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的雙重困境——讀朱山坡《去姑母家有兩條路》
小說《去姑母家有兩條路》講述了一個關于青春與成長的故事。男孩因愛上校長的女兒而意外治愈了尿床癥,然而由于自卑心理,他始終不敢表達愛意,最終錯過了宴席并失去了表白的機會。通過一個十三歲少年的視角,作家細膩地將青春期的心理悸動、家庭生活的困窘以及中國南方鄉村的生存現實交織在一起,呈現出一種荒誕又真實的生命體驗。
對沈晚霞的愛慕,以及隨之而來個體覺醒和自我呈現,成為小說的核心線索。這份感情不僅是青春期的萌動,更是少年擺脫尿床癥的心理契機。它象征著一種精神上的“成長儀式”。通過這種愛慕,少年開始審視自己和周圍的一切,不僅發現“我身上的寒酸”、“背心汗跡斑斑,褲子屁股上的補丁若隱若現”、“我的家竟如此簡陋、破爛、亂七八糟”……而且對自己的行為表現也有了“成熟一點,深沉一點,穩重一點”的要求。
“尿床”作為貫穿全文的隱喻,既體現了生理上的困境,也象征著深度的心理自卑。它是貧困導致的營養不良,是小說中反復提到的“吃不上幾回肉”的體現,也是主人公內心羞恥和自卑的外化。而“想結婚了”這一看似幼稚荒誕的念頭,卻成為他掙脫生理困境的精神力量。它不僅僅是對成年世界的一種向往,更是對自我價值的一種肯定,是少年在困境中尋求突破與成長的渴望。
小說中的幾處意象處理都非常妙。尤其是熬制蝙蝠湯的情節,充滿了荒誕的黑色幽默,又同后文構成反諷。蝙蝠湯可怕、恐怖、令人作嘔,但又是治療尿床癥的解藥,因此成為了“羞恥”的等價物。拒絕喝湯,本身就是主人公維護自己殘存尊嚴的最后掙扎。當沈晚霞嘲諷著說出:“回家喝蝙蝠湯去吧”的時候,這個意象的象征意義達到了頂峰:它代表的骯臟、鄉土和野蠻的世界,與沈晚霞和她爸爸所處的潔凈、文明和優雅的世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鴻溝。這也坐實了主人公的自卑——他依然是那個可能喝蝙蝠湯的鄉下人。
到了小說末尾,當愛情的魔力失效后,“我”和弟弟為了治愈尿床癥,甚至“心甘情愿地喝了數回,果然有效”。這一極具諷刺的結尾,似乎揭示出一個殘酷的現實,即在這一處境中的人們,最終選擇的可能只有與現實和解,回歸看似骯臟野蠻的解決方式。至此,蝙蝠湯的敘事完成了宿命般的循環。
與此同時,校長的手風琴象征了一種無法企及的優雅,代表著與鄉土生活格格不入的風雅與精神世界。沈校長試圖將它授予主人公,似乎是一種“精神啟蒙”的嘗試。然而,主人公的笨拙與最終將琴“束之高閣”,暗示出理想與愛情的無疾而終,這些始終只能是精神的烏托邦。小說中,沈晚霞當然沒有選擇“我”,她最終奔赴的地點是代表現代社會的“深圳電子廠”,去追尋她心目中的愛情和財富。
反復出現的“肉”,是物質匱乏年代最直白的欲望象征。在朱山坡的寫作中,這種饑餓感是常常出現的主題,比如《捕鱔記》《牛骨湯》,都寫到過饑餓的生理體驗。再如《天色已晚》中,剛開始就寫“我已經三個月零十七天沒有吃肉了”,母親東拼西湊,才在祖母生日這天湊到了六元錢交給我去買肉?!叭狻背休d著人們心中最珍貴的渴望和期盼,折射出那個時代的生存狀況與精神世界。
