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在他的散文系列中以細膩的筆觸勾勒出了一個生動、真實、豐富的湘西景象，湘西這片湖南邊陲之地所蘊含的山河景色、風土人情在他的注視下變得靈動、深邃起來。然而作為從這片土地上成長起來的人，沈從文在注視它的同時也照見了一個更為清晰和完整的自我。正如巴柔所說：“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傳遞了我自己的某個形象。”《湘行散記》是沈從文在真實回歸的狀態下，在現實與印象的時空重疊中，在當下的我與當下的他者真實的交往中，塑造的此刻的我。與此同時，沈從文在對友人命運的見證和反思中，也重構和補充了曾經的記憶中的《從文自傳》中的我。

一、《湘行散記》：“還鄉的我”

《湘行散記》是沈從文探母病回鄉途中根據所見所聞有感而作，此時的他已經在外漂泊了十余年，從一無所有、不甘平凡的鄉下少年變成了事業有成、家庭美滿的還鄉探親人。這十多年的時間，不僅使得他自身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片土地也在悄無聲息地變化著。此時作為“還鄉者”的沈從文，擁有了與過去迥異的城市經歷。正是在這種強烈的感官體驗下，“作為一個本位于現代文明的還鄉者，沈從文以‘他者’的眼光發現了邊地的‘他者’，從對兩種生存方式差異性表象的直觀體認中生成了敘說的沖動”。這種敘說的沖動一方面使得《湘行散記》完成了對湘西邊地直觀而細膩的描寫；另一方面，在巴柔看來：“我想言說他者（最常見的是由于專斷和復雜的原因），但在言說他者時，我卻否認了他，而言說了自我。”因此，在這種“自我”和“他者”的雙重映照中，《湘行散記》也在無形中構建出了一個完整的現實此刻中的“我”。

在《湘行散記》筆下的敘述中，“還鄉的我”首先可以被直觀地感受到是一個生疏好奇的重游者。故地重游，難免會將當下的境遇與記憶中的場景兩相對比，從而刷新對地域的認識，獲得比較性、發展性的經驗、感受。作為一個重游者，“我”對很多情況都是了如指掌的，無論是水手的夜間生活，還是河邊吊腳樓里的喜怒哀樂，“我”都非常容易地就想象出來，以至于“我”說：“——十五年前自己的事，在這樣地方溫習起來，使人對于命運感到驚異。我懂得那個忽然獨自跑上岸去的人，為什么上去的理由！”而正是因為此，“我”對于危險的敏銳度也是極高的，無論是擔心船停在一個荒涼無人的岸邊時怕水手忽然尋求刺激而殺人，還是在遇到險灘時向掌舵水手提議再加一個臨時纖手，都表明“我”對此地的人性和地理的熟知程度。然而“我”終究是十多年以后才歸來的人，對這個陌生的“熟地”有著格格不入之感，對于坐船過辰河都需要老朋友的照料才能“以逸待勞”地安排好；看到水村邊嫁娶儀式會有驚訝和神往之情；錯解多情水手牛保的送核桃之意……以至于在面對稅關辦事人的時候，用自己的老辦法去面對此刻的對方，結果發現對方全然不同于想象中的樣子，從而將“我”想象中的計劃全毀了。這種熟悉而陌生的狀態，讓我出于好奇想要去認識吊腳樓邊的陌生水手牛保，想要去看看城市軍隊的駐防與安排，想得知更多漂亮婦人夭夭的往事……正是這個帶著好奇的故地重游的“我”，讓“我”在一步步印證記憶、產生錯位的過程中，獲得了對此地的更強烈、更深刻的感官體驗，從而進一步產生了敘說的沖動。這種敘說，不僅建構起了具有時間性和層次性的湘西地域生活，也在無形中言說了此刻的自我。

