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印象中，用星座來分析命運和性格，是最近幾十年從西方引進的新事物。但是，在閱讀蘇軾《東坡志林》時，驚奇地發現，唐宋時代人們就已經開始講究星座了。

蘇軾在《東坡志林·退之平生多得謗譽》條中是這樣說的：“退之詩（《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即今摩羯）為身宮。而仆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這段話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蘇軾明確從他和韓愈同屬摩羯座（一為“身宮”摩羯，一為“命宮”摩羯，皆為古代命理學術語）的角度解釋他們的坎坷命運；二是蘇軾從同屬摩羯座的前輩韓愈那里獲得了命運的認同。從韓愈的詩和蘇軾的議論可以看出，唐宋時期民間已經流傳著摩羯座命運坎坷的說法。

蘇軾的出生時間有明確的文獻記載，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即公歷1037年1月8日6點至8點間，韓愈的出生時間雖無明確記載，但據蘇軾推測，也屬于摩羯座。據學者研究，十二星座最初產生于古巴比倫，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傳入古希臘，然后傳入印度。中國唐宋時期的星座知識是從印度經過佛經翻譯傳入的。在唐代已有一定的影響力，韓愈、李賀、杜牧等都在詩文中提到過。

《東坡志林》撰寫于蘇軾晚年，韓愈和他自身的坎坷經歷，使他得出摩羯座命運坎坷的看法。

韓愈三歲而孤，由兄長韓會撫養。不料十二歲時，兄長韓會病逝，由寡嫂鄭氏帶回河陽（今河南孟州）撫養。韓愈雖然文才出眾，但是科舉并不順利，他曾“四舉于禮部乃一得，三選于吏部卒無成”（《上宰相書》），最后只能從幕府謀取一份差事。

干了五年幕府工作，韓愈好不容易調入中央任禮部管轄的國子監四門博士，半年后升任監察御史。時值關中大旱，餓殍遍野，韓愈向德宗皇帝上《論天旱人饑狀》，如實反映情況，請求減免徭役。結果觸怒了當政者，被貶為廣東陽山縣令。

韓愈后因協助宰相裴度平定淮西吳元濟叛亂有功，升任刑部侍郎。但是又逢憲宗皇帝興師動眾地從鳳翔（今寶雞市）法門寺迎接佛骨舍利子到宮內供奉，韓愈感到，這樣會產生上行下效的惡劣影響，于是他毅然上《論佛骨表》，痛斥崇佛活動有害無益。韓愈在文中列舉了佛教傳入前上古帝王黃帝、少昊、顓頊、堯、舜、湯等多享高壽，而漢明帝崇佛以后的魏晉南北朝“亂亡相繼，運祚不長”，觸了憲宗皇帝的逆鱗，被貶潮州刺史。

蘇軾的科舉之路雖比韓愈順暢，但他一生的坎坷并不比韓愈少。先是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并在詩文中予以議論嘲諷，結果以誹謗朝政罪在湖州任上被捕，關入御史臺監獄，度過一百多個日夜，出獄后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在哲宗元祐更化期間，蘇軾雖然獲得重用，但因與宰相司馬光論役法不合，遭舊黨排擠，他自請外放到杭州、潁州、揚州等地任職。哲宗皇帝親政后，重新起用新黨，新黨對舊黨展開報復，蘇軾先被貶至廣東惠州，又被貶至海南儋州。

蘇軾晚年總結其平生事業，曾反諷地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蘇軾一生的很長時間都在貶謫之地度過，精力大多用于如何面對貶謫的困境上。

今天我們知道，星座與人的命運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是，經過諸多磨難的蘇軾，在文壇前輩韓愈那里獲得了命運的認同。而韓愈的“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無疑給困境中的蘇軾以精神上的慰藉。

