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遙筆下，普通人的“普通”不意味著沮喪、自卑和放棄，而像一團火那樣熊熊燃燒著，升騰著，像一位在人生隧道高舉起火把的啟示者，走進了眾多有理想有抱負的青年們的精神世界。不妨將之解讀為“理想”、“奮斗”和“不屈不撓”。在筆者眼里，這就是路遙的作品至今仍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具體來說，他早早在柳青作品中熟悉了“小說的辯證法”，以及艾思奇“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平衡原理。這種辯證法是，人物與社會有嚴重激烈的沖突，但到最后又有二者的平衡點。沖突矛盾是小說的戲劇性高潮，然而一旦融會貫通，它又轉變為飽滿的激情與和諧。用同樣熟讀柳青《創業史》的陳忠實的話進一步說：“柳青的‘人物角度’寫作方法，是作家隱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對人物此一境況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脈象的準確把握，通過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應。”[1]。由于深諳“小說辯證法”，孫少平的難得之處是：他帶給讀者的不單有生活的窘迫，自尊的喪失，更有在泥潭中的奮發向上，有耀眼的樂觀態度，包括對暫時敵人（成長過程中的同學對手）的寬諒和友愛：一種“愛己”與“愛人”相混合著的無比強烈的主旋律，在這個平凡的小人物身上回蕩著，直到迸發出滲透到其他人心靈深處，乃至感人至深的人生的力量。李建軍將其稱之為：“在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里，主要人物不是單個出現，而是群體性地出現，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卻非孫少平莫屬。他是這部長篇小說中的靈魂性人物，是它的名副其實的主人公和‘英雄’（hero）。也許，有人會說：這個農民的兒子，這個來自底層的青年，既沒有深邃而復雜的思想，又沒有輝煌而曲折的經歷，因此，剖析他的內心世界，揭示他的個性內容，豈不是數語便可蕆其事？”然而其奧秘是：“惡劣的生活環境，苦役般的體力勞動，給他帶來巨大的痛苦。但是，他的精神，始終是向上的，甚至可以說，是高貴的。”[2]蔡翔同樣指出，“孫少平的出現，建立在這一挫敗的基礎上，重新出發，尋找一種新的可能性。”因此“孫少平向往的世界，這個世界本質上是倫理的，是善的，也是美的。”不過他確信，路遙是在將撕裂的《人生》與《平凡的世界》進行了縫合，這也意味著他將自己的痛苦與歡欣進行了縫合，“縫合的方法是浪漫主義”。路遙的本事，即借助孫少平來探索和尋找的，“還是人道主義”——“這是80年代無法超越的思想高度。”不過，他仍將孫少平歸入“小資產階級”行列。[3]

進一步說，孫少平何以能在奮斗的過程中獲得精神升華，完成自我救贖，這種在一般人看來不可思議、頗為夸飾的戲劇性行為，海波給出的解釋是：在縣文化館閱覽室：“路遙看到了延川之外的世界：從畫報上看到了大都市、公共汽車、火車和鐵路、海洋和輪船；從報紙上看到了蘇聯”……還有“第一個進入太空的航天英雄加加林的名字。這一切令他振奮”（他后來把《人生》主人公命名為“加林”）。[4]厚夫也同意這種看法，“他平時善于讀書看報，了解國家大事，有大局意識。”[5]這當然符合八十年代的文化邏輯，即“知識改變命運”的權威結論。但在作品中，路遙是把孫少平當做他和弟弟王天樂這兩個“原型”來寫的，他在少平身上看到了自己“過去的影子”，同時也把這影子完全投射到人物身上。在小說第129頁，當看到在“縣城已經一片燈火燦爛”，家家戶戶已圍坐在一起，開始吃晚飯，而在昏暗的縣河邊，卻“站著一個痛苦而絕望的鄉下來的青年”——孫少平時，他立刻用讀者很熟悉的那種惺惺相惜地語氣寫道：“原諒他吧！想想我們在十七八歲的時候，也許都有過類似他這樣的經歷”（他經常在自己小說里插入這些“畫外音”）。而到了這種自然與不自然的別扭關系所釀成的另一種和諧出現時，人們又能感受到它飽滿感情的立體感。

