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黃山市黟縣碧山村隱居著一群來自城市的年輕人。碧水青山間，他們邊工作邊生活。

“數字游民”是外界對他們的統一稱呼——拿著一線城市的高工資，在三四線城市遠程辦公，享受著低生活成本和田園牧歌式的風景。只需一根網線，打破工作和辦公地點的強綁定關系。這是一種在年輕人群體中頗為風靡的生活方式。

可碧山村里的這群年輕人不愿被簡單歸為“游民”，他們想和腳下的土地產生更多的連接。

“黏菌俱樂部”

24歲河南女生劉灼熱，已大半年沒更新自己的社交賬號了，最近終于更新了一篇日記。“太過現充（網絡用語，全稱‘現實生活很充實的人生贏家’）。”她在日記開頭這樣解釋斷更的原因。

一年多前，從香港大學社會學專業畢業后，她來到深圳工作。城市里，嚴絲合縫的玻璃窗把一棟棟高樓切割成規整而透明的“匣子”。每天上午9點，深圳某CBD大樓里的一部電梯門緩緩打開，劉灼熱被擠了出來，踱到屬于她的“匣子”里。漫長的一天就這樣開始。生活重復且單調，她感到厭倦，“整棟樓的窗戶，沒有一點縫隙”。

不久后，她又去了上海工作。城市換了，生活節奏一點沒變。去年2月，劉灼熱回到香港參加了一場學術會議。她比原計劃提早一天離開。這次不是暫別，而是不回頭地離開。

很難說清楚轉變是在哪個瞬間發生的。劉灼熱將之解釋為骨子里對鄉村的認同感：她的老家在河南濟源市大南坡村，城市并不是她的剛需。

去年9月，劉灼熱來到距離深圳1000公里的安徽黟縣碧山村。在這里，陽光從徽派民居的天井灑下，貓咪在光暈里伸著懶腰，馬頭墻外是郁郁蔥蔥的植物。最初，劉灼熱選擇鄉村生活是有些猶豫的，畢竟這是世俗意義下“不穩定的狀態”。但當她以生活的心態扎根在村里后，她發現，比起在城市里“花錢買快樂”，鄉村里“免費的快樂”讓她感到踏實。它可能是爬山摘一次桂花，也可能是騎車去縣城吃一碗熱乎乎的湯面。她將之定義為“靠身體感知的樂趣”。

劉灼熱加入一家名為“黏菌俱樂部”的青年在地組織，一群熱愛鄉村的年輕人聚集在一起，以項目的形式共創，一起為碧山村做點事兒。

俱樂部的創始人是李澤洲。他畢業于北京交通大學，設計專業出身。從小在農村長大的他，田埂和樹林是他最親密的朋友。大學畢業后，他沒有選擇去上班。2024年初，他和朋友一起在碧山村租下一棟二層小樓作為設計工作室，黏菌俱樂部就這樣成立了。

黏菌是介于動物和植物之間的微生物。它是一種沒有神經中樞的單細胞個體，但可以自由延伸、相互連接。李澤洲將之隱喻為團隊成員合作的方式，即去中心化、互相支持。

最初俱樂部只有四五人，現在的常駐成員約11人。在這里，一間房月租800元，大部分人來這里工作一段時間后，會選擇留下來。

劉灼熱是常駐人員之一。其他年輕人的經歷和她一樣，有的人從事設計工作，每天被KPI追著跑，卻覺得日子越來越空洞；有人是考古專業的，工作后生活狀態直線下降，來到這里做起自己感興趣的田野調查。

俱樂部成員大多擅長設計，可劉灼熱對此不熟悉。她寫作能力強，團隊成員就帶著她一起上山采風，鼓勵她寫文章發表。前年底，團隊在籌備碧山村啤酒精釀博物館的展覽，策展文字就是她負責的。沒有人催著打卡上下班，也沒有嚴格的上下級關系，工作內容依據興趣導向，劉灼熱認同這樣的價值感，“遠比追求KPI真切”。

就像是浮萍找到了棲身之所，這群年輕人被鄉村“托舉”了。對旁人來說，鄉村是退路，但對他們來說，鄉村是主動的選擇。如今，他們自然地享受當下時間的流動，安心地為生活“添磚加瓦”。

