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和山東大學的一些老師聯手做“文學生活”調查研究，當時國家社科基金剛開始設立重大項目，我們申請了，挺嚴格的，要答辯。有位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評審委員問我，提出“文學生活”這個概念有何理論根據？我愣住了，說沒有。當時我們提出這一“說法”，確實是有些模糊的，大概是指文學閱讀接受狀況、文學消費以及文學影響下的社會精神現象，等等。之所以提出“文學生活”，有個動因，就是對“圈子化”的狀況感到郁悶，想開一扇窗戶透透氣。我們的文學研究與評論大都圍繞作家—作品—批評家這個圈子進行，所關注的主要是專業的讀者，而普通讀者的接受及影響，其實很少進入研究的視野。我把這種狀況叫作“內循環”。認為這樣的研究固然有其必要，有些學術研究本來就是專門的，無須顧及學術圈外的讀者，而從文化積累的意義上，它自身的“循環”也不無意義。但文學研究和評論如果全都在圈子里邊運轉，也未免有些封閉，缺少活氣。為何博士論文總找不到題目？為何項目越做越多，同義反復，大而無當？與這種封閉有些關系吧。于是，就想把研究的視野拓展到“文學生活”，更廣泛地認識文學的生產傳播和消費的狀況。

這個課題做了不到三年，結項了，召開過一個研討會，與會者給了很高的評價。山東大學的賀仲明、馬兵、史建國、鄭春，以及北京大學的張頤武、邵燕君等老師，都帶著團隊分別承擔過其中幾個子課題。出席今天這次會議的張福貴、丁帆、劉勇、白燁、陳曉明等老師，當時也都鼎力支持過。十多年過去了，在當今，IT文化如同狂風暴雨，迅猛覆蓋我們的生活，形成前所未有的嶄新的文化與文學生產和消費形態，以“文學生活”的視覺介入，把社會學方法引入，做跨學科的探索，更是理所當然，大勢所趨，時代托付，這是文學研究必須面對的新任務、新挑戰。

這里我想說說“文學生活”與語文教育的關系。

從“文學生活”到“語文生活”，是往外延伸。人們在生活中接觸、欣賞或消費文學，是“文學生活”；而用語言進行思考、交流、工作，也可以說就是“語言生活”或者“語文生活”。這不是杜撰新詞。站在“語文生活”的角度，從更寬廣而實際的角度來回看語文教育，對語文教育的范圍、功能、方法與得失，也許會有新的認識。

“語文生活”彌漫于人們的普遍生活中，而我們教語文、研究語文的可能習焉不察罷了。比如，中小學生除了上語文課，還是有屬于他們自己、而又和語文課若即若離的“生活”的。課后孩子們使用手機、上網、游戲、讀書、思考、交流，其中的語言運用的能力，有相當部分是獲益于語文課的學習，是語文知識能力的遷移。但不可否認，還有很大部分的語文知識與能力，是在課后的家庭、社會交往中習得，用這幾年時興的一個詞，叫“習得建構”。事實上，中小學生更喜歡學習、模仿流行的、時髦的、網絡的語言去思考與表達，有時他們會有意“偏離”甚至“顛覆”語文課提供的知識和規范，在他們的生活語境中做標新立異的交流。這不就是孩子們的“語文生活”？再舉個例子，也是必須承認的事實：教材或者相關部門指定的必讀書目，雖然都是經過審慎研究擬定的經典，但很多孩子并不喜歡，即使閱讀，也無非為了考試。孩子喜歡的還是繪本、漫畫和各種流行讀物，他們的思考方式、語言表達，很大程度上受到這些事物的影響。這也是他們的“語文生活”嘛！這些屬于“小孩家家”的語言文化“現象”，與我們的語文課是否有些隔膜？其實是值得研究的，也屬于“文學生活”或“語文生活”的研究吧。

