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將世事、冥思和想象放在一起比照，現出裂隙和蹊蹺是必然的。博爾赫斯寫出“我，總是在想象著天堂/是一座圖書館的類型”（《天賦之詩》）后，我已隨父從省城下放到貧瘠荒寂的皖南丘陵地帶。多少年后讀到這句詩，仍令我震驚。天堂看上去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一座圖書館就足以跟它相似或平行。我冒出這些想法時，正身處迎江區人民路448號“前言后記”書店—這座經歷劫火的百年老建筑為市圖書館舊址。恍然距天堂一步之遙，于我倒來得真實。該建筑坐西朝東，為三層磚木結構，青磚扁砌，白泥勾縫，木頂黛瓦，拱券回廊，呈現西洋文藝復興的經典風格；再看數十個軒敞房間，被布置成風格各異的雅致書吧，燈光柔黃，讀者徜徉其間如金魚且游且棲。拾級而上，木質地板發出靜寂而幽渺的聲響，虛幻但沉實。聽聞其在杭州摘取全國“2023年度最美書店”桂冠，我并不感到意外。問題反倒是，《圣經》和《神曲》何以要將天堂設定在高不可及處？那年博爾赫斯坐在阿根廷國立圖書館辦公桌前，雙目黯淡無光，面前仍攤開一本書：愛倫·坡的小說《金甲蟲》。失明的黑暗使他感官更敏銳，感覺也更迷幻，天堂再美還能超過圖書館嗎？

進入“前言后記”書店，除了瀏覽、翻讀，便是尋索“前言”和“后記”之間的正文部分。我在想，一座建筑是像一本書呢，還是一本書更像一座建筑？拿我來說吧，我有好幾本準備出版的書寫好前言后，結果泡了湯，前言成了孤零零的拱券門樓被遺棄。后記也一樣，寫了好幾篇都作廢了，如荒蕪的后花園以及殘梅香冢。至于閱讀這座民國老建筑，你固然翻不動它，也無法折角，但每塊青磚縫里都有故事，每扇木葉窗后面都暗藏伏筆，尤其三拱門樓內的四圍曠地在雪夜回旋著凄切唱腔，并非出自我的想象。當樓前那棵老楓樹在凜風中落下最后一片葉子，必是弦歌幽起之時。

這部青磚扁砌的皖城之書，歷經不同年代也有了不同版本——詭譎時勢不容分說地指派它擔當不同的角色。這么說吧，“勸業場”便是它的初版，所謂“勸吾胞興，業精于勤，商務發達，場益增新”。遠在清末，皖撫馮煦就看中御碑亭旁一塊三畝半的地皮，籌設安徽勸業場以促進商貿，因資金短缺未及動工。不久武昌首義改天換日，陳獨秀就任皖省都督府秘書長，再次籌議勸業場，苦于財政極空虛，舊官僚充斥督府，只得就地改為菜市場。仲甫履職僅一年多，為民謀福的理念于共克時艱中顯現，堪稱民國最早關注民眾“菜籃子”的地方執政者。隨后癸丑之役爆發，反袁軍潰敗逃亡，陳家大屋被倪家軍抄沒，袁世凱走向獨裁。1915年留日歸來的段瑞蘭、段兆龍兄弟志大氣高，動了興建超級“勸業場”的念頭，取得官衙允準后，又以眾籌入股方式吸納社會資本，并于初夏開始施建，夜不歇工以汽燈繼之，引來全城市民熱議、圍觀。12月6日落成開業，《申報》如此報道盛況：“工程告竣，四面樓房均已金碧交輝，所有各類商店、各茶樓、酒肆、綢緞、洋貨、書籍等店，亦均維列其中。其門首之味純園，于昨日開張，賓朋滿座，而歌妓亦紛至沓來，甚為熱鬧。”一街之隔的倒扒獅老商業街，相比顯得黯然失色。這里須交代當年兩大背景：其一是陳獨秀主編《新青年》9月在滬創刊，高張民主、科學之幟；其二是袁世凱在京宣布接受各界“請愿”稱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由此聯系到主營者段瑞蘭的雙重身份——明為安徽都督府軍法課課長，暗為反帝制地下黨成員。這注定了勸業場其成也勃焉，其敗也忽焉。次年5月，倪嗣沖偵悉城內反袁起義的絕密計劃，朱蘊山等人遂被緝拿。在其后的偵搜中，發現此案牽涉段瑞蘭、楊允中、沈子修等人，6月11日（袁世凱五天前憂懼而死）勸業場突遭荷槍實彈的軍警團團包圍和搜查，疑為暗藏反袁黨人機關，而段氏兄弟已逃之夭夭。盡管并未查到任何證據，倪嗣沖仍下令查封，不久又頒令取締充公。民國五年（1916）袁氏帝制夢破，“袁大頭”依然在流通，安慶作為一條船被困在堅冰中。在這場共和與專制的激烈爭戰中，這座無辜的勸業場也被裹挾其中，旋生旋死，同時被鍛造成一個最不起眼的、沉默最久的見證者。