真正扎根鄉村

在國內，像劉灼熱和李澤洲這樣的年輕人，有一個時髦的稱呼——“數字游民”。他們依托互聯網打破工作與地點的強綁定關系，憑借自身的數字技能獲得收入，追求地理位置自由與工作自主，選擇在喜歡的地方生活和工作。

拿著一線城市的工資，在三線鄉村生活，這被稱為“地理套利”。因此，在中國，風景秀麗且生活成本較低的鄉村是數字游民的最佳選擇。2024年12月，國內知名數字游民社區NCC發布的《全景式數字游民洞察報告》，描繪出這一群體的大致畫像——平均年齡約31歲、90后、高學歷。

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底，中國大陸地區的數字游民和潛在數字游民（即雖未成為數字游民，但展現出對這一生活方式的渴望或正部分實踐此類生活方式的群體）人數在7000萬到1億之間。

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李澤洲和劉灼熱還不是其中之一。“我不愿稱自己是傳統意義上的數字游民。”讀大學時，李澤洲就萌發了想做青年在地組織的想法。畢業后，他前往國內各個數字游民社區參觀體驗，但始終沒有一處能符合他的期待。在他看來，大部分數字游民社區更像一座座孤島，數字游民們一方面借地辦公，另一方面各玩各的，或是抱團取暖。他們的流動性極強，只在社區內停留一段時間后，便會前往下一個社區，沒有真正深入鄉村，也不和當地村民打交道。

李澤洲想建立的社區，不只是為年輕人提供“靈活的辦公室”，而是和村民打交道，為鄉村做實事，真正把根扎在鄉村的土地里。

黏菌俱樂部成立半年后，李澤洲意識到，他在鄉村承接城市里的項目，無非是換了地方繼續打工。那時，他找來同伴商量俱樂部轉型，并從當地村民手中租下一棟民居。民居共15間房，居住和辦公的空間更大了，李澤洲希望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加入。去年9月，黏菌俱樂部內額外分出一支設計團隊，負責碧山村鄉村物產品牌建設。

民居的主人是村里的木匠夏叔。他憑借出色的手藝，將老宅翻新，打造成民宿。可碧山村內民宿行業競爭激烈，夏叔的民宿不僅賺不到錢，還勞神費力，他便將其租給了李澤洲。

因俱樂部人數增加需要請人做飯，李澤洲通過村民介紹認識了村里剛失業的程姨。程姨的女兒常年在外打工，俱樂部里的年輕人和她女兒年齡相仿，程姨每天變著花樣做飯。“她對我們就像對待自己孩子一樣。”劉灼熱說。

變為“數字鄉民”

在黏菌俱樂部的工作室里，李澤洲喝著葛根粉，指著一張寫著“山野貨，葛根粉”的海報，“這張海報是我們設計的，讓村里做手工葛根粉的老奶奶銷量高了不少”。

俱樂部轉型后，成員們計劃推出有關碧山村的風物展，讓藏在深山里的鄉野好貨被更多人知曉。他們分頭忙活：上山走訪調研，尋找合適的產品，為其設計有辨識度的包裝，聯系展覽場地……最終，野蜂蜜、土椒醬、桂花酒釀、蘿卜干、月餅等被挑選出來。去年10月1日，“言碧有物”展覽亮相。

宣傳片將展品串成一個詩意的故事——“花兒眨眼，擠出了蜜，忍不住想要捧住。蜜蜂給了我一下，很疼，作為我打擾它采蜜的回應。辣椒默默地紅著，替我把那份火辣辣的感受收下，他們覺得過意不去，送我一只花籃。我猜在編織的時候，借了春天的光”。俱樂部成員為他們打造的鄉村在地風物品牌取名“地兒，地兒”。“地兒”音似“Dear”，是這群年輕人對土地的真切呼喚。