與當代大多數鄉土作家不同，路遙的小說是把農民當做“知識分子”來塑造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文學創作中敘事技巧的形成，也由此構成了其思想底色。所以說，在《平凡的世界》里，讀者發現有兩個“敘述者”，或說作品是在孫少平與路遙兩種“敘事視點”的交相輝映中完成的：一方面，是青年孫少平拼盡全力的“進城事業”——這是為“廣大讀者”而“寫”的；[6]另一方面，是中年路遙對農村青年能否真正在體制身份上“進城”的至深懷疑；[7]。那么，對于如何理解這部作品“進城”與“返礦”之間的深刻矛盾，華萊士·馬丁給出了最好的借口性解釋：“為了理解敘事，我們必須研究它們是怎樣為讀者所理解的。”[8] 而網友“林夕”的理解是：

用燃燒生命的激情為平民寫作，始終把筆觸伸向最基層平民的心靈深處，伸向他們貧窮的生活和高尚的靈魂，細致入微地描寫著底層青年成長過程中尖銳的心理矛盾，和痛苦的心路歷程，為當代中國的千百萬平民讀者，特別是農村青年塑造出一個個充滿力量和道德之美的精神偶像。（這是）……使他獲得讀者經久不息的鐘愛之所在。[9]

這進一步說明，路遙是把孫少平當做知識分子來描寫，并且把自我反思的能量賦予了這位愿為底層民眾——惠英母子而獻身的年輕人。他也能想到，孫少平返回煤礦是一個驚人的、也出乎意外的結局；但與此同時，他就與小說中的人物一起得到了精神的凈化與升華。對此類現象，烏納穆塔曾用“生命悲劇意識”進行過剖析。他說，必須相信康德的觀點，“我們必須把人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由此，矛盾痛苦、甚或死亡，它們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悲劇性，唯有付諸行動、唯有能極端忍受苦痛的靈魂的受苦才是悲劇。而這，最后推向的都是人類情感的“共感”效應——一個人看見梭倫為一位死去的孩子哭泣，就說，如果哭泣不能挽回什么，你又何必如此哭泣呢？梭倫回答：“即使上帝聽不到我們的哭喊，但是，它是愿意傾聽我們的哭泣的。圣殿之所以尊貴莊嚴，就因為它是人們共同前往哭泣的地方。”[10]……

注釋：

[1] 陳忠實：《尋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寫作自述》，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頁。

[2] 李建軍：《去吧，摩西；來吧，西西弗——論孫少平》，《文藝爭鳴》2021年第8期。

[3] 蔡翔：《怎樣才能成為小資產階級——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文藝爭鳴》2023年第7期。

[4]海波：《我所認識的路遙》，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

[5] 厚夫：《路遙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47頁。

[6] 路遙曾像對他作品介入較多的陜西資深批評家說過，他對自己創作的定位，是為“廣大讀者”來寫作。

[7] 參見梁向陽《由新近發現的路遙1980年前后給谷溪的六封信看路遙當時的創作和思考》，《路遙研究》2016年秋冬卷。例如在致這位友人的為弟弟求礦工指標的信中，。而且進一說，在八十年代，在當代中國，除非像路遙這么過硬的社會關系，有幾個普通的農村青年能如王天樂幸運？已有大量的社會史實表明，他們終生都會重復父母的命運，被體制身份隔離在農村，或是城市的邊緣地帶。

[8] （美國）華萊士·馬丁：《當代敘事學》，伍曉明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頁。

[9] 李建軍編著：《路遙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頁。

[10] （西班牙）烏納穆塔：《生命的悲劇意識》（內部參考資料），《上海文學》雜志社編，1986年10月第1版，第10、2（譯序頁碼）、17頁。滬內刊登記證177。當時，該書作為“寫作參考系列之五”在內部發行流通，未署名譯者。在《柏林談話錄》（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頁）里，以賽亞·柏林談到在牛津聽過烏納穆塔的一次演講，認為他這部著作“是一本好書”。不過，他也承認前者的人生觀像俄國詩人阿赫瑪托娃一樣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