倘將勸業場這段視作“前言”，那么其后的正文部分該如何敘述呢？在匱缺契約精神的國度，私產被強行充公曾演繹過多少血和淚的劇情。然而這座龐大建筑不像金銀細軟，可以吞噬消解凈盡——它始終作為地標矗立在省城中心路段，其體格足夠龐碩，骨頭也足夠硬！當然，從問世那天起，就注定了它被不同政客書寫的命運；反過來說，所有進入它的主角、配角和反角也被它書寫，并被它鏤入青灰深黯的瞳孔深處。“命運即地理和時間的媾和之物。”我信奉這句格言，但還得補充一句：一座城市的命運之書往往通過某座建筑來書寫。不是嗎？我在其內部看到這座省城曾經的影子。1917年后，不同黨派的主政者均將勸業大樓作為市政大樓，一道道政令從這兒發出，一條條訊息從四面八方飛向這里。1927年安慶首任市長韓安入駐此樓，所頒例規、令文、布告及呈文、批示和報告，在民間收藏家那兒仍可以看到；次任市長寧坤在這里提出建立橫跨兩岸的雙聯市，以及建設安寧、安九、安六鐵路之構想，踐行中山先生的宏偉藍圖，極具前瞻性并被后史確證。然而，此近景遠夢很快被日寇入侵打破。1938年6月，省城安慶淪陷，地標大樓蒙受恥辱，成了日本駐安慶領事館，駐扎鬼子憲兵和間諜，其機關長櫻庭子郎和偽安徽省省長羅君強在這里進進出出。抗戰勝利后，此樓先后成為省市政府公署，國民黨要員李品仙、夏威等在此辦公。渡江戰役前夕，國民黨軍棄城南逃，安慶宣告解放，軍管會和行署相繼設在這里，首任專員桂林棲進城次日，即派人將流散江湖的戲人潘澤海、潘璟琍父女請到城內，并在辦公處接見他們。這里已埋下黃梅戲崛起的伏筆。

“正文”部分的電閃雷鳴，霜侵雪暴，足見皖城在巨河之岸所飽經的風云激蕩和世事滄桑。由此可知，“后記”蓄謀已久，勢不可擋了。這如同荒蕪的后花園，某天忽然柳兒揚絮，殘梅香冢飛來了蝶影。以雅可布森的眼光視之，此建筑堪稱皖城史上最重要的轉喻之一。其間它所浸潤的京韻梅腔，又讓我想到一部被地理和時間勾兌的奇誕之劇。“四折”悲情演繹，生旦凈末丑各角均已謝幕，但道具仍充斥后臺。筆者充其量只是從外圍介入的旁觀者之一，如爬行在它斑駁外墻上的小蜥蜴。到了“后記”的后半部分，我已調入皖城，周末在法梧枝繁葉茂的人民路上無目的地晃蕩，其時此樓已劃歸文化館（即后來的群藝館）和圖書館，市書畫院也設在其中。我時常佇立在南圍墻的櫥窗前，觀賞里面各類文藝活動圖片及書法美術展覽。那時對它的身世風塵一無所知，也無法窺見此樓全貌。到了全民下海年代，沿街外墻蓋起附加商業建筑，櫥窗被改成門面，其面目也愈來愈模糊、可疑，以至于被徹底遺忘。我讀史書、年譜或大事記，發現史家交代時間相當認真，而事件發生的具體方位卻往往忽略或語焉不詳。例如1907年安徽巡警學堂起義，地點再明確不過，卻無人關切此學堂在哪兒以及是否存留，直到近年才發現它以“安徽官立中等工業學堂”的名義存在著。忽略、漠視空間地理對事件的影響，這種觀念曾長期制約對地方人文史跡的研判。對歷史建筑的漠視與輕棄，便是這種觀念最糟糕的表征之一。尤其與主流政治無關的商貿、民居建筑，注定了不是被拆毀就是被掩埋的命運。

