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王松的小說寫作主要是在長篇和中篇之間發力，且成效顯著，但他從不曾自足，更不會懈怠，始終對輕車熟路的舒適寫作保持警惕，為如何增值小說敘事效能而殫精竭慮。成熟作家未必拒絕“焦慮”，沒有“焦慮”的作家也未必會在文學之途走得太遠。這就涉及老生常談的兩個問題：一是選擇的焦慮，即“寫什么”；一是表達的焦慮，即“怎么寫”。對于王松，“寫什么”顯然已經不是問題，他專注的是故事的文學化淬煉過程，具體說，用怎樣的敘述腔調呈現故事，并賦予故事呈現背后以獨特寓意。

就長篇寫作而言，經驗老到的王松不會貿然進入“宏大敘事”，正面書寫波瀾壯闊的歷史風云大劇，也沒有建構史詩的欲望和企圖，而習慣于獨辟蹊徑，將敘事焦點下沉至紅塵歲月的深水區，以烘云托月方式，描摹位于社會邊緣的紛紜世相命運，與歷史大劇形成互文關系。《伶人》的題目看似簡單平白，卻是一個隱喻世界的象征。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津沽老城。那時的茶館也叫茶園，大的茶園有自己的戲班，茶客也多為戲迷，來路不一，魚龍混雜。茶園不大，卻濃縮著世相百態。小說由正卷“紅氍毹”、副卷“藍氍毹”和“尾聲”組成，“氍毹”為毛織的地毯，舊時演戲多鋪在舞臺，與戲曲氣場相生相伴。鋪紅臺毯以圖吉利，合乎情理，又何以換上藍臺毯？里面的故事一言難盡。于是紅或藍的“氍毹”先后鋪在舞臺，也鋪墊、生成了一部滄桑厚重、扣人心弦的戲曲江湖寓言。《伶人》的時間跨度不長，大約只在三到四年，與“史詩”規模的書寫迥然有別，卻有如靜水深流，表面平展如鏡，深處卻暗伏著難以測度的世事蒼涼和人生況味。

舊時中國流行過耳熟能詳的坊間老話，“戲子無義，婊子無情”，此說法源于純屬想當然的世俗偏見，歧視意味明顯。明清以降，士大夫階層眼里的優伶行當，可用“藝術上的明珠，社會中的賤民”概括。在士農工商的傳統等級秩序中，吃開口飯的伶人甚至被污名化為“娼優隸卒”，與娼妓、衙役、獄卒歸為同列，并有法律明文規定，伶人子孫三代之后，方有資格參加科舉，等于斷絕優伶階層上升的途徑。至民國，梨園名角地位有了變化，被稱作“老板”的藝人，戲座熱鬧，出場享用包銀制，生活大體無憂，還時不時被招入府邸唱堂會，看上去風光體面，但根底上還是人身依附的“人設”，屬于供達官顯貴消遣的“玩物”。多數伶人社會層級低微，收入僅夠糊口，且極不穩定，還要忍受地方惡勢力的騷擾敲詐，只能抱團取暖，搭班謀生。他們淪為弱勢群體，能做到不因小利而失大節，已經很不容易。

《伶人》中的祝延升是一個秦腔名伶，“秦腔”是河北梆子劇種的舊稱，在京津冀一帶頗有市場，其特點是唱腔音區高，旋律起伏大，情緒爆發力強。延升扮相亮眼，條件出眾，先后在元和戲班和頤慶戲班領銜唱戲，名聲越來越響，風險也越來越大。戲曲藝人以辛勤的藝術勞作服務社會，換來的卻是低賤身份，這種付出與所得的屈辱反差和嚴重倒掛現象，顯然有失公允，民眾卻習以為常，見慣不怪。祝老板對此心知肚明，也就不存奢望，認真唱戲，本分做人。有道是“樹欲靜而風不止”，這風來自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為延升的戲曲江湖生涯帶來起伏動蕩，甚至幾度險象環生，深陷絕境，但他都能在緊要關頭硬扛過來，特別是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失江湖本色，堅守住了民族氣節和藝人操守的底線。

