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奧導演的《用武之地》作為賀歲檔上映的電影，它的實際制作時間其實早于2025年暑期檔的《南京照相館》。在電影制作理念和手法上，兩部作品屬于一脈相承，《用武之地》中的很多創作經驗甚至被用到了《南京照相館》中。如果將兩部作品放在一起，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南京照相館》在票房與口碑上的成功并不是單部作品的偶然現象。實際情況則是，作為新一代創作者，申奧為主旋律商業電影找到了更契合當下媒介環境和觀眾口味的新配方。

從類型電影角度來看，主旋律商業電影選材大都屬于美國學者沙茨所提出的承擔秩序儀式的類型電影。這類電影解決的通常是文化社群所面對的外在威脅，威脅的解決和災難的拯救往往由英雄承擔。所以在以往的主旋律商業電影中，雖然英雄形象的塑造重點有轉移，但圍繞英雄展開的敘事框架則是一以貫之的。

聚焦英雄敘事，主旋律商業電影雖能實現集體精神感召，但如何讓觀眾產生真切共情，始終是創作的核心難點。因為觀眾移情虛構人物是十分個人化和自我中心的，只有那些與觀眾自身息息相關的情感，才能引發真正的共鳴。一些影片于是開始轉向塑造有缺陷、人性化或成長型的英雄形象，如《戰狼2》中的冷鋒、《萬里歸途》中的宗大偉，《長津湖》中的伍萬里等。但這些只是給英雄形象增加了一層普通裝飾，影片的塑造重點還是在他們高超能力和非凡作用上。上面提到的創作難點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

個體英雄敘事完全轉換成群像凡人敘事

在《用武之地》與《南京照相館》這兩部主旋律商業電影中，申奧的一個自覺轉變就是完全放棄了英雄塑造與英雄敘事，而是通過多個普通人的命運交織推動敘事。每個普通人都有獨特的性格、弱點與成長，唯獨沒有任何高超本領。為了配合這種人物形象轉化，電影的情節結構也從拯救模式變成了困境模式。這些普通人需要發揮自己最大的主觀能動性，戰勝或逃離困境。觀眾的欣賞重點也不再是英雄行動的各種奇觀展示上，而是這些普通人如何想方設法擺脫困境，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展現的復雜人性和最終實現的人物弧光。

如與《戰狼2》《紅海行動》《萬里歸途》的英雄拯救模式相比，同題材的《用武之地》是一個完全的普通人自救故事。以馬笑和潘文佳夫妻為重點的幾位主人公在失去通訊聯系，語言不通，每天處于恐怖分子監視和虐待的情況下，終于在105天時間里完成地獄級別的逃生之路。《南京照相館》也完全放棄了同類題材曾經的英雄視角，將鏡頭聚焦于一間在戰火中岌岌可危的照相館和藏身其中的一群普通人。這些人物面臨的困境更大，在當時的極端黑暗狀況下，逃脫困境的希望幾乎不存在。創作者于是通過讓真相傳播出去的精神逃離，仍然實現了對敵人的反擊和勝利。

群像凡人敘事帶來的另一個創作驚喜，則是更豐富和深刻的“普通壞人”群像。

這里所說的“普通壞人”，并不是簡單地為反面人物增加人性層次，而是將創作重點放在揭示普通人如何變為壞人的環境與過程。在《用武之地》中，創作者有效地塑造了鋼鐵軍占領區村民的“普通壞人”群像。他們既是戰爭的被動參與者，更是戰爭的受害者。片中著力刻畫的拉提夫，一開始看似惡劣的綁架舉動其實是逼不得已，只為換點贖金給女兒被地雷炸掉的一條腿換上義肢。他的兒子薩利姆則從小被拐走成為鋼鐵軍戰士，最后也被地雷炸死。這些可憐的“普通壞人”讓觀眾看到了他們被戰爭圍困的扭曲生存狀態，也看到了他們尚未泯滅的人性和對正常生活的渴望。

《用武之地》中還有一類更糟糕的“普通壞人”，如鋼鐵軍小頭目賽義德，他似乎接受過高等教育，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認識并會使用新款相機。他做事有條不紊，把恐怖行動當一份職業來做。但當兩名軍人逃脫被抓后，大頭領命令賽義德親手砍掉他們的腳時，他則從一個相對開化的人完全退化成了野蠻的極端分子。在這個人物身上，我們已經看到了《南京照相館》中翻譯王廣海和攝影師伊藤兩個“普通壞人”的塑造思路。王廣海的惡并非源于本性，而是戰爭極端環境下的生存選擇。他的墮落揭示了戰爭如何扭曲人性，使普通人在生存壓力下做出違背道德的選擇。伊藤也不是天生的惡魔，但他展現出人為什么會變成魔鬼？被什么樣的思想所浸染和洗腦后變為劊子手？觀眾在他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一個日本軍人怎么從一個富家公子，變成信奉軍國主義的狂熱分子。