其次，“還鄉的我”在絕大部分時刻體現為一個沉默的注視者。“我”在回鄉的旅途中，沉默地注視著這片土地上的風土人情，感受著時間和生命的流動。“我”看到“日夜不斷千古長流的河水里石頭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爛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觸著了一個使人感覺惆悵的名詞，我想起‘歷史’”。這些看似不變實則變化萬千的花草土木，讓“我”意識到寫在紙上的歷史是多么單薄，而人類的喜怒哀樂又是多么生動具體，歷史對他們而言毫無意義，而他們也不必去關心那被書寫的嚴肅的歷史。“我”看到年近八十還在努力為生存計較的纖手，看到靠出賣力氣生存的水手和出賣身體生活的妓女，隨時可能因為船只意外或生病或年老而死去，意識到生命有時是多么堅韌，富有生命力，而有時又多么脆弱。當“我”見證了曾經繁榮的商埠日趨衰頹，碼頭破爛不堪，屠戶都骨瘦如柴時，又開始思考國家與民族的未來，這一切都該是誰的責任？又該怎樣去改變？在這個不算短的辰河旅途中，“我”也會主動地去聽周圍的聲音，聽水手們的成長和薪資，聽年輕婦人的心酸往事。“我”也并不是時時刻刻都無動于衷、置身事外，當“我”看到郵船水手悶悶不樂的神情時，“我”很想請他一次客讓他高興起來，但最終還是決定放棄了。他們命運中的喜怒哀樂該由自己體會，旁人無法插手。這種注視者的態度讓“我”在看到十多年不見的好友儺右時亦放棄了相認，“時間使我的心在各種變動人事上感受了點分量不同的壓力，我得沉默，得忍受”。這種沉默的注視，讓“我”終于能夠跳出地域視野，看到表象之下的時間與命運。“我”成了一個沉默的“他者”，一個反思與書寫者。

另一方面，對我來說，從湘西這個“他者”看來，“我”卻是一個有文化有身份的外來者。這個他人眼中的“我”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被建構起來。一是曾經熟識的人眼中的我。“我”在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眼中是可以討論古玩字畫的人，他總是把收藏的字畫拿出來給“我”鑒賞，并且對于“我”的建議非常重視；“一個愛惜鼻子的朋友”同時也是地方上的百貨捐局長會熱情地招待“我”，并和“我”討論貴重煙具、玄狐袍子以及未來的規劃；干哥哥松林以為“我”在中央宣統皇帝底下做事，并且疑心“我”是個有身份的共產黨員。但是這些人也都側面展示了“我”與此地的距離感，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會給我精心規劃好航線、包好船只，照料我一路下車、上船；愛惜鼻子的朋友會因為政治原因和“我”保持距離、劃清界限；松林會提防“我”疑似共產黨的身份……總而言之，“我”對于他們來說是一個離鄉多年見多識廣的故友，也是一個陌生疏離、身份模糊的歸來者。二是陌生人眼中的我。“我”過稅關時稅關辦事人會客客氣氣地給“我”行方便；在辰河上水手們的眼中，“我”是一個特殊的、極易被辨認的、有錢有文化有身份的游客；其中最特別是一個叫夭夭的年輕婦人，正是從她的眼中我們看到了此刻的“我”最真實和完整的外貌氣質，“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臉，同一件稱身軟料細毛衣服”的“我”在夭夭心中引起了特殊的幻想，更使“我”的形象從精神層面具象到整個立體的現代知識分子形象上來。從這些湘西土生土長的鄉民們的目光看來，“我”是一個與他們有著天壤之別的現代都市人，是一個有身份、有目的的外來者。

正是在這種“注視”與“被注視”的雙重書寫下，“我”是一個具有多重面目的“還鄉者”。這片純粹的經歷了歲月洗禮的土地，不僅照見了“我”身上流淌著的鄉土血脈以及殘存的性格特征，更是映射出“我”作為一個城市知識分子的整體氣質——“我”已經不再完全屬于這里，因此主動與這片土地上默然流淌的往事、故人保持距離。正如“我”所感嘆的那樣：“我有點擔心，地方一切雖沒有什么變動，我或者變得太多了一點。”

