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來，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省馬爾康縣。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協會主席。著有《塵埃落定》《空山》《云中記》等。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機村史詩》六部曲獲第七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杰出作家獎；《蘑菇圈》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云中記》獲第十五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第五屆中國出版政府獎、2019年度中國好書等。

從《西高地行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去有風的曠野》（人民文學出版社）到《大河源》（青海人民出版社）等，阿來幾部自然文學作品磅礴的自然地理氣象描寫背后，飽含著他對大自然深沉的愛和眷戀，以及深切的人文關懷。他在貢嘎山腳下觀察藍色鳶尾，站在雅魯藏布江渡口追憶牛皮船的歷史，在跨越文學與科學的對話中，重拾散落在山川大河間生活的詩意。

《去有風的曠野》收錄的是阿來的十個行走往事。而《大河源》的敘事以黃河源區時代變遷為主線，從巴顏喀拉山脈的源頭出發，沿著黃河的脈絡與紋理，探尋中華民族的精神之源。遙遠的歷史記憶與充沛的情感及想象相遇，創造了新的歷史傳奇。阿來就行走在這傳奇中。行走的阿來真正融入了大地。他識得身邊的花草樹木，辨得出每一株蘑菇的名字，聽得懂大地隱秘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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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您是突然起意為黃河立傳嗎？

阿來：2022年，疫情期間社會有些停擺，又有大把時間，借這個空檔，我想系統地走走三江源。這些源頭都是空曠無人。過去也走過黃河，是一點一點地走，這次是從“黃河第一灣”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若爾蓋縣出發，經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縣、達日縣，到瑪多縣，翻越鄂拉山一路朝下走，到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再返回若爾蓋縣。其間中斷了一小段，又回去，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石渠縣出發，經過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稱多縣、治多縣、長江上游通天河、曲麻萊縣，最后到了黃河源頭之一的約古宗列曲。黃河全長五千四百多公里，這次走了三分之一還要多。

兩年時間行走，去年又把游歷的經過寫下來，前后用了三年。中間還有個副產品。有一次程永新打電話問：“你在干什么？”我說在野外，就錄視頻發給他。他說你這種行為倒是很治愈，能不能把行走的經歷寫下來，在《收獲》開個專欄，相信讀者也會喜歡。我前后一共寫了十篇，發在“萬物生”專欄。寫的時候也有意把將來要寫《大河源》的材料避開，只寫周邊的情況，后來結集出版了《去有風的曠野》。

中華讀書報：過去我們把這類文學稱為行走文學。您大概是這一領域最專業、最持久的作家之一。

阿來：我更愿意稱它是自然文學。當然自然文學也是行走。行走本身就很有誠意。我喜歡深入地行走。過去我們的文學（古今中外）都是關注人多一些。歷史也好，現實也好，主要還是人的社會活動。今天走到大自然當中，最重要的是了解地理和氣象雙重條件決定的生活多樣性。

行走當然需要專業。只寫人是不夠的，要求一定的知識儲備。因為寫作涉及很多生疏的學科，比如生物學，呈現的內容是近代以來發展起來的另外一種知識體系。除了行走之外，還需要學習。既要講人，又要講生物的多樣性。寫三江源，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生態的問題。生態失衡的原因除了大環境之外，人的活動過于頻繁也是重要因素。怎么解決？ 人不能不活動。怎么節制地活動，怎么才能不破壞居住的環境，變成不僅對中國，對全世界也非常重要的問題。

中華讀書報：在閱讀中我始終被一種情感的力量沖擊著。您在文中表示自己“經常有想一直走下去的沖動”“不舍得離開”“還是不舍得離開”等類似的表述。很動情。

阿來：寫作必須要有感情，現在人們不容易被感動，太沉浸在自我中。寫作是基于我們最基本的愛，愛人生，愛社會，更愛給我們提供生存質量的環境和大自然。你看到各種人類活動中展示出來的美好的一面，當然受鼓舞。看到自然生態被影響、被破壞，會感到痛心。文學當中的批評有一種是帶有一點惡意，借此發泄內心的不平衡。我沒有惡意，希望世界變美好。古人所說“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本質還是希望改進。看到好的就贊美，不好的就批評。

寫作僅僅對人文、對環境的認知是不夠的。人的物質欲望無限膨脹，一味向大自然無限索取，會造成居住環境的惡化，暴露出很多問題，甚至引起災難性的后果。好的方面是整個社會對生態問題也有認知。更重要的是每個人的覺醒，學會真愛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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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寫作這樣一部關于自然的大書需要建構完整、豐富、開闊的知識體系，您是如何做到的？

