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象牙塔中淬煉的藝術純粹，與名利場里赤裸的功利算計迎面相撞；當矢志不渝的初心堅守，遭遇權力尋租的侵蝕與人性私欲的異化，音樂圈那層光鮮亮麗的面紗之下，洶涌的暗流便構成了當代社會的生動縮影。作家李志偉的《音樂圈》，正是以中京大學音樂學院這一特殊場域為敘事舞臺，用一個個有血有肉、善惡交織的人物群像，無情撕開特定圈層的體面與虛偽，既觸探人性深處的幽暗與沉淪，也打撈那些在名利場的喧囂與欲望橫流環境下依然張揚的光輝與堅守。下面便是他與中國紀實文學研究會新寫實創作委員會主任冷秋，圍繞作品創作初心、人性深度探討與現實價值觀照展開的深度對話。

冷秋：李老師您好！您的《音樂圈》剛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便在坊間引發廣泛討論，這部以中京大學音樂學院為背景的作品，既有行業題材的專業肌理，又飽含現實主義的人性批判鋒芒。相較于同類行業題材常有的“獵奇化”傾向，您的作品更深入行業生態核心和人性挖掘，作為長期關注當代文學與藝術生態的研究者，我特別想問，您為何選擇以音樂院校為敘事原點，而非更具大眾認知度的娛樂圈？

李志偉：冷主任好！您提了一個很好的問題。選擇音樂院校作為背景，核心是看中“象牙塔與名利場交織”的獨特張力。這種張力比娛樂圈的喧囂浮華更具戲劇深度與批判價值。音樂學院本應是藝術純粹性的守護地，卻因“華夏杯”青年歌手大獎賽這樣的名利載體，成為各方勢力博弈的舞臺。這種“雅與俗”“理想與功利”的直接碰撞，比娛樂圈的浮華更具隱蔽性，也更能叩問藝術的本質。我想通過校園這一微觀場域，折射整個藝術界的共性困境：當獎金、職稱、權力與藝術糾纏，創作者該如何守住初心？這比單純書寫娛樂圈的獵奇故事，更有深度和現實意義。

冷秋：這個切入點確實精妙！作品中塑造的人物群像令人印象深刻，喬培棟的堅守、姚得利的投機、孟耀堂的權謀，每個人物都不是簡單的標簽化存在。您通過“道具暗示性格”的手法讓人物更立體，尤其是喬培棟這個核心人物，他以老煙斗為伴，用《長征，長征》《黃河啊，黃河》踐行音樂教化使命，最終以犧牲完成人格升華，您塑造這一形象時，是否暗含著對呂驥、賀綠汀、金鐵霖等老一輩藝術家精神傳承的期許？而且他身陷“桃色門”誣告、遭遇妻子誤解與門生背叛時的隱忍，更讓這個角色極具真實感，您是如何把握這種“堅守中的困境”的？

李志偉：喬培棟是我心中“藝術堅守者”的理想化身，但我刻意避免了“完美圣人”的塑造。他的堅守從不是懸浮的口號，而是滲在日常肌理里的具體選擇：日常里，他會逐字逐句批改學生的曲譜，用老煙斗敲著桌面強調“音樂要對得起良心”；面對“逮蒼蠅換獎金”的荒唐指令，他直接與校方據理力爭。面對“桃色門”的誣告、妻子翁桂蘭的誤解、姚得利的背后捅刀，這些困境現實中，更是堅守理想者的的信念：老一輩藝術家往往既要對抗外部的功利風氣，又要承受內部的人情糾葛。他的隱忍不是懦弱，而是“為了藝術大局”的克制；而最終搶救遇險母女的犧牲，也不是刻意拔高，而是他“藝術源于生活、回饋生活”信念的自然流露——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其人格魅力必然體現在對生命的敬畏與擔當上，而非僅僅是舞臺上的光鮮。