進一步想，我們所面對的當前青少年的“語文生活”，非常復雜而嚴峻，前面還只是例說的一部分。實際上，人工智能新世代的“語文生活”——注意，我特別用了“新世代”這個詞——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顛覆性的變化。這也是我們文學和語文教育工作者所始料未及、倉促面對的。就如同暴風疾雨突然降臨，還來不及打開雨傘，我們已成了“落湯雞”。如今世界動蕩，科技迅猛發展，人文研究包括文學與語文的研究，顯然被遠遠拋在后面，非常窘迫。

IT的發展，或者說人工智能的發展，遠超出人類的預想，前景難于預測。從國家發展戰略的大局考慮，肯定要大力發展，爭先恐后，占領前沿，這是毋庸置疑的。而人文學科被遠遠拋到后面，面臨前所未有的困窘，這也是必然的。人工智能時代的突襲，對于人文學科，包括文學研究和語文教育，就是極大的挑戰。前景如何，很難預測。只能說，面對新世代，人文學科恐怕不能只顧“堅守”，不能“以不變應萬變”，以所謂學術“自足”為傲了，只有直面現實，探求未來，才能在“掙扎”中尋找機會。從學科本身反躬自問，這些年來，文科的無序擴張，以數量對質量，供大于求，或者供不對求，泡沫化了，本來也已在日趨凋敝。只不過面對人工智能時代的挑戰，這種凋敝日趨嚴重罷了。

當然，話又說回來，作為人文學者，我們大都習慣于依賴個體化的研究，無論外部環境和形勢如何緊迫，我們向往或者力保的，還是寬容和自由的學術氛圍，繼續做各自喜歡而且熟悉的研究。但從學術發展的前景和社會的需求看，又不能不鼓勵一部分學者去研究新問題，迎接人工智能時代的新挑戰。這也就是咱們這次會議的副標題所指示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拓展的空間與路徑”。

回到會議主題，說重點，就是要有一部分人去研究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化巨變，包括新世代的“文學生活”與“語文教育”。首先就要調查，正視人工智能技術普遍運用所帶來的人文生態變化，關注正面與負面的效應。

有很多事情是矛盾糾結的，需要去正視、探討與研究，尋求可能的緩解之道。比如，現在小學開始，就要求學習編程了，雖然家長學校都在要求孩子不能過多玩手機，可是這不現實。怎么能做到不讓孩子玩手機或者適當控制玩手機？說要在“玩與不玩”之間平衡，其實是非常非常難的。手機玩起來非常容易上癮，孩子在這方面是無師自通嘛，玩起來就把不住了。連成年人都難以控制，何況孩子？手機、短視頻、游戲等這些令人又愛又恨的東西，正在塑造新世代的孩子，他們的興趣、生活、思考方式和我們將大不相同，這是他們的“文學生活”和“語文生活”，是好是壞，這“標準”我們恐怕定不了，而且“標準”一直在改變。

現在教育界正大力提倡數智教育。肯定的是，人工智能為中小學生學習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也能激發興趣，但副作用和風險也伴隨而來。比如，這些現象正在出現：在學生學習過程中，過于依賴人工智能，會降低智商和情商，削弱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維。學生一遇到難題就求助于人工智能，習慣于靠人工智能提供的“標準答案”，只有“結果”，沒有“過程”，他們會失去嘗試、犯錯和從錯誤中學習的機會。而艱苦的學習摸索過程大大縮短，或者根本取消，思考與探求所必需的專注力、毅力和創造力也就省略了，習慣于“快餐式”的知識獲取，難以發展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

另外，更加令人擔憂的是孩子們貌似豐富多彩的“語文生活”中的焦慮與孤獨。雖說人機交互替代也是一種人際交流，但同學或者師生之間的討論、爭辯、合作，這些真實的人際互動是人工智能無法提供的，人與人之間有溫度的情感支持和人文關懷也是人工智能無法模擬的。過度依賴人工智能可能導致學生社交能力減弱，變得孤獨、抑郁。