阿來：從唐朝甚至從漢朝人們就開始逐漸接近大河的源頭，只是沒有重大的發現。過去我們的知識主要還是人文方面，沒有一套系統的科學理論知識。我二十年前就認識到自己的知識結構有很大的缺陷。人最重要的不是上學校，重要的還是在實踐中、在現實生活中發現知識缺陷時通過自我教育，系統地、長時間地自覺彌補遺憾。我想我基本做到了。我在野外看到石頭，知道它是多少年前的巖石，知道它是怎么形成的。人家說阿來認識很多花草——我不是知識天才，不是靠天天硬背，我是把知識當成生命系統來認知的。

在行走中兩相參照，可以迅速把書本知識轉化為考察。生活當中我會參加科學家的活動，也參加環保組織的公益活動，掌握不了解的知識，這些都可以得到自我提升。

中華讀書報：自然文學的創作其實面臨更多的挑戰。

阿來：當然。一是知識的難度。很多人講生態文學，去大自然中表了個態就說我熱愛大自然。有一種寫作是臨時抱佛腳，搜集相關知識。如果沒有地理學、氣象學、現代生物學的眼光，就沒有真正認知大自然，也沒有打開生態問題真正的空間。大自然是一整套知識體系，只有局部知識會露出馬腳。自然文學需要特殊的知識儲備。我學習這些知識二十多年，學的時候并不是為了寫書；二是要放低身段，忘掉自己是自然界的統治者。如果在那里夸夸其談，沒有放下身段，也沒有把我們當成大自然的一部分，不知道人類進步是自然演進的一個結果，寫不好自然文學。必須把理論和知識變成思想方法的一部分，帶著這些思想方法觀察。

中華讀書報：您的幾部作品知識點密集，信息量大，堪稱百科全書。您如何看待跨文體寫作？

阿來：我們常說寫作跨文體——學術界講跨學科——就是希望解放過分拘謹的文體。文學遇到不同的書寫對象需要不同的文體。我的表達對象需要什么就給它什么，這就是我理解的跨文體。文學界不太愿意寫科學內容時，就會說和審美沖突。我們需要在題材方面有新的開拓。

我認為今天才是需要文學創新的時代。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創新就是外在形式的突破。當然形式創新也是需要的。但是今天文學的創新需要往內在去，需要考慮把過去文學傳統中不能涵蓋的表達納入進來。過去我們沒有這類題材，可能會覺得困難——作家不就是克服困難的嗎？ 所有行業的進展不都是靠克服困難嗎？我也在不斷嘗試。最初可能會因為不純熟帶來表達的困難，所寫的內容不屬于文學慣常的路徑，但如果總是待在舒適區里，文學創新就沒有可能性。

中華讀書報：您的每一部作品既嚴謹又充滿詩意。

阿來：詩意來自我們對漢語言的理解，比如《詩經》積累起來的傳統，這個傳統是不能忘記、不能丟的。如果文學只剩故事和觀念，就不是文學了。如果只要觀點，看思想性的論文就好了，要小說干什么？ 所以寫作還是要有美學的熏染、詩意的熏染。

我充分認識到，文學首先是語言的藝術。我不能忍受的是，我們在評價作品時說這部作品思想很好——能比哲學更有思想嗎？ 說這部作品表達了巨大的真實——能比歷史更真實嗎？ 文學的理由、文學的合法性是什么？ 為什么有這些學科還要文學？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同時把思想、歷史、經濟、科學等東西消化了。文學就是詩意。歸根結底語言還是作為工具，必須保持審美性。審美的核心就是保持真誠的、強烈的情感。自己都感動不了，怎么感動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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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您的作品既講了生態保護取得的成果，也沒有回避和牧民生存之間的矛盾。類似這樣的諸多發現，引發了您很多思考。但文章寫得克制，并沒有進一步闡釋？

阿來：我想點到為止。科學論據說，自然生態需要人類適度活動。適度在哪里，邊界在哪里，還在繼續摸索。政府也聽科學家的，科學家又各自言之成理。但是今天的主流是，牧民和百姓承受很多損失，政府雖然有一定補償，但和他們的損失相比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目前采取的解決生態問題的措施，科學界有不同的認知，有不止兩種觀點，也是逐漸摸索的過程。有些治理成功，有些也失敗了，不光是當地政府和牧民的關系。科研也不是一蹴而就。科學也是不斷試錯的過程。科學技術上不可能在試驗室，而是在大漠荒野中，在不同模式中的相互比較中完成的。