冷秋：說到人物的復雜性，姚得利這個角色尤其值得玩味。他是喬培棟悉心栽培的接班人，卻將“圓潤處世”異化為投機鉆營的工具，生活上更是奢靡糜爛，接受家長饋贈名貴禮品、與夏依蘭曖昧不清，您通過“心理漸變”的刻畫讓他的墮落更具警示性，您在塑造這個“精致利己主義者”時，是否想展現理想傳承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斷裂”？他身上那種“表面恭敬、背后算計”的虛偽，是否有現實原型的影子？

李志偉：姚得利是理想傳承中的“蛀蟲”，他的存在就是為了凸顯傳承的脆弱性。他的墮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場“溫水煮青蛙”式的沉淪，其私生活的糜爛與情感的卑劣相互交織，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卻把天賦和師門資源當成上位的籌碼。得知青歌賽一等獎有高額獎金時，他眼中的亮光不是對藝術的渴望，而是對名利的貪婪；在高檔會所組局宴請賽明朗等當權者為夏依蘭疏通關系時，推杯換盞間敲定的“關照”，早已把恩師的教誨拋到九霄云外。他與夏依蘭的曖昧絕非簡單的情感糾葛，而是帶著明確算計的茍合——在夏依蘭丈夫出差期間，他以“賽事突擊指導”為名出入其家，言語輕佻、肢體越界，毫不顧忌地給他的同學、夏依蘭丈夫頭上“種綠草”，只為牢牢綁定夏依蘭背后的省辦公廳資源。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姚得利的妻子為了保全他音樂學院副院長的職位，被迫對孟耀堂的騷擾忍氣吞聲，最終被孟耀堂染指，當姚得利面對妻子被欺辱的場景時，心中翻涌的不是對妻子的愧疚，而是“自己的人被上司染指”的屈辱與“無力反抗孟耀堂權力”的憤怒，這種扭曲的情緒恰恰暴露了他利己主義的本質。我特意刻畫了他“暗中向翁桂蘭傳遞不實消息”的細節，這比單純的投機更顯卑劣——他不僅背叛了藝術，更背叛了師徒情分與家庭責任。這個角色的意義，就是想揭露藝術圈中一種可怕的現象：當后輩把前輩的信任當作墊腳石，把家庭當作利益交換的附屬品，理想的傳承便會出現致命的斷裂。

冷秋：夏依蘭作為功利至上的闖入者，她的“青春美貌作敲門磚，不練唱功練人脈”確實令人印象深刻。她借著丈夫的身份尋求特殊待遇，刻意拉攏唐小婉，為了青歌賽名額接受姚得利的“指導”，甚至不分場合地要求“鼓掌”，您讓她成為“流量時代捷徑思維”的具象化身，您塑造這個角色時，是否想反映當下部分藝人“捷徑思維”對藝術生態的破壞？她唱到高八度便卡殼的細節，是否暗含著“重人脈輕實力”的諷刺？

李志偉：夏依蘭不是真正的音樂追光者，而是帶著明確功利目標闖入的“機會主義者”。她與姚得利的曖昧是各取所需的“利益合謀”，兩人都將婚姻與情感當作向上攀爬的工具：她明知姚得利有妻室，卻放任對方的曖昧示好，甚至主動制造獨處機會，因為她需要姚得利手中的青歌賽“內部評分標準”；她更清楚丈夫若得知此事會身敗名裂，卻心存僥幸地認為“只要能獲獎，一切都值得”。她的所有行為都圍繞著“走捷徑”：利用丈夫的職權謀求學生會主席職位，拉攏唐小婉是想借勢靠近喬培棟，討好姚得利是為了青歌賽的“內部名額”。她從沒想過鉆研唱功，覺得“美貌+人脈”就能搞定一切，唱到高八度卡殼的細節，正是對這種“重表面輕內核”的辛辣諷刺——藝術最終拼的是實力，投機取巧只能得逞一時。但我也不想把她寫得過于扁平：她的功利背后，其實是對“成功”的片面理解，覺得只有獲獎、成名才算實現價值。這種思維在當下年輕人中并不少見，他們被浮躁的風氣裹挾，誤將人脈、炒作當作捷徑，最終在追逐名利的過程中迷失了自我。夏依蘭的悲劇在于，她始終沒明白：音樂的價值不在于是否獲獎，而在于是否能打動人心；而情感與婚姻的價值，更不是用來換取利益的籌碼。

