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羽的長篇小說《抵達》以鄉村出身的記者原泉與上海美術館研究員藍羽之間的愛情故事為主線，輻射展開了現代鄉村和城市中的生活百態，呈現出現代人復雜的生活狀態與精神面貌。

“貝爾認為，對人類生活觀念發生最重要改變的幾項技術發明與社會學發明是汽車、電影、廣告。尤其是汽車……不僅給人們創造了‘越軌’的機會與行為選擇的自由度，更重要的是它制造了一種快捷的機械化的生活方式，無形中影響著人們的體驗方式及價值觀念。”［1］“抵達”是所有交通工具被創造出來的功能和目的，人類借交通工具縮短空間距離、擴展活動范圍，而交通工具也反過來為人類創造出全新的生活環境，并進而影響人類的精神世界。

《抵達》中多處提及現代交通工具，從自行車、火車到地鐵、汽車，交通工具的更新，也體現了人們在不同時代、空間中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更迭，展現了現代社會發展進程中鄉村與城市所發生的種種變化。

一、自行車與火車：現代的雙重性

在小說中，自行車一類的舊式交通工具，首先是一種田園牧歌式的美好詩意的象征。主人公原泉無法完全適應城市生活，總是在追憶古樸的鄉村生活方式和生活節奏，而這些美好的回憶又往往與舊式交通工具聯系在一起：郵遞員騎自行車來村莊送信，自行車與石子路碰撞的聲音，遠遠就預告著遠方的消息；原泉初中時要翻山越嶺、步行二三十里上下學，卻從沒覺得長路漫漫；同樣是在這條路上，他暗戀的女孩在自行車上遠去的背影，給他留下了一段無限純真美好的回憶；一輛永久牌自行車、嘉陵摩托車就已經是惹人羨慕的潮流，這種簡單而樸實的快樂，也是如今在都市中所難求得的。

原泉雖然生活在城市中，卻總是將眼前的生活與鄉村生活進行比較，并對后者表現出強烈的眷戀之情：城市里的火鍋店都用電磁爐，他覺得少了點意思，因為看不到鍋底藍色火苗的跳躍，沒有煙火氣；他不適應城市明亮的燈光，而是眷戀村莊微暗的油燈和滿天繁星，會刻意關上城市里的電燈享受黑暗中的風吹葉落、萬家燈火，甚至還萬分詳盡地回顧了童年時代拉燈繩、修燈繩的經歷……他還總是將地鐵與火車做比較。在他看來，比起隱沒在地下、日復一日重復運行的地鐵，火車能夠在原野上自由穿行，延伸到無盡的遠方，天然帶有詩意。一切種種，都表現出他內心深處對鄉村自然的親近，對童真少年時代的懷念。

但是，他在記憶中無限追憶的這個故鄉，現在卻已無法再抵達：“現在人都不太愿意回老家了，但能怪得了誰呢，老家早不再是從前的老家了。”［2］公路、電燈、電視，甚至原泉眼中詩性的火車，當這些現代器物進入村莊，原泉回憶中的種種美好，就都成了現代化沖擊下逐漸失落的舊物。有了電燈，沒有人再用油燈；有了電視，沒有人再在樹下聽老爺爺講故事；他的種種追憶也更像對逝去不可挽回之物的一曲挽歌。因此，每當要踏上歸鄉路時，他心中總是充滿了猶疑。因為他記憶中那個理想的故鄉和他即將面對的真實故鄉并不相同。即使真的回到家鄉，他也會覺得自己與這里格格不入；他既無法適應城市，也無法回歸鄉村，是兩者夾縫中的游離者。

更進一步說，即使是尚未被現代器物所入侵的鄉村，也絕不是純粹詩意的人間凈土。雖然村莊中人與人的關系更加緊密，人們也更為簡單淳樸，但這里同樣有著原始化的市場邏輯和與都市相似的功利取向，有時甚至比起都市要更為野蠻赤裸、封建落后。這一點在黃大放這一人物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黃大放粗俗、大男子主義，喝酒、抽煙、吐痰，說話沒禮貌，但又簡單、直接，不拐彎抹角。他身上既有讓人無法忍受的缺乏道德意識的一面，又有著老頑童似的任性率真的一面。與黃大放身上的雙重性類似，鄉村看似有著與城市的緊張浮躁相對的安適悠閑，實際卻一直被傳統價值觀念所統治，并不是完美無瑕的理想鄉。

