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幾天前，劉慶邦先生發了我一篇文章，對我說：再過兩天，就是鐵生去世15周年的日子了，寫了一篇文章，算是對鐵生的紀念！

劉慶邦先生的小說我讀過不少，他是北京市作協原副主席、魯迅文學獎、老舍文學獎獲得者，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影《盲井》曾獲柏林電影節銀熊獎。我知道，2010年的12月31日是史鐵生去世的日子，也是如我一樣曾被他的文字打動的讀者心碎的一天。我迫不及待細細讀完文章，潸然淚下，悵然若失。劉慶邦用略帶憂傷的文字娓娓講述著他們當年的故事。全文如下。

在1993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曾帶王安憶去逛過地壇。當然，我們是沖著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去的。

自從北京書市2002年首次在地壇公園落地以來，二十多年過去了，地壇書市幾乎每年都要舉辦兩三次，分春季、秋季和冬季書市。久而久之，地壇書市就形成了北京市一個公益性、群眾性的文化盛事，讓市民們期待和向往。

書市有了新名字

我原來工作的單位和現在居住的地方，離地壇公園很近，每次逢書市開市，我都要騎上自行車，到書市的市場上走一走，看一看。我沒給自己設定目標，不一定買什么書。我的書已經夠多了。但我每每看到書市上書香四溢，人頭攢動，有讀者三本五本地買書，作為一個寫書的人，我都悄悄有些欣慰。盡管讀者所買的并不是我寫的書，但書籍作為人類智慧的結晶，作為人們精神生活的一種來源，看到還有不少人在買書，看書，還是值得讓人高興。

更讓我感到高興的是，到了2023年，地壇書市有了新的命名，有了一個主題，主題是“我與地壇”。世界上的一切活動，有主題和沒主題是不一樣的，有了主題，就有了意義，有了統攝和號召般的力量。就拿地壇書市來說，在沒有主題之前，地壇書市的說法，總讓人覺得有些泛泛，有些一般，甚至有一些商業化的味道。有了“我與地壇”這個主題，給人們的感覺一下子就不一樣了，它不但讓人感到親切，使每一位參與活動的讀者都像是赴約，有了一種主體意識，更重要的是，用一部經典化的文學作品作為書市的主題，它就使書市有了文學性，有了詩意，使書市的人文意義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我們都知道，《我與地壇》是史鐵生發表在《上海文學》1991年第1期頭條的一篇作品。據責任編輯姚育明撰文回憶，對于這篇作品的體裁，史鐵生沒有標明是散文，也不愿標注為小說，只同意被說成是“史鐵生新作”。這篇一萬三千多字的新作甫一發表，即得到了王安憶、韓少功等作家的高度評價。韓少功甚至說，1991年哪怕只有史鐵生的《我與地壇》這一篇作品，對于整個全國的文學創作來說，也算是一個豐收年。

我所在單位的圖書閱覽室，訂有《上海文學》，一借到當期的雜志，我就在第一時間讀了《我與地壇》。我一字一句讀得很慢，邊讀邊品味，邊讀邊走神兒，像是來了一場靈魂出竅，又像是得到了一場精神洗禮。讀完作品的最后一句，我有些發呆，一時不知身在何處，半天回不過神兒來。我沒有能力對《我與地壇》做出恰當的評價，只覺它太好了，太好了，好到讓人無法說，好到一種無可評說的程度。

真的，它寫盡了人生的苦難，卻并不讓人感到悲傷。它參透了生命的生與死，卻一點兒都不讓人絕望。它是史鐵生奉獻給全人類的真正的詩意之作，哲思之作，生命之作，心魂之作。一個作者如果能寫上這么一篇作品，一輩子都值了。史鐵生在作品中多次說到地壇公園的園神，我覺得史鐵生就是那位園神。史鐵生在作品中反復提到上帝，我認為史鐵生就是坐在輪椅上的上帝。