冷秋：孟耀堂的權謀與糜爛更是觸目驚心，默許女婿濫用職權、收受貴重禮品，“校長不搞育人經，專練派系斗爭功”，堪稱精準畫像。您通過“雅化腐敗”的細節刻畫強化批判力度，您塑造這個角色時，是否想揭露權力滲透學術殿堂的危害？他與姚得利、夏依蘭形成的利益三角，是否是導致校園生態惡化的核心原因？

李志偉：孟耀堂是破壞學術生態的“罪魁禍首”之一。他身為副校長，不僅濫用職權謀私，更將下屬的家庭當作掌控人心的“工具”，姚得利妻子的遭遇正是他權力腐敗的直接惡果。他將學術權力異化為謀私工具，這種“雅化的腐敗”在現實高校中更具隱蔽性——邀約姚得利等人聚會，席間不談學術只論如何排擠喬培棟，與有償陪侍相伴，正是權力腐敗的具象化。他看中姚得利的“執行力”，便以晉升為誘餌，暗示姚得利“要懂得讓家人配合”，實則是為自己的騷擾行為鋪路；當姚得利妻子忍無可忍向丈夫哭訴時，孟耀堂又以“撤銷晉升名額”相威脅，徹底掐斷姚得利反抗的脊梁。他默許女婿鄭思仁身兼兩職，為夏依蘭鋪路，本質上是在構建自己的權力網絡，用學術資源換取利益。而他與姚得利、夏依蘭形成的利益三角，確實是校園生態惡化的關鍵：孟耀堂提供權力庇護，姚得利充當執行工具，夏依蘭則帶來外部資源，三者相互綁定、利益共享，最終讓音樂學院這個象牙塔淪為權力博弈的棋盤。我想通過這個角色揭露一個真相：當權力思維滲透學術殿堂，不僅學術公正會被派系利益侵蝕，人性與倫理也會被肆意踐踏，最終受害的是整個行業的未來。

冷秋：于仁義這個“夾心層”人物同樣令人深思。他夾在喬培棟與孟耀堂之間，既有學術理想，又因時代創傷與權力壓力選擇妥協，“半生創傷心中藏，校長難當夾心糖”道盡了他的無奈。您將“時代創傷”與“個人選擇”深度綁定，讓角色更具悲劇感，您在塑造他時，特意加入了年輕時因反映饑荒真相被誣告為“右派”、勞改十五年的經歷，這段創傷對他的性格與抉擇有何影響？他晚年執意續寫《新中國音樂藝術走向》，是否是對初心的最后回望？

李志偉：于仁義的悲劇，本質上是時代創傷與權力擠壓共同造成的。這段“右派”經歷有真實原型依據，正是創傷讓他的妥協更具邏輯合理性，年輕時反映家鄉饑荒真相，卻被初戀女友和恩師告發，淪為“右派”勞改十五年，這段經歷徹底改變了他：他對“背叛”極度敏感，再也不敢輕易堅持原則；對權力產生了深深的敬畏，甚至是恐懼。所以調任中京大學校長后，他夾在喬培棟與孟耀堂之間，既不敢得罪喬培棟背后的省領導，又不愿招惹孟耀堂的勢力，只能選擇妥協——面對“逮蒼蠅換獎金”的荒唐指令，他明知不合情理，卻以“省里政治任務”為由默許執行；面對孟耀堂的派系操作，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求校園“表面穩定”。而他晚年執意續寫《新中國音樂藝術走向》，確實是對初心的最后回望：他曾也是有學術追求的知識分子，只是在現實的反復打擊中逐漸迷失，這部著作是他想在退休前證明自己“并非純粹官僚”的最后努力。但最終，他還是沒能擺脫權力的裹挾，這種“想堅守卻不敢、想反抗卻無力”的狀態，正是轉型期許多知識分子的真實寫照。