鄉村的這種雙重性，同樣鮮明地體現在進入鄉村的現代性器物上。一方面，它們是城市和詩意的象征，連接著未知的遠方。譬如火車：小說中，上海女孩和林芝導游相戀，原泉姐姐原茵的愛情經歷，藍羽父親出走上海、留在西雙版納照顧沒有血緣關系的女孩……在小說提及的這許多故事中，火車無不扮演著一個浪漫、詩意的角色。然而另一方面，它們作為現代性的象征，卻也給古老的鄉村文明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讓承載特定文化形態的現代文明入侵了村莊。

小說開篇，原泉追憶了哥哥原游第一次看見拖拉機時的童年場景，原游從此下定決心要買一輛汽車。在偏遠鄉村中，三輛拖拉機就已經算得上氣派無比，讓孩子們驚嘆不已，對現代性的器物產生了向往。進一步說，這也是他們對現代性的最初一瞥，使他們萌發了對城市的好奇心和前往城市的欲望。此后公路的開通則意味著村莊與外界建立起了更加緊密的聯系，天然自在的鄉村生活，被現代交通工具闖入并徹底打破——從此，鄉村空間不再封閉，人們習以為常的種種認知和觀念也就此發生改變。對發展中的新世界的向往，吸引著鄉村人口不斷流入城市。

二、地鐵：城市的最佳隱喻

小說兩位主人公原泉和藍羽在地鐵站初遇，這一安排頗有深意。地鐵每天按照同樣的時刻表、在同樣的軌道上運行，不會堵車、絕少發生意外，是都市中最便利、最易計算用時的交通工具。它按部就班、不會脫軌，機械、高效、準時：可以說，地鐵是對現代城市的最佳隱喻。城市像地鐵一樣具有完整、穩固的框架，有自身運行的規則，將所有人都納入其結構化的體系，不會等待、也不容改變。

藍羽因地鐵卡欠費無法進站，接連問幾人借現金都被回絕，原泉鬼使神差地主動上前詢問，兩人才開始產生交集。地鐵本身已是一種新式交通工具，但它還在隨時代發展而不斷變化。從人工充值到自動充值、從地鐵卡到二維碼，地鐵越來越便捷，人與人的交互卻越來越少。如果時代再發展一些，原泉和藍羽便不會因地鐵卡欠費而相識，二人之后的故事也就無從展開。此外，城市中每個人都具有突出的異質性，人人忙于“抵達”自己的目標，人與人的關系比起鄉村要疏離、平泛得多，即使同學同事之間，關系也可能較為機械、脆弱，更遑論陌生人。也正因此，原泉才有機會與藍羽相識。無怪乎作者借原泉之口說：“地鐵太快了，快得缺少過程，往往是故事來不及開始就已經結束。地鐵也太缺少變化了，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而故事卻是喜歡變化，它偏好越軌的筆致。”地鐵是現代社會在純粹工具理性下只為“抵達”這一目的而創造出的高效交通工具，原泉和藍羽在地鐵站內意外相遇，這一情節就已經暗示著兩人往后關系的走向：在按部就班的城市生活中展開一場“越軌”的愛情。

正如鄉村空間因新興交通工具的介入而得到了拓展，鄉村原有的時間觀念在都市中也發生了變化。鄉村原本遵循一種自然時間觀：春夏秋冬、白天黑夜、耕耘收藏、生老病死，時間均勻流逝、周而復始，因此生活節奏較為悠散、閑適。而在城市中，時間卻被鐘表重新劃分，時鐘“幫助人們建立這樣一種信念：即存在一個獨立的、數字上可度量其序列的世界”［3］。時間與時間之間有了區別，一些時間更有價值，人們需要對時間進行高效合理的管理和使用，鄉村散漫的生活節奏被加快，模糊的時間感知或主動或被動地被轉化為精確的時間管理，進而催生了人們對效率的極端崇拜。