王松小說中的年代背景，一向采用模糊處理方式。《伶人》沒有直接描寫日本人在華的野蠻霸凌行為，而是將其當作背景板，撕開歲月暗角，展示了處于社會邊緣位置的藝人生存真相。他筆下的日本人能叫得上名字的沒有幾個，最難對付的就是熊本一文，其日本政客身份最初是隱蔽的，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野心不斷膨脹，熊本露出獠牙，脅迫延升隨天皇表妹百合公主去日本巡演，看到對方不肯就范，便以綁架人質要挾，先是派人送來一個小紙盒，里面裝有一根血肉模糊的人質手指，并冷冷表示，如果還不答應，將會送來更大的“紙盒”，難以自保的延升不愿傷及無辜，只有一死了之。延升突然離世，卻死不見尸生不見人，熊本疑竇叢生，派人四處追查，最終成了無頭案。真相是，由于師弟南三兒的秘密相助，延升得以“金蟬脫殼”，也算是天無絕人之路，這種敘事處理，稱得上是小說中最驚悚、也最具懸疑性的神來一筆。

在《伶人》中，祝延升處于故事主線和人物形象的核心位置。臺上的他，“俊朗脫俗，一張沒上妝的清水臉透著英氣，甭張嘴”，臺下的他，懂禮數，知進退，沉穩冷靜，大勇若怯。郁達夫曾有詩云，“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延升不敢多情，更不會濫情，只是遇到投緣的女人，還是做不到心如止水。江湖弟子，拿得起、放得下，是闖蕩謀生的基本功，但情愛之事又很難一概而論。

王松小說素以寫剛性硬漢形象見長，《伶人》卻映射出他內心深處的某些柔軟痛點。那些痛點與女人的凄美悲歡有關。大體說來，與延升有感情關聯的女子主要有四位。女武生香寶和名妓林小姐，與延升同為“娼優隸卒”之列，易生相互憐惜之情，后兩位，謝雨瑤是大鹽商的四姨太，藍小姐為舊軍官的遺孀，也都各有身世不幸的難言之隱。

同一師門的香寶與延升相識最早，她心里一直心疼延升，延升卻把她當作同門師姐，親近歸親近，動心談不上。香寶心緒復雜，反復交代師弟南三兒盯緊延升，凡是請吃飯的，只要是女人不用跟他本人商量，直接回了就是。延升知道了，也只是笑，香寶還告誡他，“別忘了師父當年說過的話，甭管多大的角兒，最后毀，就毀在三樣事上，一是白門兒，二是黑門兒，第三就是紅門兒”。所謂白、黑、紅三門，分別是指“賭”“毒”“色”，香寶不擔心延升會染上“賭”“毒”，卻認定“紅門兒”天生就是男人的軟肋，她阻止延升與謝雨瑤私下接近，“看著是個美人穴，一捅可就是馬蜂窩”，延升何嘗不知此中利害，但還是身不由己，果然釀成塌天大禍。

接下來香寶的所作所為，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超凡脫俗。臺上的香寶盡顯女武生的英氣，追求她的富商不止一人，香寶心里只裝著延升，一一拒絕，“我樹根不動，你樹梢白搖”。但為籌得一萬元大洋贖回身陷囹圄的延升，香寶主動找到馮老板，提出只要給錢，即以身相許，馮老板表示可以出錢，前提是香寶必須真心實意跟他過日子，香寶當即承諾：“唱戲的人立腳江湖，講的就是一個義字，只要你馮老板這回肯幫這個忙，我這人就是你的了，日后跟著你，也會一心一意。”此舉無異于賣身相救，延升得知，唏噓落淚，當香寶行前與他告別，小說有這樣的描寫，“延升突然意識到，此時，也許就是今生今世，與香寶見的最后一面了，不由得搶步上前，香寶立刻朝后退了一步，硬著心腸說，院里涼，你進去吧。”這個“立刻朝后退了一步”的細節，如透亮的光束，映現出香寶內心的純凈圣潔。戲劇性的是，一年后馮老板去世，香寶意外成了寡婦，也獲得了自由身，結局翻轉，也是老天有眼。

