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陪我徹夜聊天的師兄走了。

年輕時候，人不太會考慮死亡問題，總覺的有無限遠方在前面，無限有趣的人和事，等著自己，可以有大把時間去揮霍。等到中年，才突然發現，陪你走著的人，不知何時已退場，人生不過是一場呼嘯不停的風雪，前行的泥濘坎坷，最終會只剩你獨自前行。

我和王金勝師兄認識有二十多年了。那時我在山東師大讀研究生，聽說有個王師兄學問厲害，慕名去拜訪。忘不了山師大博士樓——“西拐”。記得躥進西拐樓，沒看到人，首先看到一團煙霧。繚繞之中，一個笑瞇瞇的，沉穩的北方青年，端坐在書桌前。他是青島大學定向培養博士生，年長我幾歲。導師吳義勤先生那屆招收三個博士，王金勝師兄碩士畢業于南京大學，為人沉靜而多思。我常約他去山師第二食堂吃飯，飯后散步聊天。那時我開始寫長篇小說處女作《英雄時代》，邊寫邊發給師兄看。他總是不吝鼓勵，讓我多了幾分信心和勇氣。我們越聊越深入，經常徹夜談天，有時也去千佛山后面燒烤攤夜宵。幾杯啤酒下肚，豪氣大發，再爬千佛山，朗誦詩歌，或縱情大笑。懷念那些青春的日子。千佛山的夏夜，微風拂面，星光燦爛，我們自信昂揚，仿佛從不會老去。在千佛山頂，我為師兄寫了一首詩。2014年，我的詩集在天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也收入那首詩。昨天晚上，我從地下室翻出那本發黃詩集，紙上句子依然清晰可見：“再低矮的山/也有一種高度/站在山頂的人/就可以為生命/縱情歡呼/一篇文章/讓目光碰撞/一碗薄酒/端到嘴邊/你笑了笑/一飲而盡/我們在千佛山飲酒/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連山都醉了/可我們的對談/卻怎么也停不下來。”

畢業后，我在山東師范大學任教，他繼續留在青島大學，成為了一名學術成績斐然的青年學者。地理空間沒有隔斷我們的友誼。我經常和他煲電話粥，一打電話就是一個小時。我們聊學術，聊工作和生活，遇到了煩惱，和師兄說說，有了高興的事，和他分享。有了一個得意的小說或者論文，也要發給他，討論半天。他幾乎看過我所有小說，和大部分論文，還寫了六七篇有關我的小說創作的評論。我也總是出書后，第一時間想著寄給他。師兄的贊許，就是我的榮耀。他有很好的藝術審美能力，也有深厚的理論思辨能力。記得我剛開始寫作抗戰系列小說，開篇的《中國野人》，原名叫《中國魯濱遜》，和師兄商量，他認為原名過于概念和洋化，后來才改成現在的名字。我有一點微薄的創作成績，離不開王師兄的鼓勵支持。細想之下，我們之間的談話，都是說我的事多，說他的事少，他有一種天生的，化解別人煩惱的能力。他就是一位寬厚兄長，甘愿耐心幫助兄弟成長，不忍心將自己的煩心事說給別人。師兄是理解我的同道，也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他有一種近乎于理想主義的，笨拙的天真，那是探究事情本源和真相，尋找復雜的內部規律和隱秘構成的“學者之心”。

我調入蘇州大學后，獨自生活在蘇州，幾乎每周都和他打電話。我經常約他，帶著夫人和孩子，來蘇州玩玩。他總推脫說，有時間去。就這樣，一推再推，直到再無機緣。期間，2017年，我去過一次青島。多年未見，我們絲毫沒有隔閡，就像昨天剛見過一樣。他招待我在家里吃飯。我見到他的夫人和可愛的孩子。菜是嫂夫人炒的，清淡可口。現在這年頭，在家里請客，是真把客人當成親近的人。吃完飯，我們又去青島大學操場散步，就像我們在山師大一樣。他一張嘴，還是有關“文學”的話題。世事如潮，多少名韁利鎖，無窮煩惱，都沒有進入過他的心靈。我們相視一笑。多年過去了，他還沒有變。2019年，我的中短篇小說集《獵舌師》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我特意請了王金勝師兄。他極少出去開會，那次還是出來了。會后，我們暢游中國現代文學館和魯迅文學院。他那時已變得清瘦，不復壯實模樣，可煙還抽得兇。他站在魯迅和趙樹理雕像前，還是笑瞇瞇的，對我說，人生很短暫，很快就會過去，我們要好好做點事。這句話，我牢牢記在了心里。

那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疫情幾年，我們也沒斷了聯系。他的身體出現問題，卻不愿多說自己的傷痛。他依然關注我的創作，即便身體不適，依然囑托碩士生陳劉艷同學，撰寫并發表《在歷史理性與文學想象之間取得平衡——評房偉的〈石頭城〉》的論文。進入2026年，掛念著師兄，問候語尚未發出，卻聽到了噩耗！我正在參加博士生答辯會，匆匆瞥了一眼手機，心中震動無以復加，眼淚撲簌簌地落下。我打開師兄的微信，他的頭像圖片，是一張黎明時分的青綠遠山。黎明帶著橙紅的希望，與遠山的壯大雄渾，相得益彰。我的眼模糊了，這也許就像師兄吧，淳樸自然的熱情與生命本真的理性思考，恰當地結合在他的身上，也形成了他獨特的學術思維與研究道路。