而原泉作為從鄉村來到城市的“異鄉人”，身上天然帶有鄉村的悠然習性，卻又無法避免被城市所影響，因此他身上表現出了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他向往著田園牧歌式的詩意生活，渴望擺脫城市的快節奏；另一方面，他又深陷于城市的生活邏輯，試圖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小說中有一段對地鐵和火車聲音區別的描述：在原泉聽來，現代機械如地鐵或高鐵的聲音是含糊的，而蒸汽車或慢火車的聲音則是歡快高亢、鏗鏘有力、無比踏實的。地鐵和高鐵對它的乘客是不屑的、不耐煩的，而火車則是熱情的、召喚式的。大衛·加里奧認為，聲音也建構著某種符號系統，“不同階級、性別或者出身的人會對不同聲音有不同的聯想，聲音系統以微妙的方式塑造個體和集體身份，增強權威的統治”［4］。從原泉對聲音的感受中可以看到，他從地鐵和高鐵這類都市象征物中感受到的是強烈的拒斥感：在城市中他的存在是可有可無、無足輕重的，城市不能缺少像他這樣的人，卻又不能真正容納他；而在老式的蒸汽車和火車中，他卻能找到歸屬感和安定感。這體現了出身于鄉村的知識分子在城市中所遭遇的身份焦慮：“很多時候不勞別人提醒，人也能敏感地知道自己屬于哪個階層。……我在上海沒有房子，但我從學校畢業以后就有了上海戶口，可以稱之為新上海人了，但無論是語言、生活習慣等等，都會提醒我終究是外地人”。像原泉一樣的青年知識分子在鄉村中被公認為富有才華，但在懷揣夢想來到城市后，卻發現自己瞬間就泯然眾人，不僅失去了原有的話語空間，也失去了安全感和歸屬感，難以找到自身的定位。這種精神上的不安使得他們不得不轉向外界標準來尋求安慰乃至認同，因此買車、買房這類在世俗意義上被認可的“人生成就”就躍然眼前。正因為此，原泉雖然一直懷有文學夢想，并不時想象自己因作品而出名、掙錢，卻總在談起相關話題時采取一種戲謔的口吻，其實他是在用自我否定的方式來消解這種想法和行動的嚴肅性，用自嘲來為自己世俗意義上的“不成功”脫罪。

雖然都市中并不全是像原泉一樣來自鄉村的知識分子，但人們所面臨的身份焦慮卻是普遍的。因此，遵循嚴格的時間表工作、講求效率就成了都市生活的最大特征。人們為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試圖用工作來緩解焦慮，讓自己始終處在“有事可做”、“高效利用時間”的狀態，卻在對效率的極端追求中又產生出新的焦慮，陷入悖論式的循環——越追求表面上高效的“抵達”，就離心靈上的“抵達”越遠。正是當原泉和藍羽都深陷在這種焦慮及與之相伴的孤獨中時，二人與對方相遇，成為了彼此從按部就班的城市秩序與焦慮中脫逃的出口。

三、汽車：社會身份的象征與“越軌”的可能性

汽車是原泉與藍羽關系的重要中介。兩人三度遠行、關系逐漸升溫，都是通過汽車實現的。作為現代工業產物，汽車是一種集合了所有現代先進科學技術的商品，也是都市消費文化的重要載體，象征著時代的發展、現代的焦慮和城市的快節奏。根據鮑德里亞的消費社會理論，現代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符號價值。“所謂符號價值，就是指物或商品在被作為一個符號進行消費時，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和權力以及其他因素來計價的，而不是根據該物的成本或勞動價值來計價的。”［5］現代物質生產過剩后，人們對商品的消費從功能消費轉向了符號消費，即消費商品背后的社會地位象征。“它不能結構社會關系：它將它分割為一個等級分明的目錄。它將自己形式化，成為社會身分標位的普遍體系：‘地位’的符碼。”［6］由于城市的社會分層明顯，人們也就更加需要符號消費來標榜自己的社會地位。但是，人們越重視商品的符號價值，離商品最根本的使用價值就會越遠。物品成為一種擺設，其功能性變得無足輕重：“擺設恰恰就是物品在消費社會中的真相。”［7］最終，它會導致人們形成一種無“根”的消費邏輯，一種本末倒置的消費觀。這會導致雙重的結果：一方面，它使人不斷產生追求高級商品的欲望和提高收入的動力，另一方面，卻也增加了人被器物裹挾、喪失主體性的風險。被身份焦慮所困擾的都市人，很容易轉向這種消費社會的邏輯，用物來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在看與被看的關系中、從他者的目光中獲得自我認同。而一旦人們深陷于這種由商品所建構起的等級體系，符號對人的馴化就完成了：最終，不是商品為人而存在，也不是商品為人所使用，而是主體被客體所奴役，主體為客體而存在。

