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蘇虹先生堪稱“三友”：戰友、鄉友、文友，而戰友、鄉友，都因“文友”而“友”。此話怎講？需要從近十年前的一次“我心中的海安”征文大賽說起。

那次大賽由江蘇省作家協會等單位主辦，我主持的上海大學文化工作室受委托承擔具體事務的籌劃，面向全國征稿。此前，我與蘇虹雖在同城工作，但并無交集，更甭說有什么深度交往。有一篇題為《“教書匠”父親》的文章，在海量的來稿中脫穎而出，榮獲大獎。由此，我才知道了蘇虹的大名，也才知道了他與我有類似的經歷，同為海安人，曾有過軍旅生涯，轉業到上海市政府，干著一份為“稻粱謀”的職業，內心揣著兒時就有的文學夢。他服役的部隊駐地，與我曾服役的部隊機關，僅隔一條馬路；而他在上海上班的地方，與我上班的地方，就在一條馬路的兩端——君在“威海”東，愚在“威海”西，都在人民廣場附近。

說戰友、鄉友，皆因“文”而“友”，此之謂也。

此后與蘇虹有了頻繁交往，也開始關注他在繁忙公務之余撰寫的時評、散文，也才了解到他此前已經出版過多部作品，如寫“二戰”的長篇紀實作品《天昏海暗》、寫老子的隨筆《無為而治》等。尤其是近數年，他從行政崗位上卸任后，有了大把時間閱讀寫作，文學創造力如井噴一般，接連推出兩部長篇小說，令我也令師友們刮目相看。

近日捧讀他的散文集，我是從“后記”開始讀起的。因為有不少文章此前已經在發表的報紙副刊讀過。從“后記”中我驚詫地發現，蘇虹在短短數年間，已完成了從“職業狀態”向“文學狀態”的轉型和躍升。兩者有區別嗎？當然有。而且不同狀態也必然對文學創作構成潛在的不自覺的制約和影響。“職業”要求效率，文學的靈感無法限時限刻地迸發；“職業”要求奉命行事，而文學則必須聽從內心的召喚；“職業”的話語系統通常是格式化的，而文學追求個性化表達；“職業”通常直奔某個功利目標而去，而文學則需要超越功利，將審美視作至上圭臬……在完成這樣的轉型和躍升后，作品的質地會呈現什么不同的樣貌呢？——于是，作者童年記憶中，夜間田野的螢火蟲舞成了漫天星辰（《螢火蟲》）；眼前浮現出那個肩挑濕漉漉稻把的鄉村少年如何艱難跋涉（《鄉間的小路》）；耳畔環繞著水車轱轆踩踏時發出的吱吱聲（《流經童年的河》）；故土油菜花金黃色的光影里居然閃現范仲淹、魏建功的身姿（《家鄉的油菜花》）；睡夢中老祖母津津有味地講述起“挑草”與“石頭”的傳說（《星輝里的祖母》）……超然、寧靜、神思，那些原本沉睡的精微而美好的記憶，才會被激活，從腦海深處浮現。而與之相伴相隨的則是精致、精美的文字呈現。

中國是一個散文大國，散文，歷史上被稱為“文章”，在古今中國文學的大家族中，其歷史悠久，創作者的人數眾多，而流傳于世的精品佳作也多得如連綿的群山。說文化自信，這無疑是一大亮點。一部《古文觀止》實在是滄海一粟，即便編個十卷八卷，也免不了有遺珠之憾。散文寫作的路徑，無非是兩大類別：一是視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以憂樂天下的宏大敘事為主要抒寫內容；二是“吟詠性情”，“為情造文”，內容多以寫身邊瑣事為基點，上升至“志思蓄憤”的境界。然這兩者也并不是截然對峙的，而是常常交融，難分彼此。據我觀察，當代有影響的散文家和研究者們，既有人提倡散文寫“大事、大情、大理”，如梁衡；也有人認為“沒有身邊瑣事，就沒有真正好的散文”，如季羨林。這種看似對立的觀念，都可以從歷史散文中舉出經典案例。而在我看來，散文是一個極具開放性與包容性的文體，可以大，也可以小；可以長，也可以短；可以金戈鐵馬，也可以小橋流水；可以富國強兵，也可以油米柴鹽……它浸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表現方式，也兼容并包。翻開唐宋八大家的文集，從分類可見駁雜，也可說豐贍：表狀、書啟、序跋、記傳、論說、碑銘、祭文、雜著等，還有什么不可涉筆成文呢？

在散文的兩大門類中，蘇虹散文偏重于后者，多記錄身邊“瑣事”——憶親族、記師友、繪花鳥、抒鄉情、錄旅跡……愚以為，散文品質的高下，并不在于寫“大事”或“瑣事”，最核心的關鍵因素在于文章是否“修辭立其誠”，寫出真性情。它拒絕鼻孔上插大蔥，拒絕涂脂抹粉倚門招手，拒絕無感叫床……而蘇氏散文言之于誠，發乎于情，這正是每每讓我為之心動的可貴之處。在他的筆下，你既可以感受到綿長而又熾熱的情愫，又可領悟到透過表象抵達生活、人性本質的深刻；既能欣賞到沙場勇士的曠達豪邁，也能觸摸到如江南女子穿針引線鉤織衣衫的細膩柔韌……

與之相應，我們在集子里可看到，“高言大句、擲地有聲”來得，“輕言軟語、精摩細畫”也來得。

這位曾經的軍中漢子，如今充滿文學情懷，正處于創作的盛年。小說、話劇、時評、散文——似乎沒有他不敢涉足的文體，如同拿著水槍四處噴灑“戲耍”的少年，會讓人想象不出他還會“噴”出什么樣的水花來？

讓我們繼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