二、從《從文自傳》到《湘行散記》：“過去的我”

對于此刻離鄉十余年歸來的沈從文來說，曾經那個在湘西隨波逐流、無知無畏的少年就是過去的自我。《從文自傳》寫于1932年，作者在遠離家鄉的青島以一種印象式的筆觸勾勒出了一個天真肆意、迷茫無知的湘西少年，并描繪了這個少年真實而坎坷的成長史。兩年后，作者踏上了故鄉真實的土地，重溫了印象中的故鄉，也見到了現實中的友人。他們仿佛是過去的“我”生命的延展，從他們身上可以見出“我”生命的影子與更真實的一面。

沈從文在《從文自傳》中細致入微地展示了湘西地域一個普通少年的成長史，童年時代天真活潑、肆意任性、機智敏捷、極通水性、不守規矩、熱衷逃課、好奇好問等等，在學校與自然間自由自在地成長；少年時代意氣風發、勇敢熱情、斗志昂揚、迷茫無知、隨波逐流，在同鄉或親朋好友的勸說下或參軍或遠行，離開親人去尋找自己的人生。一方面，這個少年是平凡而健康的。打架、斗毆、看殺人，戀愛、被騙、走出去，所有人生該有的樂趣和挫折都會體驗一遍；人類的各種感情：害怕、好奇、快樂、激動、孤獨、憂愁、慌亂、懺悔、自責、憤怒……都會在日日夜夜的生活中感受明白。正如“我”所說：“我們雖各在收入最少卑微的位置上作事，卻生活得十分健康……有許多生活，本來只需我們用身心去接近，去經驗，卻不必用一筆錢或一本書來作居間介紹。”這是湘西少年生活的真實寫照，也是年輕人所擁有的獨特的感受。這片鐘靈毓秀之地的少年，在社會這本“大書”的教育下，逐漸走向自知、自立、自強。另一方面，處于這個封閉的邊陲小鎮，于山野間長大成人，這個少年也是迷茫而漂泊的。“我”作候補兵并不是因為別的，而正是因為“本地的光榮原本是從過去無數男子的勇敢搏來的。誰都希望當兵，因為這是年輕人一條出路，也正是年輕人唯一的出路。”而在學校解散以后，“我”便跟著親人、好友四處漂泊、居無定所。無目的地拼搏，接受生命會隨時消逝的可能。即使偶爾知道生而為人是有意義的，卻也是模糊不清：“我們各人都知道行將有一個機會要來的，機會來時我們會改造自己變更自己的，會盡我們的一分氣力去好好作一個人的。應死的倒下，腐了爛了，讓他完事。可以活的，就照分上派定的憂樂活下去。”在這種人生觀的指引下，少年們接受命運、擁抱命運，在大自然和彈丸之地的安排下生老病死，沒有獨立思考人生的能力，也不會為此作出任何反抗。