很多科學家說：阿來走在了科學前端，我們做了什么阿來都知道。在行走的過程中我接觸最多的是各種科學家。有些科學家在實驗室，有些科學家是在山里，在冰川，在非常簡陋的木屋里一住半年。你到那里不會認為他們是院士、是博士。

中華讀書報：您多次深入高原，身體力行地寫作。這種“貼地飛行”的方式對您意味著什么？

阿來：對我來說很好，首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關在健身房跑步，不如到名山大川里以廣見聞。走進大自然的前提是讀萬卷書。書和路是互相印證的，書必須是現代科學的書。這就兩全其美了。也是很現代的生活方式。

中華讀書報：《大河源》超越環保議題。您的寫作始終有一種責任感，您希望通過《大河源》向讀者傳遞怎樣的自然觀和文明觀？

阿來：我們有一種“題材決定論”。地震了寫抗震文學。震能抗嗎？環保怎么保？還是要思考人在自然中是什么樣的地位。人本身是自然演化的動物，你也是自然的一分子。我們創造了文明，文明和我們的環境又有相互作用。有些好作用可以使山河更美麗，也有些可能引起負面作用，就需要盤點、檢討。文學應該有超越性。

我的寫作確實有一點責任感。大地賦予我們一切，我們回報大地。行走、寫作的過程也是在教育我自己。如果別人讀了也有教育意義，我也很高興。我在大自然的課堂中，完成了我的作業。之前我沒有系統認真地學習過，寫作的過程也是自我完成、自我建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的感受能力、認知能力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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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聽說《大河源》已經是第四次印刷。寫了這么多年，您一定掌握了寫作技巧。

阿來：那就是非常放松認真。自然放松有個條件，不是說誰有絕世天才，準備工夫要夠。我二十多年前發現自己的缺陷，跟蹤最新的自然科學體系。我做知識準備從來沒有放松過。最重要的是，我用兩年時間踏勘黃河源，準備是充分的，所以寫起來不吃力。

出版之后有一點流量也很高興。原來我想寫《黃河源》，后來改成了《大河源》。黃河確實是大河。

中華讀書報：很多地方邀請您去講座，您總結自己的寫作經驗嗎？

阿來：文學經驗已經內化在自己身體里了，不需要總結。過去我愿意講，現在不愿意講了，講了也沒有人真會這樣去做，講了也是白講。講也需要一種驅動，希望有效果。

中華讀書報：獲得諸多大獎之后，您還在不斷創新、不斷寫作，動力是什么？

阿來：文學就是作家在不斷地自我完成、自我建設。我的自我建設還在路上，就有寫作的積極性。我覺得自己認知這個世界，必須找到新的方式，但我不拿創新作為自詡。寫完這本書，向讀者打開了一個世界，對我也是全新的世界。

中華讀書報：能不能說這本書某種程度上拓展了您的寫作邊界？

阿來：第一次行走是在我老家，后來我發現有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找到了感覺。這時候我就想寫作對于我來說是什么？

寫作對我來說就是自我擴張。我從很小的村子走出來，是我們這一代作家里沒有上過魯院、也沒有上過作家班的極少數人之一。當時我還擔心將來怎么辦。也有朋友建議說我們做生意去，任何一條道路都比寫作這條路更接近成功，但我確實愛上了文學，我對文字很有感覺，比對錢的感覺強烈得多。后來就讀書、寫作，30歲的時候出版過一本詩集、一本短篇小說集。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今天也說深入生活、深入人民、深入大地，但是自己行走的過程中沒有想那么多。

寫作對于我來說是什么？ 維特根斯坦講語言即世界，世界的邊界就是語言。如果我懂兩種語言，可以更充分地認識到維特根斯坦講這句話的絕妙之處。比如今天我用漢語和用藏語時，它們的世界是不一樣的，宗教系統的語言和自然科學家的語言也有不同的形態，他們的世界也截然不同。一個地質學家看一座山跟藏族喇嘛看完全不同，好像不是在一個星球。所以我愿意寫作，一點一點去開拓，把這樣一個世界代入到生活中。

在我的眼里有三重世界：一個是地質世界，現在地質界認為喜馬拉雅造山運動是6500萬年前，以前都淹沒在大海之下；然后是自然世界，花草、樹木、動物；然后才是出現在青藏高原上的人。

寫《大河源》的時候，我把自己放在自然的演化史當中去考察。如果我們老是局限在血統當中，就不能看到更大的文化共同體。至少在面對自然界的時候，我們的挑戰是自然界跟人類、地球的演進和人類的演進那種本質性的協調或者是沖突。這是全人類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