把握《伶人》的故事內核，戲曲江湖之外的另外幾個女人，由于與香寶形成的鮮明反差，更有令人回味的空間。林小姐是上海灘平康曲巷的頭牌，在滬上的名聲不輸祝延升，本與延升素昧平生，卻因戲曲結緣。她身為江南女子，卻愛聽北方劇種，一看到臺上的祝延升，就被他那種蒼涼激越的大腔大調吸引住了。在臺下接觸到真實的延升，林小姐更是暗自感嘆：“你這樣的男人，哪個女人要是肯輕易放手，真就瞎眼了。”在延升眼里，林小姐并沒有風塵相，更多的是斯文，知性，她對戲的理解尤其讓他高看，“這個角兒再怎么唱也唱不出那個角兒的味道。……說到底，這是人的事，不是戲的事。……如果細品，應該有三種，一是人演戲，二是戲演戲，三是戲演人，而這三種里，又頂數最后一種最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彼此欣賞，說話投緣，關系也隨之親密，照此節奏發展，未必不是一樁好姻緣，為讓延升留在上海，林小姐愿意倒貼一萬大洋，延升還在考慮，事情就出了岔頭，日本人強迫延升去虹口的昭和會館唱堂會，延升身處不測，林小姐一直討厭日本人，為確保延升的安全，雖百般不舍，還是忍痛割愛，冒險助他連夜逃離上海。臨別時，她凄然感慨：“萬般皆有命，半點不由人，你我注定就是這幾天的夫妻緣分。”

此后兩人關系中斷。數月后卻從上海傳來消息，林小姐因抗拒日本軍官的非禮而被殘忍割喉，拋尸黃浦江。延升驚聞此事，讓自己醉死一場。那個臨別之夜，林小姐抱著延升喃喃訴泣，“我這婊子，你這戲子，我們兩人的這份情義，世上又有幾人知啊！”延升也抱緊她，語聲哽咽：“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行了。”此情此景，延升銘心刻骨。接下來，日本人威逼利誘延升去唱堂會，延升當場拒絕，華先生提醒他日本人什么事都做得出來，延升并不在乎，“大不了像上海的林小姐，讓他們殺了扔進海河”，說著哽咽一下，“我這回要是去了，都對不起林小姐”！

林小姐的魂一直活在延升的記憶深處，由此引出另一段同樣驚險的故事橋段。謝雨瑤出場最晚，延升與她見面次數最少，付出的代價卻最可怕。大鹽商陶如海仗著財大氣粗，見到中意的女子，別管年齡多小，都要設法占有，謝雨瑤的幸與不幸，也就不言自明。“旁觀者清”的香寶，曾提醒延升遠離謝雨瑤，是因為蹚不起這個渾水，很快便被言中。謝雨瑤幾次邀約，延升答應見面，冥冥中也與林小姐有關。同為江南女子的謝雨瑤，眉眼，臉盤兒，身形，長得實在太像林小姐，他第一次在臺上看見她就心里一顫，恍惚覺得是林小姐從上海來到天津，臺下再一聊，那相貌做派，知性談吐，活生生就是林小姐再世重生。謝雨瑤生日邀約，也只是延升與她的第二次見面，他想象著能從謝雨瑤那里找到林小姐的感覺。幽會地點在女傭劉媽家，僻靜、簡陋，本以為安全，卻是自投羅網。兩人說了會兒話，謝雨瑤拿起一根筷子敲著板，為延升唱了一段小曲，之后的一幕，令人窒息：

正唱著，屋門突然推開了，劉媽一步跌進來，叫了聲，太太——！

跟著，后面幾個警察就沖進來。

雨瑤的臉立刻白了，在桌邊慢慢站起來。

延升這時反倒很鎮靜，看看這幾個警察說，你們什么事，怎么可以亂闖民宅？

一個干瘦的警察過來說，祝老板，都到這時候，就別說這種話了，大家的心里都明白。

說完，又扭頭問雨瑤，你叫什么？

雨瑤的嘴唇顫了一下，說，謝雨瑤。

這警察又問，陶如海，是你什么人？

雨瑤一聽，已經慘白的臉立刻變得蠟黃了。

大禍從天而降，延升只能聽天由命。他被關押期間，遠在京城的藍小姐本與他無親無故，卻盡其所能，出錢出力，奔走施救，又并無所圖。如此這般，四個女人在不同階段與延升的相遇，皆非邂逅，而是主動介入，延升基本上是被傾心、愛慕、幫助的對象。她們出沒于延升的命運軌跡，不顧風險，不計代價，真誠付出，已經不是能用所謂“桃花運”可以解釋的，她們在《伶人》中都是獨立的個體生命存在，具有同等重要的形象價值，也由此提升了小說的“好讀”指數。