藍羽母親因嫌棄原泉是“沒房沒車的外地人”而反對他和藍羽交往，二人也一度為此分手。以藍羽母親為代表的都市人，將車和房視為一種身份象征、一種建立關系的“準入門檻”；城市中的相親者會根據車輛來評估對方的身價，充滿勢利意味；原泉的哥哥原游覺得既然別人有車，如果自己沒有，就顯得沒面子；原泉即使不會開車，卻依然時時掛念著買車的事，被“沒車就沒面子”的觀念不斷糾纏。這種心理背后的深層動因，是他想要追求與城市人平等的社會地位——通過擁有象征社會地位的商品，人們得以突破社會分層，進入更高級的社會階層。但即使成功獲得了更高層的社會身份認同，社會的分層卻是無止境的，對分層的突破也是無止境的，無論人們怎樣努力，只要仍處于這套結構之中，就會永遠為其所奴役。

在“買房”這一問題上，城市與鄉村的觀念空前統一。不僅是藍羽母親，原游和他的家人們也都非常重視房子。也許因為房子不僅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還代表了一種穩固、安定的生活方式——和地鐵一樣，按部就班、沒有意外。他們認為“買房”是人生的正道，是人生所必要抵達的終點之一。但是，正如交通工具雖然的確提高了人們的出行效率、擴展了人類的活動范圍，但也導致社會對時間、效率的要求越來越精確、嚴苛一樣，這種對“抵達”的盲目追求也反過來對人本身施加了諸多限制。列斐伏爾說：“城市生活被精微而又深刻地改變著，它犧牲于那個汽車多如牛毛的抽象空間……駕駛者只關心抵達目的地，他環顧四周，只看到他為此目的所需看到的東西，因此他僅僅感知到已經物化、機械化和技術化的道路，他僅僅從一個功能角度看到道路：速度、儀表、設施。”［8］藍羽的表姐在開車時，即使是熟悉的路也要打開導航，因為她想要看到實時路況，花最少的時間到達目的地。這是現代都市人十分真實的寫照：出發就是為了抵達，因此追求最簡潔、最正確的道路，以節省路途上所花費的時間。所以沒有房子就不必結婚、戀愛，沒有目的地就不必出發，沒有抵達終點，路上所遇的就都是無用之物。原泉和藍羽所追求的卻不是這種“抵達”。或者說，他們一直在與這種“抵達”進行對抗：原泉一直租房而不買房，藍羽一直向往自由和野生的原始生命狀態，喜好藝術、哲學，他們的理想主義和浪漫色彩在都市中都顯得格格不入。

小說中，汽車更常被人們視為經濟能力、社會地位的象征，最常發揮的是其“擺設功能”，但它作為交通工具的功能性卻幾乎沒有得到發揮。原泉和藍羽兩人都有想要超越既有秩序、追求自由的傾向，因此在他們這里，汽車另一方面的功能就被激發出來了。雖然因為城市交通擁堵，汽車的功能受到了限制，但從其本身的功能性來看，汽車恰恰意味著從都市中逃離、從按部就班的規則和秩序中越軌的可能性。原泉始終沒有學會開車，因此只能被困在地鐵等公共交通所構成的按部就班的城市結構中；而藍羽的出現則為他帶來了新的可能性。藍羽的名字實際上也暗示了這一點：“羽”是輕的、飄搖的，與“重的”、“穩定的”相對。她駕駛著汽車，帶原泉越出了工作與地鐵所構成的秩序世界。汽車成為了二人“出走”欲望的外在實體化象征物，給予了原泉和藍羽實現“出走”想法的實際可能性。

通過汽車，兩人得以從復雜的都市社會結構中暫時逃脫，獲得自由。當兩人行車上路，他們就不再執著于確定的道路，而是開始享受迷路、沒有方向感、隨意行駛的過程，在語言、行動和關系發展上都呈現出東拉西扯的散漫態勢：“我們的聊天盡是些閑話”。兩人三度遠行，或為看海，或為探親，但作者的筆墨卻都主要集中在對過程而非終點的書寫。比如在看海之旅中，作者詳細地描寫了兩人在路上買蛋糕、吃蛋糕、摘花、偶遇辦酒席的新人、野餐、遇到住在廢棄別墅區的拾荒女人，而對兩人最終的目的“看海”卻只有寥寥幾段文字。正如兩人亦更加享受旁逸斜出、計劃之外的種種偶然性，每當兩人登車上路，就像從城市直線式的地鐵軌跡中脫逃，從固定的點對點的路線中偏航，不追求快捷或效率，不渴望迅速“抵達”，只是享受無理由、無目的性的旅途本身，享受自然風景、當下的生活與存在本身。