農產品背后，藏著和土地有關的故事。讓劉灼熱印象最深的，是在農戶程叔家喝到的一杯水。那次，團隊成員上山走訪，程叔招呼大家進屋喝水。水是蜂蜜沖的，帶著點兒琥珀色。原來，程叔的老伴患有直腸癌，醫生建議吃蜂蜜保養，程叔擔心買到假蜂蜜，便自己學習養蜂，從1箱養到了10箱。程叔樂意將蜂蜜賣給這群年輕人，他不想賣更高的價格。他知道他們在給鄉村做好事，也希望能長期合作。

在夏叔心里，這群年輕人是“來幫村里做宣傳的”，和村里人關系很好，見了面都會互相打招呼。“村里年輕人少，都出去打工掙錢了。”夏叔的語氣中倒沒有悲傷，在他看來，這是個正常的規律。傳統的農業生產早已很難糊口，村里有老人算了一筆賬：種植兩畝水稻，去掉人工成本，一年僅掙800元左右。

李澤洲提到一個細節：在枧溪村走訪時，他的手機接收不到任何信號。就憑這一點，年輕人很難留在村子里。

村里的年輕人離開鄉村為了生活，俱樂部的年輕人來鄉村同樣是為了生活。只是這兩種生活之間有很大的不同：一邊是生存邏輯驅動下的必然出走，另一邊是帶著知識與城市經驗的反向洄游。李澤洲希望通過自身與鄉村的深度連接，探尋出一條彌合這道裂縫的出路。“我們既然留下來了，真的希望能為村子里做一點事。”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姚建華指出，當數字游民在鄉村定居后，他們會轉變為“數字鄉民”。這群新鄉民參與到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的浪潮中來，并成為鄉村振興的活力源泉。“這無疑對中國鄉村發展，特別是數字鄉村建設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姚建華看來，數字游民群體對鄉村振興主要表現在文化賦能上。他們憑借對年輕化審美和新時代需求的敏銳把握，利用數字化的傳播形式，將原本不加修飾的鄉村產品，變得更符合年輕消費者的審美與購買習慣。

李澤洲說，目前俱樂部已經和村里多位村民建立了聯系，正在探索合作模式。“不能急于求成，我們想做長久的事，而不是一陣風的‘表演’。”

有個“十年計劃”

國外一項關于“繼續尋找數字游民”的調查顯示，多數數字游民持續“游牧生活”的時間不會超過三年。

當被問及婚姻和社保等現實問題時，劉灼熱和李澤洲均表示，“考慮這些事情為時尚早，一切順其自然”。他們不能確定是否會一直留在鄉村。在李澤洲看來，俱樂部的成員正在做一場人生實驗——沒有固定的劇本，沒有結束的時間，卻有清晰的方向。

俱樂部成立至今，對于成員們來說，生活恰好到達一個平衡點——每月生活成本僅兩三千元，雖沒有固定工作，但一直在做自己堅持且認同的事。劉灼熱將之歸納為一種“農民心態”，踏實且自在。

對于俱樂部，李澤洲規劃了未來十年的發展路徑：第一階段，吸引更多愿意長期駐村的年輕人，由于俱樂部會承接政府改造項目，李澤洲希望未來能多招募建筑、景觀行業的人才；第二階段，他希望俱樂部能和全國多個青年社區建立聯動，相互賦能；第三階段，提升俱樂部的自我造血能力，盡管黟縣政府出臺了《黟縣支持數字游民共居共創政策10條》，給予數字游民經濟上的支持，但僅靠政府支持很難長期維持下去；第四階段，他希望搭建區別于城市教育的“鄉土學院”，讓孩子們擺脫內卷。

“十年計劃”藏著雄心，李澤洲并不著急，“走一步看一步，得先把這個事情做起來”。他將現階段比喻為“小樹破土”——就像農民知曉種子破土自有其規律，他們只負責深耕腳下的土地。

姚建華表示，數字游民與鄉村振興之間是一場雙向奔赴。政府資源投入，讓數字游民的創意有了落地的土壤。同時，大量青年群體擁入鄉村，也能帶動當地餐飲、住宿等消費市場。“他們在滿足自身生活需求的同時，與政府或是鄉村社區合作協商，最終實現個人價值與鄉村發展的雙贏。”

（復旦大學2024級新聞學學生白溯然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