由于蘇軾的影響力，摩羯座命運坎坷的說法傳播更廣。真德秀、周必大、文天祥、袁枚、曾國藩等都在詩文中討論過。如周必大曾說：“亦知磨蝎直身宮，懶訪星官與歷翁。豈有虛名望蘇子，謾令簸惡似韓公。”（《青衣道人羅尚簡論予命宜退不宜進甚契鄙心連日求詩為賦》）文天祥說：“我生之辰月宿斗，如何謗譽由其口。”（《贈余月心五首》其二）曾國藩也說：“諸君運命頗磨蝎，可憐顛頓愁眉腮。年年力戰略城邑，不分上國土一抔。”（《荇農既和余詩而三子者皆見錄于有司乃復次韻》）顯然，古代文人已經將摩羯座與感嘆自己懷才不遇的傳統連接起來，讓摩羯座變成了一個小小的文化符號。

當然，筆者這篇小文不是要論證“摩羯座命運是否坎坷”這一命題，而是要反思維系中華文脈綿延不絕的兩個重要傳統——不平則鳴和窮而后工。

韓愈和蘇軾為什么遭受那么多磨難呢？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敢于直面社會問題，用手中之筆進行美刺褒貶。面對社會問題，世人向來有兩種態度，或者裝聾作啞、充耳不聞，有的甚至粉飾太平；或者直面問題，不平則鳴，為民請命。優秀的文人大多選擇了后者。如韓愈《送孟東野序》所說，“不平則鳴”在中國古代有悠久的傳統，從上古時期的咎陶、禹、夔、伊尹、周公，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孔子、老子、墨子、莊子、屈原、孟子、荀子、韓非子等，再到漢代的司馬遷、司馬相如，唐代的陳子昂、李白、杜甫等等。雖然他們有的以“道”鳴，有的以“術”鳴，有的以“詩”鳴，但是根本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他們為什么要鳴呢？就是面對社會問題，他們不吐不快，“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正如蘇軾《思堂記》所說：“遇事則發，不暇思也……言發于心而沖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他們的不平則鳴，必然刺痛某些人的神經末梢，引起那些人的嫌忌報復，就會給自己帶來坎坷的遭遇。皇甫湜在《韓文公墓志銘》說韓愈為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后三貶，皆以上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不隨”即不茍隨，堅持原則。《舊唐書·韓愈傳》說韓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都揭示了韓愈的這一精神。

韓愈是這樣，蘇軾也是如此。面對王安石變法中他認為不妥之處，蘇軾沒有附和，而是提出了異議，結果導致烏臺詩案；司馬光上臺后，他沒有一味順承司馬光推翻新法的行為，而是對廢止效果明顯的免役法持保留意見，結果引起保守派的不滿。即使如此，蘇軾也沒有因計較利害關系而緘默不語。蘇軾對此是有自覺的，其《與楊元素書》說：“昔之君子，惟荊（王安石）是隨，今之君子，惟溫（司馬光）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則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表明了他堅持己見的獨立人格。

“古來圣賢皆寂寞”，敢于“不平則鳴”的古代文人，生前大都不怎么幸運，但是他們在身后往往能贏得世人的敬重。原因何在？歐陽修對這個問題有過深刻反思，他說：“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云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也就是說，雖然詩歌創作未必會給詩人帶來窮困，但是只有經歷過窮困的磨煉，詩人才能對事物有深入的體驗，其所抒發的情感才能打動人。坎坷的命運賦予了作家的作品以情感的深度，因而為人們所喜愛。不僅從創作的角度來看如此，從讀者接受的角度來看亦是如此。所以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說，曹植和曹丕的才華在伯仲之間，但是“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蘇軾同樣如此，如果他沒有遭遇坎坷命運，其影響恐怕不會有現在這么大。

窮困的處境對于每個詩人來說都是痛苦的，但是偉大的詩人不會因窮困而屈服。他們寧可屈身而不屈道，“固窮”是中國古代文人的一個重要傳統。韓愈的《送窮文》雖然要送智窮、學窮、文窮、命窮、交窮，但是最終無能為力，因為他深知正是這“五窮”會為其樹立百世不磨之名。

韓愈和蘇軾雖然都經歷了坎坷的命運，但是面對挫折，他們沒有屈服，而是將苦難轉化為超越的智慧，凝聚為不朽的篇章，成就了他們在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這是值得我們深長思之的。

（作者：高宏洲，系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小說編輯室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