小說“好讀”，與“故事”的呈現方式密不可分。早在三十年代，本雅明就曾指出，隨著現代傳媒興起，可言說的經驗因貧乏、落寞而日益貶值，“故事”被快餐式消息取代，資訊的無休止傳播和繁衍造成“故事”的衰落，也為小說的敘事傳統帶來傷害。此后，博爾赫斯也做出“強大的虛構產生真實”的結論，重新定義了虛構的真實與“故事”的關系。這里的“真實”不是新聞層面的真實，不是消息來源的真實，而是被充分敘述化“故事”的真實，與生活的真實不具同質性。福克納則從另一個角度，對“故事”和風格的屬性予以甄別，認為好的故事能將風格拉高一個檔次，用艷麗、浮華的文字雕琢故事并建立風格，是不足取的，它讀起來漂亮，聽起來悅耳，卻使“故事”變得空洞而乏味。王松對講好故事有一種天然悟性，并以多年的身體力行，向前輩敘事大師致以敬意。他的小說敘事之路，也曾經歷過由推崇風格到專注敘述方式的藝術過程，一直堅持“工匠”精神，苦心孤詣，深耕細作，不斷完成自我超越。

以往王松的一些小說，比較偏重于傳奇性，我曾稱之為“刀鋒敘事”，追求一種“仗劍起舞”的酷烈之美，敘述過程充滿力量和動感，寒光逼人，刀刀見骨，打造草莽英雄、硬漢形象更是其拿手好戲。其近期小說開始求變，《伶人》即為典型“案例”。小說采用內聚焦的敘事框架，整體寫意，通篇工筆。故事主線若隱若現，內在結構有如“俄羅斯套盒”，大的故事內核嵌套了若干子故事的細胞核，每個細胞核的裂變由不同人物命運主導實施，敘事邏輯嚴謹，語言針腳綿密，復雜交織，細膩纏繞，彼此勾連，互為鏡像。小說文本如同一套精密的文學編程系統：方言是其外衣，腔調是其表征，民俗是其肌理，命運是其骨架，悲憫是其血脈，敘述過程有如高度精密的鐘表，所有的齒輪嚴絲合縫，運轉有序。

《伶人》的小說句式自帶某種“曲藝基因”，人物語言妙用相聲“抖包袱”的藝術手法，將機趣、意趣與幽默元素融為一體，味道醇厚，耐人咀嚼。

這個早晨，正吃著早飯，香寶和南三兒一塊兒來了。香寶這些日子養得氣色挺好，一見延升，翻他一眼說，你這回出去，錢是掙了。

延升聽出她這是半句話，沒接茬兒。

果然，香寶又說，可也欠了一屁股兩胯骨的風流債。

延升明白了，她是指上海林小姐的事。立刻瞥一眼旁邊的南三兒。

香寶說，你甭看他，你那點事還用他說，報上早都給抖摟出來了。

延升問，哪個報。

香寶哼一聲，現世報兒！

延升嘟囔了一句，我的嘴也欠，多余問。

南三兒忍著笑說，你倆這兒說相聲呢，一搭一句兒的。

這類描寫，得益于王松小說運用自如、且具標識度的“掰扯”方式。對此他曾有一段夫子自道：“我一直讓小說有個好故事。但發現，有一種故事，無論你怎樣費盡心思把它講得天花亂墜，甚或像一塊漂亮的豬肉五花三層，總覺得好像還欠點什么。欠什么呢？想來想去，應該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講述它的人。說白了，這故事不能平端出去，得‘掰’著講。……‘掰’與推理的共同特點是，都會有一個邏輯的脈絡，而隨著故事的推進和發展，這個脈絡也會被邏輯的合理性和自洽性不斷矯正。但不同的是，推理到最后，必然會推出一個確切的結果，比如案件，也就是所謂的真相大白。但‘掰’卻未必，也許掰到最后，仍然還是一個不確定，或不可靠的結果。其實不可靠或不確定，也許恰恰是合理的。”為突顯“掰扯”效能，王松的敘事腔調有了幾乎脫胎換骨的改變，語言克制、簡潔、精準、留白，擠干句子水分，放棄浮華修飾，以簡單白描的句式，營造深不見底的“冰山”效果，進而融入大道至簡、大味必淡的小說美學境界。

經由王松式的錯位“掰扯”過程，似乎已經可以洞悉《伶人》的敘事意圖：以視點下沉的民間人文立場，消解精英文化的某些優越感，走出約定俗成的陳舊審美誤區，為“戲子無義、婊子無情”的傳統認識糾偏和正名，尋找生命力堅韌旺盛的文化根性，確立民間價值的敘事主體性。事實上，好的小說總是充滿了可供遐想的多義性和不確定性。如此，還是借用王松本人說過的一句話來收筆，更有意味：“重要的只是過程，至于結果，見仁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