史鐵生 

與鐵生的相識

說起來，我對地壇公園也很熟悉。

史鐵生說，他前前后后在地壇公園待了十五年。從絕對時間來說，我也許沒有史鐵生在園子里待得時間長，要論去地壇公園的次數，我可能比史鐵生去得還要多。

1978年春節過后，我從河南的一座煤礦被借調到煤炭工業部下屬的一家雜志社幫助工作。我那年剛26歲多一點，正是精力充沛的時候。我就住在煤炭部的辦公大樓里，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地壇公園里去鍛煉身體。

煤炭部離地壇公園很近，不過二三百米，我跑步穿過地壇北里小區，就到了地壇公園的北門。那時地壇公園不收門票，印象中大門一天到晚都是敞開的。正如史鐵生所說，當時的地壇公園是荒蕪的，到處長滿了雜樹和野草。

跑進公園后，我繞著公園墻內的甬道順時針跑一大圈兒，然后在一片柏樹林里打一套長拳。可能因為我起得比較早，在跑步期間，我沒看見過別的人，偌大的公園里似乎只有我一個人在跑步。

我打長拳沒拜過師，是從一本小冊子上按圖索驥自學的。從馬步沖拳，到騰空踢腿，一招一式，我覺得自己打得還可以。在打拳的時候，我希望能有人看到，最好能給一個喝彩。可是，柏樹林子里更沒有人，我只能打給自己看。等我把自己的微汗打出來，就到煤炭部的機關食堂吃早餐去了。

在上午和下午的工間操時間，有時我也會就近到地壇公園轉一圈兒。在這個時間段，史鐵生也會待在園子里，他或是慢慢搖著輪椅，在古園里東看西看，或是躲在一處草叢里，坐在輪椅里苦思冥想。

我確信我看見過史鐵生，但那時他的寫作還沒有出名，我不知道他是誰，只知道他是一個在輪椅上生存的、可憐的年輕人。當然，史鐵生也不知道我是誰，我普通得什么特點都沒有，不會成為他關注的對象。我和史鐵生有著相同的年齡，卻有著不同的身體狀況和命運，我們兩個在地壇公園失之交臂。

直到1986年秋天，我和妻子騎著自行車，去雍和宮附近史鐵生家所住的平房小院送王安憶給史鐵生織的毛衣時，才認識了史鐵生。

我對史鐵生說，我在地壇公園里看見過他。史鐵生的樣子一點兒都不驚奇，他把我打量了一下，說他對我一點兒印象都沒有。

我說我去地壇都是從北門進，進了公園往南走。他說他去地壇公園是從南門進，進了公園往北走。史鐵生說，他只認南門，一條道走到黑，從沒有出過北門。我說我也很少出南門。

劉慶邦（左）與史鐵生（2010年2月），這一年的最后一天，史鐵生永遠離開了我們。

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我與地壇》被選入高中語文課本，隨著老少幾代人都在讀這篇作品，隨著這篇作品的影響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入人心，使得地壇這座在北京存在了四百多年的古園今非昔比，知名度和影響力都大大提升。

僅從全國的文學人口來說，他們到北京，可以不去八達嶺，不去頤和園，地壇公園是一定要去的。世界上任何好地方，如果沒有文學藝術的參與，斷不可生輝和流傳。比如北京還有天壇、日壇等公園，因沒有類似“我與天壇”和“我與日壇”那樣的作品相伴，名氣就沒有那么大，去打卡的人也沒有那么多。

你說我偏愛也可以，我大膽前瞻性地認為，史鐵生之于地壇，與王勃之于滕王閣、范仲淹之于岳陽樓，一點都不遜色。只不過王勃、范仲淹所作的是詩文，史鐵生作的是白話文而已。我們都自從有了《我與地壇》之后，地壇也變成了文學的圣壇，地壇公園也變成了文學的神園。