可以說，申奧的這一創作轉向終于實現了主旋律商業電影集體精神感召與觀眾共情的同時達成。因為《用武之地》中普通人在極端環境下的生命韌性，《南京照相館》中普通人的堅守和反抗，當下觀眾是可以設身處地去想象和理解的。當觀眾對世界的期望基本上等同于角色對世界的期望時，電影就能夠成功召喚起觀眾的情感投入，由此實現情緒共通和情感共鳴。

這一創作轉向更是將主旋律商業電影的集體精神實現了升華，具有了更深刻和普遍意義上的人文蘊含。《用武之地》在結尾時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橋段，炸死工程師苗峰的地雷并不是鋼鐵軍埋下的，恰恰是這次行動中似乎作為正義一方的政府軍。當影片聚焦在馬笑那一臉茫然的表情時，該片對戰爭的荒誕和非正義的反思得以凸顯。《南京照相館》中普通人的“勝利”更是讓觀眾看到，歷史不僅是英雄的歷史，更是無數普通人共同書寫的歷史。普通人的努力同樣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直面現實敘事的同時引入了媒介參與現實敘事

傳統主旋律商業電影大多通過直接展現戰爭、戰亂、撤僑等現實場景推動敘事，讓觀眾直觀感受事件的真實性與緊迫性。申奧則在直面現實敘事之外，巧妙地引入了媒介參與現實敘事。他將照相機、攝影機、錄音機、照片、影像等媒介引入核心敘事之中，通過媒介的物質實踐與意義生產來豐富敘事層次。這源于這位年輕創作者對媒介的熟悉和敏感。

據申奧說，《用武之地》的創作原點可以追溯到他自己看見非洲孩童用炮彈殼做拐杖的一張照片，由此產生了展現當地族群沖突的電影構思。《南京照相館》的創作則是申奧受到老電影《屠城血證》的啟發。他還進一步從新聞報道中了解到華東照相館學徒工和愛國青年接力保存相冊，美國牧師用攝影機秘密記錄日軍暴行、把膠片帶出南京等歷史細節，由此敏銳意識到這些媒介層面的努力會是呈現大屠殺的嶄新視角。

在《用武之地》中，媒介參與現實敘事就有幾次很動人的呈現。一是苗峰在電影開始就意外被地雷炸死之后，這個人物并沒有消失在電影中。當馬笑打開手機中錄制的苗峰教種西紅柿的小視頻，不僅在繼續塑造這個不幸死去的工程師，他的淳樸和實干還幫助馬笑成為“西紅柿叔叔”，獲得了占領區村民的信任與幫助。二是馬笑拍攝的一段夫妻倆幸福等待孩子降生的視頻，卻讓他們險些被鋼鐵軍殺害。幸福與痛苦如此緊密交織在一起，成為影片的高潮段落。最精彩的則是影片最后的那張獲獎照片：戴著彈殼做成的假腿的非洲小女孩守門員。這張照片對戰爭的控訴與抵抗勝過千言萬語。到了《南京照相館》中，媒介參與現實敘事成為這部電影的最大創新點。影片將照片這一媒介置于敘事核心，通過照片既是權力工具又是反抗載體的雙重屬性，構建起全片的敘事主線。對此已經有很多評論文章進行過精彩的分析，本文就不再贅述了。

申奧的創作版圖目前還在發展之中，影視作品質量也有高有低，比如電影《孤注一擲》和電視劇《新生》中都出現過敘事硬傷和人物工具化問題。但作為新一代創作者，他從《用武之地》到《南京照相館》的創作為主旋律商業電影增加的兩個新配方，與當下全媒介時代的觀眾需求和媒介特征是十分契合的。兩部作品的質量也都十分過硬，尤其是《南京照相館》，證明了這兩個新配方能夠調配出一部相當優秀的主旋律商業電影。這不僅值得引起創作界與評論界的關注，而且對今后主旋律商業電影創作更是能夠帶來相當的借鑒價值。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