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暮》在原發刊《十月》發表之后，收到過一些讀者的反饋，有人認為是寫愛情的，是關于老一輩“舔狗”的故事，也有人認為是寫苦難的，男女主人公努力地生活，卻又被生活無情地辜負。這些說法都對，也都不對，這個小說里的確有苦難和愛情，但是愛情和苦難從來不是我寫作的主題。愛情是人間不可或缺的美好，而苦難是人生無法脫離的悲傷，但是于我而言，它們只是生活的構成，是世相的底色，是我小時候寫作無法回避也不可能回避的東西，但是，我不會純粹地去寫他們，不會為了苦難而苦難，不會為了愛情而愛情。

我寫這篇小說是想探討一下生死，或者說，借這篇小說思考一下生死。對于我們普通人來講，生不易，死更難，每個人內心或多或少都懷有對死亡的恐懼。但是在我老家河南農村，很多人年過五十，就開始為自己準備后事，比如說為自己制作壽衣、打造棺材，然后把壽衣壓在箱底，把棺材架到梁上，當然也不一定都架到梁上，早年有些宅院的大門是有門樓的，門樓里面用木板架起個頂棚，有些人家就把棺材放到頂棚上，寓意是“官、財臨門”。在以前，棺材并不是一個令人生畏的東西，反而因為諧音，蘊含了人民群眾最美好的愿望，這種為未來的死亡而準備的棺材，也被稱為“喜棺”。以上這些都說明，對于早前的人們來講，死亡并不是一件令人恐懼的事情，他們是認命的，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么就坦然面對好了。正像小說里的張建國和鄧紅梅，他們或許生得很狼狽，但是，可以死得很從容，按照自己想要的樣子，慢條斯理地打點好一切，這是一種近乎超然的態度，也是對命運的正面回應。我掌控不了自己的生活，但是我可以提前安排自己的死亡。

當未來不再提供希望，時間對一個人來講，反而真正具有了意義，或者說，應該把邏輯反過來講，對于老一代人而言，之所以要以近乎執念的態度提前安排自己的死亡，實在是因為生活有點太狼狽了。比如說小說里的張建國和鄧紅梅，在傳統生活里，他們這樣的普通人也是有使命的，那就是繁衍后代，為了繁衍后代而需要結婚生子，又為了結婚生子而需要勞動養家糊口，他們為這個使命而生，并在完成這個使命之后，才能夠坦然赴死，倘若沒有子嗣，沒有后代，他們便不能安息，也沒有資格安息。因此，過去的情愛，我覺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生殖繁衍的沖動，完全純粹的、超然的愛情，也就是咱們所說的現代意義上的情愛，需要建立在脫離繁衍需求，并且男女雙方都能夠在經濟和精神雙獨立的基礎之上。而在以繁衍為本能驅動的婚姻時代，男女雙方都要尋找最優的生殖伙伴，具體而言就是，男方需要盡可能具備優良的物質保障，而女方則需要盡可能具備優良的生育條件，這聽上去并不美好，但是卻是很現實的選擇，本質上遵循的仍然是優勝劣汰的規則，因此其實也沒有什么可批判的。就像小說里的鄧紅梅，她在訂婚之后，又選擇了身家優良的孫老師，其實這代表了她對更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們可以批評她不夠忠貞，但是對于錯誤的選擇是否有必要或者說是否必須忠貞到底呢？我們也可以指責她不夠道德，但是基于繁衍的婚姻又是否道德呢？我想這都是可以商榷的。

至于小說里的張建國，用現在的話講，是個不折不扣的“接盤俠”，老一代的優秀舔狗。他喜歡鄧紅梅，就在鄧紅梅最危難、最不堪的時候挺身而出，接下了她已經成為廢墟的人生，并為此而廢棄了自己的一生，他無怨無悔地照顧鄧紅梅，照顧她的兒子、孫子，他與鄧紅梅自始至終沒有結婚，也沒有生育自己的孩子，可以說，他對鄧紅梅的好，是超越了繁衍生殖的驅動的，具備了現代“舔狗”的所有品質。但是在看完小說，你就會發現，他其實也并不是所謂的“舔狗”，他對鄧紅梅的無條件的付出，其實是一種更深沉的責任和擔當，他用他自己的一生的時間，完成了自己的救贖，正如鄧紅梅用自己的死完成了自己的救贖一樣。至于為什么要救贖，具體原因是什么，在此我就不劇透了。

生死是個宏大的命題，也是人類終極的問題之一，我不敢奢望通過一個中篇小說，就把它講清楚，我只是試圖通過兩個小人物的平凡人生，他們的顛倒夢想，他們的堅韌與執著，來呈現普通人的生存狀況與精神指歸。他們的痛苦需要被理解，他們的沉默也應當被看見，他們那些看似徒勞的掙扎和堅持，其實是在用他們的生命去書寫生與死的具體含義，就像我們每個人，都在我們自己的生活里，為存在的意義書寫各自的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