帶王安憶見史鐵生

1993年初春，王安憶給我打電話，說她想到北京找一個地方寫作，問我能不能幫她找一間房子。她說，她就是想試一試，到一個陌生的環境能不能寫作。

劉慶邦與王安憶 1993年

在北京找房子不容易，我只能說試一試，看能不能找到。還好，我在煤炭報社有一個同事，她名下有一套一居室的房子正閑置著，她知道王安憶的大名，我跟她一說，她就同意了。

在北京寫作期間，王安憶是自我封閉的狀態，幾乎哪里都不去，天天在一樓的那間房子里寫東西。為了避免干擾，靜心寫作，她囑咐我，不要讓別人知道她在北京。每天每天，她都在看書，寫作，哪里都不去。

過了一段時間，我去看她，她對我提出，想去看望一個朋友。想去看望哪一位呢？是史鐵生。

此時，史鐵生的家已從地壇公園附近搬到了金臺路附近的水碓子小區。王安憶借住的和平里離水碓子比較遠，她對北京的公交線路又不熟，只能是我帶她去。

見到史鐵生，王安憶像是終于見到了可以交談的老朋友一樣，兩個人談得非常高興。多是王安憶提問題，史鐵生回答。他們談的多是抽象的、高端的話題，我似懂非懂，只能在一旁聽。我記得王安憶說到了《我與地壇》，說好得不得了。史鐵生微笑著，說一篇小文章。王安憶說：不，是大文章。此后，我又陪王安憶去過史鐵生家兩三次。有兩次還把史鐵生拉到外面，跟莫言、劉震云、王朔等朋友一塊兒吃了飯，喝了酒。

作家劉震云、王朔、王安憶、劉慶邦、史鐵生、莫言等聚會。

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從靜安里家里騎車，來到王安憶寫作的住處，對她說：我帶您出去轉轉吧。

王安憶問：去哪里？

您想去哪里？

我也不知道。我哪里都不想去。

我帶您去地壇公園怎么樣？就是史鐵生寫過的那個地壇。

王安憶一聽，眼睛頓時亮了，說好呀，自從讀了史鐵生的《我與地壇》，我一直想去地壇實地看一看。

王安憶住的地方離地壇公園有一段距離，步行去有些遠，我只好讓她坐在我的自行車的后座上，帶她去地壇。我本來可以給她借一輛自行車，我們一人騎一輛車過去。可王安憶說，她的平衡能力比較差，一直沒有學會騎自行車。好在那時騎車帶人的情況還比較普遍，不會被人說成是違章。我們來到地壇北門，我把自行車放在北門外一側的馬路邊，和王安憶一起走進了地壇公園。

我的計劃是，沿著史鐵生的足跡（車輪跡），帶王安憶把整個公園一處不落地逛一遍。我們走進門上鑲有巨大門釘的古老的北大門，就沿著墻內的甬道，從東向西走。走到鐘樓旁，我對王安憶說，這是鐘樓，并把鐘樓上的大鐘指給王安憶看。走到齋宮，我說這是齋宮，齋宮是園內一處自成一體的建筑群，我不知道齋宮是做什么用的，因齋宮天天大門緊閉，我從來沒到齋宮里看過。

走在齋宮西邊的那條小路上，我對王安憶說，史鐵生所寫的那個“最有天賦的長跑家”，就是天天在這條路上練習長跑。還是在那條小路上，我繼續對王安憶介紹說，史鐵生所寫的那個“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就是在這里撿欒樹上落下的“小燈籠”。對于我的喋喋不休的介紹，王安憶幾乎沒什么回應，她好像是在對《我與地壇》所描繪的情景的回憶之中。

地壇公園 鄧偉攝

鐵生能來就好了

我們來到位于地壇中央的方澤壇。史鐵生每次去地壇，都能看到方澤壇。因祭壇高筑，四周都有臺階，史鐵生的輪椅搖不上去，他只能對神圣的祭壇遙望一下。我和王安憶的身體都沒問題，有條件拾階而上，登上壇頂。我對王安憶建議說：咱們替史鐵生上去看看吧。王安憶沒有拒絕登頂，她說好吧。我們登上幾百平方米正方形的石砌壇頂，王安憶向四周望了望，說：鐵生要是能上來看看就好了。