冷秋：青年學子的不同選擇構成了作品的另一重張力，其中唐小婉作為“初心守護者”，從前線衛生員到音樂學院的佼佼者，她的成長線尤為動人。您以“前線經歷”為她的初心溯源，讓堅守更具根基，她拒絕姚得利的“特殊指導”，堅持靠實力競爭，敢于在學術報告會上提出尖銳問題，您為何將她設定為喬培棟理想主義的繼承者？她與吳大亮、章栓柱、賈敬文的對比，是否想展現青年一代在理想與現實間的多元選擇？

李志偉：唐小婉能成為繼承者，核心在于她的“經歷”與“純粹”。前線衛生員的生死考驗，讓她比同齡人多了一份沉穩與堅韌，也讓她明白“純粹”的可貴——她學音樂不是為了名利，而是為了用歌聲傳遞力量。她的堅守不是空談，而是體現在每一次關鍵選擇與行動中：拒絕姚得利的“特殊指導”，是因為她相信“實力才是硬通貨”；演唱《皇天后土》時的深情投入，是因為她能讀懂作品中的家國情懷；在學術報告會上提出“港臺歌曲是否為靡靡之音”的問題，是因為她對音樂的本質有著獨立思考，不盲從權威。更難能可貴的是，她始終將音樂與社會責任緊密相連，得知喬培棟要帶領藝術家到大興安嶺災區慰問演出后，主動報名加入慰問演出隊，在臨時搭建的舞臺上為救災軍民演唱，看到傷員急需血液，毫不猶豫卷起袖子獻血救人；從井岡山慰問演出歸來，她帶著老區群眾的期盼，牽頭在校園發起“音樂暖老區”募捐活動，甚至將義母留給自己的唯一遺產也無私捐給老區。這些經歷讓她的“初心守護者”形象更加豐滿，也讓喬培棟的理想主義有了最堅實的傳承。而她與另外三位青年的對比，正是想展現青年一代的多元選擇：吳大亮是“天才反叛者”，帶著棱角堅守純粹，最終在喬培棟點撥下褪去輕狂；章栓柱是“沉默堅守者”，沒有天賦卻踏實本分，默默支撐著理想的底線；賈敬文是“現實妥協者”，在名利誘惑中動搖初心，最終隨波逐流。這四種選擇沒有絕對的對錯，卻能讓讀者看到：理想主義的傳承從來不是單一的，無論是唐小婉的鋒芒、吳大亮的覺醒，還是章栓柱的沉默，都是堅守的不同形態；而賈敬文的妥協，也讓我們看到現實壓力對初心的考驗。

冷秋：吳大亮這個“天才反叛者”確實很有特點，他天賦異稟卻年少輕狂，起初捉弄唐小婉，后來又敢于在學術報告會上炮轟“學術不端”，您通過“天賦與心性的博弈”展現他的成長弧光，您塑造這個角色時，是否想展現天才在成長過程中“棱角與堅守”的平衡？

李志偉：吳大亮的核心是“天才的成長與蛻變”。我見過不少有天賦的年輕人，他們往往帶著一身棱角，看不慣圈子里的虛偽，卻也容易因年少輕狂陷入誤區。他的經歷正是當下“流量音樂”沖擊下年輕創作者的典型困境：吳大亮起初捉弄唐小婉，是因為他覺得“天賦高于一切”，帶著點傲氣；但看到唐小婉為大興安嶺災區獻血、為井岡山老區募捐的行動后，他內心開始動搖，逐漸明白“音樂的價值不止于技巧”；敢于在學術報告會上拋出“為何近年無大師”“如何看待學術不端”等尖銳問題，是因為他對藝術的純粹性有著近乎偏執的堅守。最終讓他覺醒的，是喬培棟的點撥與唐小婉的影響——喬培棟告訴他“天賦需配堅守，藝術不是炫技的工具”，唐小婉用行動詮釋的“音樂應回饋社會”讓他徹底明白“音樂的力量源于真誠與擔當”。他的蛻變告訴我們：天才的堅守不是盲目反叛，而是在保持棱角的同時，學會沉淀與包容；真正的藝術創作，是為了表達內心的真實感受，傳遞向善的力量。