我至今仍認為，這座老建筑承載圖書館、文化館等文化設施，是它問世以來度過的最幸福安詳的好時光。那時圖書館在一樓和二樓均設有閱覽室，往往座無虛席。我去那兒，主要是瀏覽剛出爐的國內報刊，也不時借閱一些外國文學著作，諸如托翁小說《復活》、博爾赫斯的《博爾赫斯文集》、卡夫卡小說《城堡》等。博爾赫斯有個短篇小說《巴別圖書館》，其議論甚精辟：“圖書館就是面包，就是金字塔，就是任何別的東西。”《圣經》里有個著名的巴別塔——早期人類曾聯合起來修筑一座摩天高塔，以此通往天堂，但上帝設計讓人們說不同語言加以擾亂，使之各奔東西。然而，“巴別圖書館”反其意而行之，圖書館就是“通天塔”，存在于人間塵世，人們通過閱讀互相溝通、理解而達至另一座“天堂”。倘此星球存在第一家“巴別圖書館”，館長當屬老博爾赫斯無疑。

在老城安慶，讓我嘆服的有兩任圖書館館長，雖與他們并無一面之緣。他們都曾出入于這座老建筑，直到年老身退。一是張君，一個眼光深遠、敢作敢為的豪爽女子。改革開放之初，市里要拆掉陳獨秀南水關老宅，改成自來水廠地下水庫，張君聽聞后，搬一把椅子堵在陳家門口，像一尊門神守護著。拆遷工頭欲勸走她，她說：“我是新四軍老戰士張君，這座老宅不能拆！”聲音不大，口氣卻不容置疑，“陳延年、陳喬年在此長大，走向革命，看你們誰敢拆！”一直坐到太陽西斜才回家歇息，她卻輾轉難眠，連夜動筆向市里打報告，強烈要求保護這座特殊的人文老宅。盡管結果令人遺憾，老宅大部分還是被拆除，但殘余部分得以存留，仍執拗地向世界宣示正向之力并未枯萎，卓識遠見并未全然瞎掉！家父與她同在文化系統，且私交甚篤，常聽他談起張君搜羅、整理陳獨秀歷史資料，破天荒成立研究陳氏小組。我手頭有一本《陳獨秀研究參考資料（第一輯）》，就是張君主編并送給父親的。她之所為在當時被視為不合時宜，遭打壓固不可免，卻從未后悔，也不曾退縮。去年有一文友發來1992年“陳研小組成立會議紀要”影印件，后面附參會名單，筆者名字赫然在列，盡管是后補上去的。誰最可能在上面增補人名？除了張君先生，不會有別人。她顯然是通過父親知道我也在做這方面研究，寄厚望于年輕的后繼者。

另一位館長是蔣元卿（1905—1999），如今的新輩鮮有知之者。他是山東青島人，家境貧寒，小學文化程度，憑自學成為著名圖書館學專家，癡迷圖書的程度絕不亞于博爾赫斯。不過從業之路并不順遂，早年他在洛陽投筆從戎，在直系軍隊當兵，第二次直奉戰爭兩次被俘。他決意脫離軍伍，漂泊于山東沿海一帶，當過客棧小伙計、報館校對、倉庫裝卸記錄人。后來青島圖書館招考練習生，他投考被錄用。民國二十一年（1932），安徽圖書館館長陳東源讀到他的《圖書館報紙整理之我見》一文，大為贊賞，招聘他到安慶任省圖書館管理員，負責籌建臨江分館。從抗戰時起，他在各個時期（除去“右派”二十年）均擔任省立或市立圖書館館長。戰火頻仍，館務困頓之際，他做了兩件積功德的事：一是搜存董其昌摹刻《戲鴻館法帖》殘石一百一十三方（原件二百六十四方)，請名工拓印成十卷；一是訪得清吳熙載刊刻包世臣書《小倦游閣法帖》梨版二十四片、棗版八片、石版三方（除日寇劫去兩棗版外）。兩部法帖均藏于省博物館，書法界視為瑰寶。解放初期，他從廢紙殘書中搶救了不少文物，如明景泰元年（1450）刻本《資治通鑒綱目輯覽》、《十竹齋畫譜》、方宗誠手稿、抄本《南詔野史》以及徽墨、鐵畫等。其后命運坎坷，“將萎之華，慘于槁木”。蔣先生一生著述甚豐，出版有《校讎學史》《中國圖書分類之沿革》《皖人書錄》等十余部。有一反例可見其成就：三十年代撰寫我國第一部《校讎學史》，八十年代仍遭中山大學趙某教授剽竊，更名為《校勘學史略》出版后大獲好評，當年即被南開大學歷史系研究生趙永東等多人舉報。另一部《皖人書錄》編著耗時四十余年，收錄皖人著者六千六百余人，著作一萬七千余種，跨度從春秋末年到民國三十年代，歷經烽火連天、時代變亂而咬牙持守，耄耋之年再行修訂，不啻建一座皖地之“巴別塔”。我視蔣元卿為安徽圖書館之魂，生死相依，苦樂其中，直至最后一息。