我說：在以前，這里可是只有皇帝才可以登臨的地方。從壇南走下臺階，再往南走，繞過一座殿堂式的黃瓦建筑，就是地壇公園的南門。我把南門的牌樓指給王安憶說：鐵生以前每天就是從這里來地壇的。王安憶向南門的方向望著，像是在想象史鐵生搖著輪椅進南門的樣子，她說：鐵生的家搬得那么遠，想來地壇恐怕就不容易了。

祭壇的南面和東面，就是史鐵生在文章里反復寫過的古老的柏樹林。那些柏樹的樹齡大都在二三百年之上，樹干虬勁，皸裂，樹冠黑蒼蒼的，樹林里彌漫著一種柏樹殼子特有的香氣。那些柏樹史鐵生看過了，我們仰著臉，以崇敬的心情，也一棵一棵看過。那些柏樹一如既往，還是立在原地，還是一句話不說。王安憶說：樹是最有耐心的，樹總是比人更長久。

最后，我和王安憶來到了地壇的東北角，那里就是史鐵生文章中所寫的“野草荒藤”長得最茂盛的地方，就是史鐵生經常藏身讀書和寫作的地方，也是他母親找不到他的地方。王安憶認為，史鐵生在《我與地壇》中寫母親的那一節，是最讓人痛徹心肺的章節，鐵生的母親太痛苦了，也太偉大了。鐵生的母親是天下所有母親的代表。

鐵生和夫人陳希米，劉慶邦和夫人姚衛平，于2010年2月4日的合影。

國家進入經濟發展時期之后，隨著北京人口的快速增長，去地壇公園游覽的游客也越來越多。公園方面改善了管理，加強了建設，把荒草鏟除，建起了假山、瀑布、亭臺和小橋流水。把有的地方圈起了籬笆，開成了花圃，種上了牡丹，芍藥等。還有的地方打上了地坪，變成了供市民休閑娛樂的場所。

我帶王安憶走到地壇東北角時，正看見一幫北京老爺子在一片小樹林旁掛籠示鳥兒。他們把精致的鳥籠掛在樹枝上，坐在一旁自帶的小馬扎上聽鳥兒叫。那些鳥兒如同百家爭鳴，叫得一片喧嘩。我注意到，那些小鳥兒的眉毛都白白的，彎彎的，是清一色的畫眉。我自以為是地對王安憶介紹說：您看，每只小鳥兒的眉毛都像畫出來的一樣，所以它們的名字叫畫眉。

王安憶趨近，正要仔細觀看一下，忽聽一個老爺子一聲斷喝：干什么呢，離遠點兒！

王安憶嚇得一驚，趕緊退了回來，她說：他好厲害呀。王安憶的情緒一下子低落下來。

這都怪我，帶王安憶看看地壇也就罷了，看什么畫眉呢，真是的。

眼前有景道不得

轉眼到了2025年“我與地壇”北京秋季書市，在書市開市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3日上午，我又騎車來到了地壇。我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轉了半天，只買了一本書，是新版《我與地壇》。

《我與地壇》紀念版

我家里至少已經有三本收有《我與地壇》的書，這次還是又買了一本。回到家后，我隨即又把那篇文章讀了一遍。經典性的文章總是讓人百讀不厭，而且每次捧讀都會有新的心得。

史鐵生說，地壇等了他四百多年，他在地壇待了十五年，他跟地壇是有緣分的。我呢，從河南調來北京后，將近五十年了，我一直在地壇周邊轉來轉去，從沒有遠離過地壇。從空間和時間上說，我和地壇的緣分似乎更深。

有朋友對我說：你也可以寫一寫地壇嘛。我搖頭，說寫不了。有史鐵生的《我與地壇》在，我就不用寫了，正可謂“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2025年9月15日至20日于地壇公園附近的光熙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