮部左侍郎嚴我斯、翰林院檢討蔡啟僔、書法家徐方虎等人。顧炎武對此曾說：“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于征色發聲而拒之，乃僅得自完而已”，并寫下《賦得檐下雀》一詩：“力小不成巢，翾飛無定止。所謀但一枝，徬徨靡可恃。曾窺王謝堂，不作銜泥壘。雖依檐下宿，無異深林里。豈不慕高明，其奈驚丸耳。惟應罷官時，殷勤數來此。”當年年底，他便移居到晚輩顧洪善（時任內閣中書）家中過冬。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顧炎武離開北京，遷往山西、陜西等地。

道光年間，北京宣南地區詩社、詩會盛行，士人學子云集于此，他們常常以“家國天下”為己任，聚集在一起議論時事、抨擊時弊。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后，顧炎武的言論深深觸動了眾多仁人志士的靈魂，大家逐漸意識到“天下興亡”是每個人義不容辭的責任，“士大夫之無恥”便是國家之恥，天下士人應當“拯斯人于涂炭，為萬世開太平”，從水火之中挽救民族危亡。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翰林院編修何紹基、貢生張穆等人發出倡議，修建顧亭林祠以紀念顧炎武先生，參與捐資的儒士學子約有三十七人。顧亭林祠既是文人雅集的場所，也是紀念顧炎武的重要地點，當時許多文人儒士都曾到訪此處，如林則徐、魏源、徐松、許瀚、顧莼、陳潮、苗夔等。該祠分別在1856年、1921年兩次重修，留存有《顧亭林先生祠記》《重修亭林先生祠記》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