在《去姑母家有兩條路》里,我和弟弟因為常年吃不到肉,因此對吃席“趨之若鶩”。這種饑餓感不僅源自對食物的渴求,更是內心深處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掙扎。弟弟為了一頓肉席“清空肚皮”,以及主人公錯過肉席后帶來的巨大愧疚,都讓“肉”超越了食物本身,成為衡量痛苦與幸福、犧牲與獲得的沉重砝碼。
小說中寫道:“我和弟弟都需要通過吃肉治愈讓我們蒙羞和自卑的尿床癥”。因此,“吃肉”是解決當下物質和精神雙重困境的最直接方式。
這當然帶著時代的烙印。作為“70后”一代作家,成長經歷中伴隨著的經濟制度轉型和城鄉文明的沖擊,童年經歷過的殘酷苦難和饑餓,這些集體記憶已經成為某種大歷史。置身于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作家把個體的經驗代入到了更宏大的人性思考之中,展現出了個體命運的無奈、無力和悲憫。
小說中也提到了朱山坡熟悉和常用的“香蕉”元素?;浌鸾唤绲钠h小鎮,種植香蕉成為當時農戶的普遍選擇,而一場突如其來的臺風掃蕩了一切。就像《我的叔叔于力》中香蕉賤賣,叔叔一貧而洗一樣,父親很快遠赴廣東打工?!断憬斗蛉恕分?,堂姐因為香蕉園的失敗而家道中落。小說中代表財富和夢想的香蕉園,是解決當前所有問題(其中包括買肉、發家致富、獲得尊嚴等)的宏大經濟方案,最終卻被“臺風” 所摧毀。
“香蕉”的失敗,是農村經濟轉型艱難的隱喻。在這里,香蕉不僅是一種地理意義上的指征,它從南方農村的景觀中,呈現出一個時代夢想的破滅。這里不僅寫出了改革開放初期小農經濟的脆弱,也從這些鄉村日常生活圖景中,勾勒出一個特定時代的“歷史標本”,讓我們看到宏大歷史車輪在個體生命中留下細微而具體的轍痕。
朱山坡的語言既有冷峻克制,又帶著輕盈和詩意。他善于在粗糲的日常現實中發現詩意,比如“整夜開始胡思亂想,嫌月光過于明亮,嫌老鼠穿行床底過于頻繁”,將少年心事寫得空靈剔透。這種語言風格,將鄉村生活的瑣碎與艱辛,轉化為一種富有詩意的表達,使得小說在呈現生活的苦難與無奈時,不顯得過于沉重壓抑,而是在冷峻中透出一絲溫暖與希望。在冷峻克制的敘述下,涌動的是對人性溫度的追尋。
在結構上,“兩條路”的選擇,構成了小說的高潮與轉折。大路代表著追隨沈晚霞進行表白的浪漫愛情,捷徑代表著快速吃到肉,解決當下的生理需求。為了接近沈晚霞而選擇的“大路”,這一行為本身就是對常規生活的短暫叛離。遺憾的是,這次對愛情的笨拙追求,最終以雙重失敗告終——既未能向心愛的女孩告白,又錯過了飽餐一頓的機會,還使得弟弟挨餓。這也使得“我”對弟弟有了長久的歉疚和遺憾,成為成長過程中永遠的痛。
也許直到很久以后我們才明白,當年選擇的以及錯過的,并非兩條不同的地理路徑,而是青春本身必經的兩難。那條路從不通向一個地理意義上的姑母家,而是通向一場我們永遠無法抵達的青春。那條路上,一個瘦弱的少年永遠在奔跑,風鼓蕩起他打滿補丁的褲子,他跑得氣喘吁吁、滿身塵土,奔向一場注定要錯過的盛宴。
歸根結底,《去姑母家有兩條路》講述的是一個遺憾的故事。那段沒有說出口的誓言,那頓錯過的宴席,那把從未拉響的手風琴,共同構成無法復刻的青春記憶。而在所有的這些個體敘事背后,我們看到的是一代鄉村少年的共同經歷——在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困境中,如何笨拙而真誠地尋找愛與尊嚴。
作者系廣州文學藝術創作研究院專業作家,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