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鄭逸梅的蘇州草橋中學(xué)同學(xué)、小品文作家、曾在商務(wù)印書館工作十多年的華吟水，購得掌故學(xué)家瞿兌之散出的手抄本《故都見聞錄》，但不敢確定署名“銖庵”的這個本子是否是瞿兌之的，也不知道其中的一篇篇掌故文章有沒有在報刊上刊載過，于是便請鄭逸梅前來鑒定。

10月30日是個星期天，天不算太冷，但到華吟水家去的路上，鄭逸梅心里卻有些寒冷，因為他不但是個“補白大王”，而且還是一個掌故家，曾在戈的主編的《上海生活》和主要由周楞伽主編的《萬歲》半月刊上連載過《說林掌故錄》。《上海生活》甚至還為他出過一個《說林掌故錄號外》，他深知如果有某些書從一個藏書家那里散出來，便是這個藏書家由盛走向衰落的征兆。他哪會不知道，“銖庵”就是瞿兌之的筆名，《故都見聞錄》即是在上海《申報月刊》上連載的，不但這部掌故作品，另一部很有名的《杶廬所聞錄》也在《申報月刊》上連載過……

《鄭逸梅日記》看到這里，我想起瞿兌之在編發(fā)一篇《關(guān)于日記》的“附記”中寫過的一句話：“日記可以算個人的雜志，而雜志也可以算個人的日記。”上海大學(xué)出版社2025年出版的《鄭逸梅日記》，不正是如此寫就的一種日記嗎？收入其中的是1927—1929年鄭逸梅的零散日記，基本上取自當(dāng)年刊發(fā)在《聯(lián)益之友》上的日記。這種從舊時雜志“回補缺口”的日記，恰好證明鄭逸梅日記的兩種功用：一是為治掌故而寫下的史料或札記，這是為了以后發(fā)表的；一是“排日纂事”的日錄，這一部分是為了給自己備忘的，因此也就沒有了為了公之于眾而故意的拘忌和擺布。這兩種功用的日記，無論哪一種，都真切地體現(xiàn)出鄭逸梅治掌故和小品的底蘊，尤其新中國成立之后他致力于“明清民”三代名人書札的收藏和舊式人物的遺事軼聞，這在已經(jīng)出版的日記和傳記中是很少看到的。僅舉兩例。

一、1927年10月上旬，鄭逸梅從上海回蘇州探親。10日，訪以寫“霍桑探案”系列偵探小說而聞名的程小青，因程小青當(dāng)天到了上海，沒有見著；又訪他的老師胡石予。得知胡先生任教于振華女子中學(xué)，課余仍以吟詩畫梅自遣，于是他請求，由他和趙眠云為胡石予發(fā)起一個潤例小啟。十天之后，這個潤例在他所供職的《聯(lián)益之友》小報上刊登，還特別標(biāo)明：“諸君如求梅幅，在函上書明眠云或逸梅紹介，可照潤例減半。”此時的蘇州振華女學(xué)，為“一生嫁給振華”的王季玉掌校，培養(yǎng)造就出費孝通、沈驪英、楊絳和“科壇三姊妹”何怡貞、何澤慧、何澤瑛等一批杰出校友。我在新近出版的關(guān)于中國核物理學(xué)家何澤慧的傳記《何澤慧影記》中，寫到過胡石予曾任振華女校的國文課老師，可惜《鄭逸梅日記》那時還沒出版，根本不知還有這則掌故，所以只一筆帶過，殊為憾事。由此可見，鄭逸梅這本殘缺不齊的日記仍然有為所需者提供史料的價值。

二、1955年10月9日，鄭逸梅到新雅酒樓，參加為篆刻家朱其石舉行的60歲壽公宴。新中國成立不久的那幾年，文人間的往還酬酢，首先談的是生老病死和有無工作。這天的日記，拉雜談最為密集，可作《鄭逸梅日記》的基本盤。“顧佛影于陰歷七月初六逝世，年五十八歲”；“張秋蟲瘁瘦不堪，不知如何生活”；“徐行素一病四五載，最近漸有起色”；“周劍云患氣喘，扶杖而行”；“徐恥痕則在五愛中學(xué)教書，與冷月同事”。如果就此作罷，那也不成其為上海文人的雅集了，更不是鄭逸梅日記了。這天及之后的日記，鄭逸梅記下了席間聽說的陸小曼與翁瑞午情事的原委及后續(xù)，使之成為一篇完備的名人掌故。

從日記還可見老輩文人間的交際往還、書札來復(fù)、字畫購入等充滿溫情的友善，尤其是他治掌故的方法——大量易換名人尺牘。據(jù)鄭逸梅自述，其藏品逾萬。只可嘆這類治學(xué)必備的書札和他完整的日記，現(xiàn)在只剩下這點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