筆者才疏學淺，曾到圖書館搜集陳獨秀資料，未及向蔣老先生求教，至今視為憾事。我有一部《辛亥革命安徽資料匯編》，為蔣元卿風燭殘年饋贈圖書館諸種圖書之一，上有九秩親筆題簽，當時借閱未還，被扣罰圖書證及押金。此書可視為我與蔣先生之別種相遇，亦是與這座老地標建筑的另類交集。人與人相契，人與物交會，至境在于神遇，在于氣通。縱觀天地大化，唯一氣而已！

“后記”寫至此，有點門額所鐫“城南逸事”的味道。疫情中的一個冬日下午，我戴口罩進入這座老地標建筑，像一片殘羽飄移在拱券的眉睫下，兩側的馬蹄拱仿佛凝固了遠去的悲涼嘶鳴。書籍作為生命體在這兒找到了自洽空間，閑散、自在、優雅。至于留聲機、黑膠唱片、銅座鐘、老算盤、舊縫紉機、黑白影片轉盤，似乎更有資格代替你我他在這兒傾聽、低訴、觸摸。布羅茨基認為：“人就是自身閱讀的產物。”幾千年來，人和書互為靈肉，相互滋養。父親辭世后，我在抽屜里找到一本藍皮工作簿，發現他多次在群藝館開會，諸如動員參與省文藝調演等等。早年市書畫院成立，是在群藝館館長吳堅主持下，池州行署撤銷后他和父親一同來安慶，后得白血病而歿。很難想象哪一陣江風里不曾滲入逝者的身影，哪一本圖書不與此前的線裝本和手抄本存有或多或少之關聯。九十年代我經常出入這兒，池州來的文友江浩一度擔任館長，那時這兒已被單位、住戶分隔得七零八碎，陰暗、潮濕而且骯臟，唯有幾只灰鴿偶或從屋頂上飛起，仿若它永不屈服之幽魂在江天徘徊。直到2020年那場大火，將物欲和喜新厭舊的迷夢燒出個大窟窿，引得全城蟻群和鳥族震驚莫名！巨河的雪第一次落入它焦黑冒煙的內部，落入結痂突然被撕裂的深處痛點，在四圍的裸墻上續填又一頁殘破的履歷。

不得不說，這座老建筑修復后仍有前后結構之差異，其俯視圖由1916年的“日”形，變成2016年的“口”形。它最初坐西朝東，朝向噴薄而出的江上朝暾，寓意如“日”東升；一百年后，太多的滄桑、悲喜和酸楚，不堪承受的重負、遺忘和遮蔽，使它艱于呼吸，困于喑啞，只能像蒙克的油畫《吶喊》中那個站在橋上的男子，捂住雙耳，徒然地朝向天空張“口”嘶叫。我不知道這種釋讀是否合乎它的本意，是否有助于悟解歷史中的種種偶然所暗藏的神秘！它不該如此，竟然如此，又不得不如此，豈是“命運”一詞所可輕易了結的？嗚呼！

【作者簡介：蒼耳，學者、作家，著有大量詩歌、散文、隨筆、小說和理論批評文字。出版有散文隨筆集《紙人筆記》《內心的斑馬》，文論專著《陌生化理論新探》，長篇小說《舟城》等。作品入選《詩歌報10年精華》《〈散文〉精選集1996—2001》《文學中國》《中國新詩年鑒》《三十年散文觀止》《隨筆三十年精選》等國內及海外各種選本一百三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