當車輛在山野中疾馳，人們雖然要面對種種未知，卻能自由馳騁、逃離現代時間規范，脫離熟悉單一的生活場景，享受變化無窮的自然風光，甚至在這種危險中獲得更深層、更本真的生命體驗；而當兩人回到城市，車輛就不得不放緩速度，連藍羽也不自覺地重新開始追求效率、抱怨堵車，再度回到現代秩序之中。

結語

自行車、火車、地鐵、汽車等交通工具在《抵達》中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象征符號體系，層層深入地揭示了現代人在城鄉夾縫中的精神困境與身份焦慮。小說并未簡單止步于對城鄉二元對立結構的批判，而是超越了城鄉二元對立的模式，深刻挖掘了二者各自的優勢和缺失。城市不是鄉村的理想鄉，鄉村也并非逃離城市后解決一切問題的出口。原泉從鄉村共同體中以具有強烈主體性的個體姿態走出，卻又被迫進入城市共同體，從舊的鄉村秩序跳入新的城市結構，他的主體性從未得到真正的解放。

在此基礎上，小說對“抵達”這一概念重新進行了思考。真正的“抵達”并非物質的積累或地位的獲得，而是一種內心的安定與自由。正如藍羽所說：“咱就需要點兒松鼠的勁頭，就算離開了森林，在城市里也照樣開開心心蹦個不休。”正如藍羽父親所說：“房子能安身，但不見得能安心。”正如原泉回鄉路上那棵獨自佇立山崗的樹，它如同某種存在的錨點，原泉只要看到它便感到安心：“它要標識出什么呢，或許是沒什么的，只不過是讓人知道它存在罷了，也像是為了彰顯它的存在”。原泉與藍羽最終雖然復合，卻并沒有解決橫亙在二人之間的房子問題，而是將之懸置，讓兩人的關系也處于一種懸而未決的狀態。正如兩人行車上路、還未到達終點的時刻：結果總會到來，他們也總會抵達；結果也許重要，但對此刻仍在路上的他們而言，似乎也沒那么重要。正如小說的結局是二人在行程的半途、停在山崗上度過暴風雨夜——這就是《抵達》給出的答案。

“行車在路上”與“租房”的邏輯是相似的：人生是一場永遠不會抵達終點的飄搖之旅。“抵達終點”和“買房”一樣，都不能給人帶來內心真正的平靜和安寧。過度執著于“抵達”的人們其實混淆了物理的抵達與精神的抵達，將物理空間的到達與物質目標的完成，等同于心靈的豐盈與生存意義的實現。心靈的抵達并不需要物質的抵達作為前提，兩者甚至可能背道而馳。人真正能夠賴以寄托的錨點從來不是汽車或房子，而是一顆淡泊、良善、真摯的心。正如小說中廢棄別墅里照顧貓狗的阿姨和大爺、爛尾樓里寫詩的保安、純粹享受游戲樂趣的男孩、拋棄鄉村女孩又傾力贖罪的城市青年、藍羽的父親……即使在都市的快節奏中，也仍然有脫離結構裹挾而自在生活的人。當人不再尋求一個物質上穩定的寄生之所，不再渴求在社會的規則中率先抵達終點、獲得勝利，他生存的世界反而會變得無限廣大，從有限通往無限，從束縛通往自由。“這年頭任什么都在阻擋著我們奔向自由，但要說沒有什么能夠阻擋我們對自由的向往，也沒什么錯。”[9]

注釋

［1］ 劉永麗：《現代交通工具與文學書寫方式的變革》，《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3期。

［2］ 文中的小說文本皆引自傅羽《抵達》。

［3］ [美］劉易斯·芒福德：《技術與文明》，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9年，第16頁。

［4］ [澳]大衛·加里奧：《城市的聲音:現代早期歐洲城鎮的聲音景觀》，王敦、李澤坤、李建為譯，《文學與文化》，2017年第4期。

［5］ 孔明安：《從物的消費到符號消費——鮑德里亞的消費文化理論研究》，《哲學研究》，2002年第11期。

［6］ [法]布希亞著，林志明譯：《物體系》，2001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14頁。

［7］ [法]讓·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00頁。

［8］ 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主編：《城市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14頁。

［9］ 引自傅羽《抵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