冷秋：章栓柱這個“沉默堅守者”雖然戲份不多，卻讓人印象深刻。他作為研究生班組織委員，幫助同學分擔“逮蒼蠅”的任務，在選拔中堅持按實力評判，您塑造這個角色傳遞“螺絲釘精神”，讓堅守更具普適性，您為何要塑造這樣一個“平凡的堅守者”？他的存在對整個故事有何意義？

李志偉：章栓柱的存在是為了說明：理想主義的堅守不一定需要鋒芒畢露，默默盡責也是一種強大力量。這個角色就像音樂中的“低音聲部”，看似不起眼，卻能讓整個旋律更穩定、更厚重。他沒有吳大亮的天賦，沒有唐小婉的堅韌，卻有著最難得的踏實與務實：幫助同學分擔“逮蒼蠅”的任務，是因為他有同理心，不愿看到同學被荒唐指令折騰；他堅守“實力至上”的底線。他的意義在于，讓讀者看到：堅守初心不一定需要對抗全世界，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守住內心的底線，同樣是一種了不起的堅守。在這個人人追求“顯眼”的時代，章栓柱的“沉默”反而更具力量，也讓理想主義的傳承顯得更真實、更可及——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喬培棟、唐小婉那樣的“標桿”，但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章栓柱，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堅守。

冷秋：賈敬文的“妥協”則讓人感到惋惜，他起初敬佩喬培棟的理想主義，后來卻刻意討好姚得利，渴望獲得“內部留在省城指標”，您通過“職場內卷下的心理掙扎”讓他的迷失更具現實共鳴，您塑造這個角色時，是否想反映現實中部分年輕人“初心易得難堅守”的困境？他的結局是否暗含著對“妥協者”的警示？

李志偉：賈敬文的悲劇在于“初心的迷失”，他的選擇很現實，也很令人惋惜。他的心理變化是“漸進式”的，精準對應了當下年輕人的自我說服過程：起初，他確實敬佩喬培棟的堅守，也曾對姚得利的投機嗤之以鼻，但看到姚得利靠著鉆營獲得晉升機會，孟耀堂的權力橫行無阻，他逐漸動搖了——他覺得“識時務者為俊杰”，與其堅守初心卻一事無成，不如迎合現實換取利益。于是他開始刻意討好姚得利，主動傳遞消息、跑腿辦事。但他最終并沒有得到想要的結果：姚得利只是利用他，并沒有真正為他爭取“內部留校名額”；他的妥協不僅沒能換來成功，反而失去了內心的安寧。我塑造這個角色，就是想給讀者一個警示：現實確實有壓力，妥協或許能獲得短暫的利益，但最終會迷失自我。“昨日立志追光熱，今日攀附逐利濁”，放棄初心的人，最終只會在名利的漩渦中空自愁。

冷秋：作品中穿插的《檢查團之歌》等打油詩堪稱點睛之筆，極具反諷。您讓打油詩與人物情節深度互文，強化了批判鋒芒，您為何選擇用打油詩這種形式來增強批判力度？與人物、情節的結合，是否有特別的設計？

李志偉：打油詩的優勢在于“接地氣”和“穿透力”。我通過“口語化、強押韻、抓細節”的設計，讓每句詩都成為人物或情節的“標簽”，它不晦澀，能以通俗的語言直擊本質，就像校園里流傳的順口溜，既符合場景真實，又能讓讀者會心一笑后陷入深思。而且我在設計時，特意讓打油詩與人物、情節深度綁定：形容姚得利“嘴上恩師掛嘴邊，背后捅刀最熟練”的口腹蜜劍；揭示孟耀堂用“公權腐敗變私產，藝術殿堂成棋盤”維系權力腐敗與派系斗爭；精準概括于仁義“學術理想心中藏，權力面前腰先彎”的妥協與無奈。這些情節發展的“注腳”、人物性格的“標簽”，與故事形成互文，讓作品的批判鋒芒更尖銳，也讓“雙面音樂圈”的荒誕感更突出。“少年意氣赴學堂，初心遭遇名利場”，既概括了四位青年的處境，也引出了整個故事的核心沖突，讓讀者一眼就能抓住作品的精髓。