同樣是作為這群渾渾噩噩少年中的一員，沈從文因為一場熱病和老同學的意外死去而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在對命運的深刻反思中他決心自己支配一次自己的命運，于是他就這樣走上了北上的道路，走進了作為城市知識分子的人生，脫離了自己原本的命運。然而對于那個更普遍的“我”來說，這樣絕境逢生、痛定思痛最終勇敢走出去的機會不是人人都有的。從《湘行散記》中十多年后當年故友、親人的人生命運可以看到，當初的那個“我”如果沒有邁出北上的腳步該當是一種怎樣的人生。一種可能是意外夭折。在這樣時局動蕩、山川險惡的鄉野間，各種意外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并隨時奪去一條鮮活的生命。突如其來的一場病、無法預見的一處湍流、毫無兆見的一場戰爭，無數與“我”同行的人在半途中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只剩下三三兩兩的人繼續前行。還未開始便戛然而止的生命，不得不讓人思考存在與生活的意義。另一種可能是從商從政，倘若能安全從少年過渡到青年、中年，走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作一個當地小有權勢的人。如“我”的弟弟成了駐防溆浦的上校軍官，如“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成了開旅舍的大老板，如“愛惜鼻子的朋友”成了地方上的百貨捐局長……這些人都經歷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戰勝了各種艱難困苦，才走到如今這一步。而如果當初的“我”沒有偏離航道，也最有可能成為其中的一員。還有一種可能便是成為一個平凡普通甚至墮落無為的小鄉民。如“我”的干哥松林，以賣草藥為生；如曾經的貴州逃兵，現在在辰河上做一個一角三分錢一天的攔頭伙計；最突出的則是“我”曾經一個極要好的朋友“儺右”，年少時“為人伶俐勇敢，稀有少見”，也志向遠大要去軍隊做一個上尉副官。結果十多年后竟成為被鴉片煙毀了的“老人”。這些人的命運仿佛照見了曾經的自我，就像是過去的“我”生命的延展和錯時空再現，他們生生不息，卻又似乎在面對命運的態度上毫無改變。讓“我”不由得去探尋在這個封閉的邊陲之地生存與歷史的意義，也沉思這些少年們該如何面對自己的命運，以及在戰亂年代找到自己的位置與人生。

三、現實與印象的時空重疊：“他者”視野與自我形象

正是在這種此刻現實與十余年前印象的交織與重疊中，《從文自傳》與《湘行散記》共同書寫了一部真實而生動的自我生命成長史，塑造出了一個立體而復雜的自我形象。而這個形象的生成，正是通過“他者”視野完成的。從《湘行散記》可以看到，“我”始終站在“他者”的立場去看待湘西，“我”是一個好奇的重游者，也是一個沉默的注視者。也正是因為如此，在塑造這個新的“湘西”的同時，也照見了此刻的自我。因此，以“我”為“他者”，照見了“湘西”地域的變化和發展：“我”在《從文自傳》中，塑造了一個印象中的湘西，而在重返湘西的途中，“我”作為一個外來者，同時也是湘西眼中的外來者，看到了湘西這些年變化的表象與不變的內在；以“湘西”為“他者”，照見了“我”的成長歷程：我與湘西那些少年、那些曾經的朋友有了根本上的不同，走向了迥異的人生道路，然而，又還有些湘西人的性格特征始終刻在我的骨子里，讓我明白我與這個地方無法斷絕的關聯。“湘西”與“我”，在互為“他者”的過程中互相照見了更深刻的“自我”。

這個“自我形象”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首先“我”具有復雜性，在印象與現實的時空重疊下生成，它具有“時間、空間”兩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時間照見了“我”的成長，“我”性格中各種因素的此消彼長在時間的注視下清晰而具體；另一方面，“我”的身上有鄉村和城市兩種文明的因素在相互斗爭，從而塑造出了一個更豐富而立體的“我”。其次“我”具有偶然性，這種偶然性體現在“我”并不是按照既定的命運從鄉村走向城市的，在“我”的生命中有無數條岔路口，而“我”只是因著偶然的機會選擇了這條路，又被無數的“偶然”支配著成為現在的“我”。最后“我”具有普遍性，“我”事實上代表了當時大多數青年的命運，事實上，《湘行散記》作于1934年，此時沈從文近32歲，這個“自我形象”的生成正是沈從文青年時代的成長歷程，在成長過程中的“我”，和大多數青年人一樣，面臨著支離破碎的國家和迷茫無措的人生，對生死無概念，對生命無規劃。因此，“我”是一個具體的人，也是一個普遍的青年人。

“我”在經歷了種種轉機和磨礪之后成為一個從鄉村走向城市的現代知識分子，擁有了與過去想象中迥然不同的人生，在“我”的身上體現出了時代的影響與印記。然而這種時光的壓縮與變遷不僅體現在“我”身上，也體現在湘西地域與同時代的親友身上。與“我”這種人生的偶然性變化相比，這些親人朋友的命運似乎沒有獲得什么改變：夭折、沉淪、渾渾噩噩，重復著舊時代的生命，這種迥然相異的強烈的對比，讓“我”不禁更深入地思索個人命運的問題：“我”身份的改變，與湘西更多的生生不息的“我”的不變，究竟是什么決定了個人的命運？我們該如何對待和把握這樣的生命？