還有，就是信息過載造成思維的碎片化和平面化。我最近幾次和IT行業的專家接觸、請教，學到一個詞，叫“兔子洞效應”：許多AI學習平臺靠算法設計吸引孩子，提供大量游戲化、碎片化的信息和獎勵。孩子在網上學習某個問題，可能會通過大量視頻、圖片、動漫、游戲，等等，雖然有趣，可是聲光電并發，目迷五色，導致注意力分散，也很難進行個性化的深度思考。

之前我研究過中小學生分級閱讀，現在看來，分級閱讀也開始碰到難于解決的困擾。孩子們過早進入目迷五色的成年世界，他們沒有白雪公主的時代，還處在未成年，就似乎無所不知、“曾經滄海”了。現在的孩子，臉上已難得看到天真與羞怯，我們曾擔心的“拔苗助長”，已經司空見慣了。語文課何嘗不是也很迷惘？在現代科技手段的促使下，現在的語文課堂可謂聲光電并發，五光十色，眼花繚亂，活動頻繁，難于放下一張安靜的書桌，難于做沉浸式的閱讀與思考了。

現有的教材和教法也陷于難堪，很難適應新世代學生學習的需求，但又來不及跟上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瞬息變化的節奏去調整與補充教材，因為教育是需要沉淀的，總是滯后的。舉個例子來說，七年級語文教材有個學習新聞的單元，要求學的是關于新聞閱讀的一些通識。其實對于現下的學生而言，更迫切的，反而是學習如何識別和選擇自媒體，如何鑒別“標題黨”，如何拒絕不良信息，等等。即使對于成年人，這些問題都還茫然，不知如何應對，何況孩子？信息過載，篩選困難，對信息的需求反而出現鈍感，而焦慮和孤獨感卻倍增。如何在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同時學會自控、識別、選擇，是大課題，橫亙在面前，我們還來不及研究，要把相關的知識納入教材和教學，在諸多悖論中做好平衡，就更難了。

發展人工智能技術，已成國之大計，就教育而言，也已經開始大力普及和運用人工智能技術。這是必然的趨勢和大局。但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太快了，對于人類也可能是雙刃劍，人文學科如何面對這個大趨勢？教育又如何面對人工智能時代的新問題？限于有關人工智能專業知識的缺乏，我實在沒有能力回答這些問題。在此也只是發表一些感觸，希望能得到學界、教育界賢能的教益。

我想起魯迅早在百年前，于《科學史教篇》中有這么一段話，對科技無休止發展可能帶來的文明危機提出擔憂。魯迅這樣提醒：“蓋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于無有矣。”魯迅看到19世紀后葉歐洲科技發展已經顯出對科學與物質文明崇奉逾度的弊果，在《文化偏至論》中提到，“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物欲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于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于黯淡”。魯迅指出物欲膨脹所帶來的人文衰落，當然是指西方當時的社會弊病，魯迅認為這是一種“通蔽”，是普遍的，一經出現，就不容易控制，這也就是時代病或文明病。事實上，魯迅的擔憂是被近百年來世界科技發展付出的巨大代價證實了。

我這里用魯迅的話來提醒，絕非提倡清教主義，我們自己每天都在享用現代科技的成果帶來的便利嘛。我想說的，只是人文學科包括文學與語文現在的困窘。我們不應當作旁觀者，也不能只是強調“堅守”，因為在這場可能徹底顛覆人類命運的大變革面前，任何人都不可能置之度外。而魯迅所說科學的發展必須“致人性以全”，也并沒有過時，至今仍然是我們人文學者和語文工作者所必須考慮的問題。

雖然說了許多“兩難”的“喪氣話”，但也大可不必杞人憂天。一代有一代之學術，一代有一代之教育。只想說，面對撲面而來的數智時代大潮，我們還來不及準備，只能穩慎跟進，但不是盲目追趕。目前需要的可能還是沉淀、觀察，順勢改革我們的研究視野、對象與方法。設想把“文學生活”的理念延伸到語文教育，關注數智時代的“語文生活”，也許這是個面前還把得住的學術生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