冷秋：在當下文學語境中，《音樂圈》的價值愈發凸顯。相較于同類題材“獵奇化”或“抒情化”的傾向，您的作品實現了“行業肌理+人性深度+現實批判”的三重突破，您認為這部作品在當代文學版圖中，占據著怎樣的獨特地位？

李志偉：我不敢妄言“地位”，但確實希望它能帶來一些思考。如果說有獨特之處，我想有三點：一是填補了藝術圈生態深度書寫的空白。它沒有停留在行業獵奇，而是深入音樂院校的權力結構、利益博弈與精神困境，將專業規則與人性復雜交織，為藝術題材創作提供了“行業肌理+人性深度”的可能；二是延續了現實主義文學的批判傳統。作品中“流量至上碾壓藝術本真”“權力干預學術公正”等矛盾，與當下音樂圈的現實困境形成互文，希望能引發讀者對行業生態的反思；三是實現了藝術與文學的跨界融合。我以音樂為敘事內核，既書寫創作的專業細節，又借音樂的“純粹性”叩問本質，讓音樂精神與文學敘事相互賦能，拓展題材表達的邊界。

冷秋：有朋友讀后說，《音樂圈》堪比賈平凹的《廢都》，對此，您怎么看？

李志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部小說的出版之后，已經跟作者沒有關系了。就像一個嬰兒出生以后，他和母親已經是兩個生命本體，人們怎么評價這個嬰兒的美與丑，母親便無法把控與決定了。若說兩部作品有共通之處，或許在于都撕開了特定圈層的體面與虛偽，直面欲望與人性的纏斗——《廢都》寫的是知識分子在市井名利場中的沉淪與虛無，《音樂圈》則聚焦藝術象牙塔里的堅守與異化，二者都以圈層生態為鏡，照見人性深處的貪嗔癡與真善美。但兩部作品的底色又截然不同：《廢都》的敘事帶著一種知識分子的虛無與幻滅感，莊之蝶的掙扎最終走向了精神的坍塌；而《音樂圈》始終留著一束光，喬培棟的犧牲、唐小婉的傳承，都是在人性的泥沼里向上生長的力量，這應是屬于新時代的溫暖與希望。

我最希望讀者能感受到“堅守”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分行業與身份，是作品超越藝術圈題材的普世價值，而唐小婉正是這種力量的鮮活載體——她在大興安嶺災區的歌聲與鮮血，在井岡山老區的奔走募捐，甚至無私捐獻義母遺產的抉擇，都在證明 “堅守初心” 從來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融入日常的行動。無論是藝術創作，還是日常生活，我們都會遇到理想與現實的碰撞、功利與純粹的拉扯。喬培棟的執著、唐小婉的純粹與擔當、吳大亮的覺醒、章栓柱的踏實，都在告訴我們：真正的價值，不在于獲得多少名利，而在于是否始終保有對初心的敬畏與對社會的擔當。“琴弦錚錚唱清濁，人心善惡皆可琢”，無論身處哪個行業、哪種境遇，只要守住內心的純粹與善良，并用行動踐行初心，就能在名利的喧囂中找到屬于自己的方向。這不僅是對藝術圈的期許，也是對每個普通人的祝福 —— 初心或許會遭遇考驗，但只要不放棄，就一定能綻放出屬于自己的光芒。

冷秋：感謝您的坦誠分享！《音樂圈》以細膩的筆觸、緊湊的情節，將九位核心人物的命運與藝術堅守、現實博弈刻畫得入木三分，既呈現了一幅鮮活的音樂圈眾生相，也引發了對初心與堅守的深層思考，相信這部作品會在當代文學史上留下獨特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