我也給師兄寫過幾篇評論，如今想來他的研究成就，在當下當代文學研究界，是非常寶貴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具有“批評/研究”雙重屬性。當代文學研究，靠近文學發生現場，需要予以披沙揀金，撥開話語迷霧，揭示真相，對文學創作予以警醒，對熱鬧現象予以冷靜分析。在這方面，王師兄有著清醒判斷，不跟風，不為名利所惑，不追捧作家，而是在“善意的距離”之下，觀察作家作品與文學現象，既保持對觀察對象的溫情，又客觀指出其問題和癥候。同時，僅有批評性是不夠的，當代文學研究又有史學研究的一面。去年夏天，王金勝師兄在一次學術論壇提出“作為方法的歷史化”，而非僅僅作為“文檔化、技術化、操作化”的歷史化，正是對當代文學研究某些問題的深入思考。如何擺脫意氣之爭與意識形態偏見，擺脫古典化保守，在審美距離之下，予以充分歷史化，這也是擺在所有當代文學研究者面前的棘手任務。洪子誠先生講，歷史有三個層面，過去發生的事件，對于事件的講述，講述者持有的觀點態度和方法，這三個層面的觀察之中，如何避免“歷史化”成為某種過量言說與過量關注導致的“曖昧認同”，則是考驗學者心智和勇氣的標準。時刻對文學報以溫暖的敬意，又時刻對文學加以客觀審視，時刻對文學史文本保持“歷史溫情”，又能在理性和人性雙重標準之下，真正將之放置在歷史審判臺之上，這也許就是王金勝師兄所要走的，注定寂寞，但充滿魅力的學術道路了。

仔細考察王金勝師兄的學術生涯，他的博士論文是《新時期文學的自我認同》，理論基礎來自吉登斯，討論問題則牽扯新時期文學主體性等諸多難點。這種從理論出發的博論做法，也是我們那個時代流行的。這部博論的成功，離不開導師的悉心指導，也體現出王金勝學術研究的獨特之處，其價值在于對新世紀初流行的“多元化新時期”歷史斷代，通過“自我認同”問題，揭示期間的理論裂痕與癥候。從這個視角出發，他的研究觸角又深入到莫言研究。他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正與此相關。他在莫言研究之中，既有精細的文本細讀與批評妙悟，又能將莫言放在文學史維度進行考察。而這些年的研究與批評工作，我更看重的，是他在歷史化基礎上，對“現實主義美學”的再發現與弘揚。他對陳忠實、陳彥等一系列現實主義作家的研究頗有成效。特別是他的《陳忠實論》，通過史料建設與歷史化重讀，為我們還原真實而復雜的陳忠實。他細致梳理陳忠實生平和創作，很多資料是第一次面世。他注重時代、文學體制與作家之間的關系，詳細梳理陳忠實整體創作，特別是“十七年”時期和“文革”時期創作。1975年，陳忠實參與撰寫村史《灞河怒潮》，村史、部隊史、公社史撰寫，是十七年乃至文革重要文學現象，也是新時期后，被很多研究者刻意遺忘的東西。王金勝將陳忠實從“斷裂性”分期中解放出來，將之放置在長歷史階段中，考察“歷史中的作家”和“作家的歷史”之間的互動關系。他還將陳忠實的報告文學、散文與小說創作進行整體觀照，可以說，王金勝的《陳忠實論》，擺脫將陳忠實定義為新歷史主義思潮作家的印象。由此，我們看到，陳忠實并非90年代全球化多元化體制詢喚出來的，一個反體制的，將欲望書寫與保守自由主義結合的“儒學中國”作家，而恰相反，他是外部審美刺激之下的，社會主義文藝體制內部變法的結果，是從“人民文藝”概念過渡到“中國文藝”的產物。

不問來時路，不知歸時途。王金勝師兄的學術研究，正漸入佳境。他的很多大思考正在形成體系性成果。可惜，天妒英才， 2026年，剛過小寒，24節氣倒數第二個節點，師兄永遠離開了我們。那個陪我徹夜聊天的師兄，那個寬厚質樸的學者，從此陰陽兩隔。深冬的蘇州，潮濕陰冷，這幾天連續下起小雨。也許，人生這場漫長告別，無論痛徹心扉，還是淡然處之，終將飄散在風中，消弭于無形，只有那份真摯感情，那份為學術而執著求真的心，會感動后來者，成為最有價值的紀念。愿師兄在天堂里快樂，那必定是一個深遠遼闊、蒼茫卻燦爛的精神和美學世界，也是一個閃爍著知識光環的、平靜的書香時空。

2026年1月6日

于蘇州市園區富華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