“我”回望自己的人生經歷，進而將人生命運的改變歸咎于機會與見識，于是給了另一個十四歲的“我”（虎雛）重新選擇命運的機會，然而“最文明的方法”與上海這個繁華都市對這個少年沒有產生一點影響，他依然按照原本的生命，成為以打架、泅水為樂的湘西大兵。這次改造的失敗讓“我”意識到個人的選擇并不完全是知識和見識的問題，湘西少年獲得走出深山、掌控命運的美好未來也并不是一己之力所能達到的。然而個人命運既無法輕易獲得改變，年輕人又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那么民族的未來又在哪里呢？“我”繼而在看到家鄉的生存圖景以后產生了強烈的憂患意識：“……這個民族，在這一堆日子里，為內戰，毒物，饑饉，水災，如何向墮落與滅亡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習慣，又如何在巨大壓力下失去了它原來的型范！”戰爭和科技波及并打開了這個偏遠地域，帶來的卻不僅僅是文明與進步，更多的是破壞與喪失。青年的命運，地方的力量，“煙土外運改成嗎啡輸出”，“湘西”還是籠罩在一片未知的命運中。

將具體的人、具體的地域放在歷史的角度看，會發現個人的命運與地域的發展、與民族、國家的前途息息相關。正是在這樣的思索中，沈從文重新將目光轉回到具體的人，“湘西”的變化，應當正是由一個個“我”來改變的，倘若“我”沒有任何改變，“湘西”的發展和新生也就無從談起。因此，這個“自我形象”，不僅代表的是具體的“我”，更代表的是湘西青年，甚至是整個中國青年，青年的改變決定著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我”的經歷是具有偶然性的，然而“我”的過去和未來卻是中國青年普遍面臨的問題。正是因為如此，從《從文自傳》到《湘行散記》中所塑造出來的這個“自我形象”，也就有了更深刻的意義。

四、從“小我”走向“大我”：生命哲學的探索

沈從文說：“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身處戰亂年代，具體的我是“小我”，而一個個“小我”組成了決定國家、民族未來走向的“大我”，對于“小我”的思索也體現了沈從文對于“大我”的深切憂慮和關注。他說：“我仿佛正在從各種努力上將自己生命縮小，似乎必如此方能發現自己，得到自己，認識自己。”“為尋求答解的正確，一切妄念幻象均得剝除，來看看什么是‘自己’。”沈從文鍥而不舍地去認識自己、剝離自己，不過是要從自己身上得到關于個人生命的普遍啟示。凌宇說：“生命觀是沈從文人生觀的核心。他對人生的全部觀察與思考，都是以他對生命的理解為標尺的。”為何沈從文在拯救民族、國家的那么多條路徑上，獨獨選擇了生命？這與他的人生經歷不無關系。

在《從文自傳》中，他陳述著自己童年圍觀砍頭甚至數尸體、從軍過程中在清鄉路上砍殺成百上千人、拷打無辜鄉民隨意施刑的經歷，很多年后他在《一個人的自白》中總結說：“我看過這種殺戮無數，在待成熟生命中，且居然慢慢當成習慣。”如果說圍觀旁人的生死尚且與自身還有一定距離的話，那么沈從文也在從軍的過程中近距離地感受過自身的存亡，他在《從文自傳》中多次表達著曾經的他對生死的看法：“我心想：上次若跟他們部隊去了，現在早腐了爛了。上次碰巧不死，一條命好像是撿來的，這次應為子彈打死也不礙事。”就連到了北京以后，他甚至也有好幾次為了求生存跟著“死亡隊伍”茫然前行的經驗。個人的生死對他來說似乎極其陌生又極其熟悉，死亡似乎是那么平常而普通的一件事，他卻靠著一股莫名的動力存續著這可貴的生命，那么這生命的消失和存在又有何意義呢？他既看到了生死的無常，也看到了生命的無意義，他在城市中看到了受過新教育的女性混沌度日，絲毫不明白女性覺醒的真正意義；也看到了當代青年人以打牌賭博消磨生命，有著“讀書人”的名頭卻毫無深度思考的頭腦。在這樣的情形下，何談救國救民？因此，在沈從文看來，拯救民族、國家的首要任務就是改造人民、青年，也即塑造新的未來。

為此，沈從文在后來的文章中很多次談到了他對于人性塑造的看法。首先的問題是，青年人需要怎樣的人生觀呢？他從自身的經歷出發，不斷地去對人生作抽象化地思考：在《從文自傳》中，“我”從一個迷茫無知的少年成長為一個想要自己掌控命運、體驗人生、觀看大千世界的青年；到了《湘行散記》中，“我”開始意識到個人生命的無常，以及個人在面對歷史的渺小與無力，這無限地消解了人生的意義。于是“我”將人生理解為“體驗”：“我還愿意再活十七年，重來看看我能看到的一切。”而最終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將人生理解為“意志”：“肯定人生新陳代謝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產生‘意志’，且明白種族延續國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東方式傳統信仰的‘命運’。”從“命運”“體驗”向“意志”的劃動，最終讓“我”產生了更嚴肅而堅韌的生命態度。而對于國家和民族來說，這種以“意志”為核心的人生哲學也將塑造出更為健康奮進、積極向上的現代有為青年。其次的問題是，當代青年如何才能在良莠不齊的信息中獲得正確而積極的力量呢？沈從文高度贊揚了“五四運動”對于國民思想的啟發性意義，并著重談到了教育和文學。對于教育來說，教育是塑造國家未來國民的路徑，因此當下的教育理念就是重中之重。他批判了地方政府要求小學生“讀經”的教育理念，并呼吁教育部門要負起責任來，重建和確立適宜于當下的教育新理念。而在文學方面，在報刊和文章盛行的時代，在尚有許多人為拯救國家尋找新思想新路徑的時代，在學校教育無法普及所有青年人的時代，文學作品以及承載其思想的傳媒工具就顯得尤為重要。沈從文呼吁作者寫出具有思想性、時代性的作品，也呼吁讀者，去閱讀有力量有深度的作品。他說：“我們必需努力的第一件事，是重新建設一個觀念……這種作品中所浸透的人生崇高理想，與求真的勇敢的批評精神，方能啟發教育讀者的心靈。”“從積極言，一定要在作品中輸入一個健康雄強的人生觀，人物性格必對做一個中國人的基本態度與信念，‘有所為有所不為’，取予之際異常嚴謹認真。他必熱愛人生，堅實樸厚，坦白誠實，勇于犧牲。”沈從文希望用教育、用作品塑造一種新的國民性格：他有“愛”，有愛才能有力量，去愛自己、愛他人、愛國家；他有“信仰”，有信仰才能團結起來，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前進。

沈從文在《從文自傳》和《湘行散記》中所展現的，是一個人從出生到青年的成長歷程，是一個青年人的生命成長史。他的具體的人生經歷固然豐富值得關注，但更重要的是蘊藏在其中的對于青年人的啟發意義。從“小我”走向“大我”，沈從文不斷地將生命抽象化，去思考更普遍的“人性”“命運”，這種基于人性的生命哲學，不僅在戰時有作用，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應當有更深遠的現實意義。沈從文當時所針對的青年中出現的諸如有教育無思考、生命虛無頹廢等問題，在今天的青年中依舊普遍存在。人性、教育、成長是人類存在幾千年來永恒不變的命題，這也是我們今天重讀沈從文、重讀經典依舊能獲得啟發的關鍵所在，在科技全方位發展的今天，面臨著新的國際形勢和世界格局，我們新時代的青年該擁有怎樣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該如何去獲得和發展正確的三觀，是一個新的時代問題。

作者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