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走得早，奶奶含辛茹苦地把幾個孩子撫養大，由于家底還算殷實，男孩女孩都上過私塾，接受過文化教育，大多知書達理。他們的人生或順暢或曲折，但都以善良與堅韌行事，讓人感懷。從他們身上，我能感受到——生命會被擠壓，但生命力永不枯竭。

父 親

印象中的父親很像《家》里面的覺新，責任感很強，但心事很重，膽子很小，不茍言笑，不善言辭，不是那種偉岸剛強瀟灑的男人。所以我對“父愛如山”說辭，倒沒什么切身的感受。

還記得小時候，每逢傳統節慶朋友來訪、家族活動親人團聚，父親總是忙前忙后，但等到儀式正式開張，父親總是一個人關在房間內，兀自休息，好比一臺戲，策劃、撰稿、劇務、燈光、音響、后臺都是他，但演戲與看戲均與他無關。后來知道，他不是累，而是怕，他怕生，更怕說，怕說些無聊的話、應景的話、客套的話。生活總是有矛盾的，遇到婆媳斗嘴、鄰里爭吵，不管對否，父親于這些家長里短總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倒不是他看不明、辨不清，而是他不愿傷了和氣傷了誰。干啥做啥，父親都是忍、都是退、都是避，也不是無原則，只是覺得記住別人的好，修的是自己的德。所以他總是“把面子看淡，把自己看輕”“不議論別人，常改善自己”，他追求的是生活安靜，家庭安詳，個人安寧。

父親面上沉默，心里卻明鏡似的。他是個識文斷字的人，上過學堂，還當過賬房先生，字寫得方方正正，賬記得規規整整。記得大學剛畢業，我在《福州晚報》登過一篇小雜文。過年時，不經意在父親房間抽屜里看到一個小本本，里面貼著我登在報上的小豆腐塊，父親用鋼筆工工整整、詳詳細細寫著某年某月某日刊某報第幾版、多少字、稿費幾許等，就像賬房先生登記一筆意外收入，很是欣慰。當時，我的眼眶都紅了，此后，多寫文章多登報的動力多半是為了父親能夠常常躲在角落“偷著樂”。

20年前，我從兩居室換到三居室。父親自告奮勇從老家到福州，當了房子裝修的監工與搬運工。房子裝修完，父親說，他便血兩個多月，可能是累的。我立馬陪他到醫院，一檢查，已是癌癥晚期。望著走進病房的父親佝僂的背影，我的眼淚斷了線流下來。父親硬扛著干完裝修，卻只字不提身體不適。看似不爭不搶的父親，內心何等堅韌。在老家休養的兩年里，他總是說，我沒事，你忙你的。雙休日在家，看到晚上他十多次上廁所，我明白，這哪是沒事，只是不愿讓晚輩掛念罷了。那一年冬天，父親走了，與他做人一樣，不言不語不聲不響地走了，臨走時，胡子刮得干干凈凈，衣服穿得整整齊齊。父親到了最后時刻，依然想讓大家看到的是一個很小心也很清楚的男人。

父親在病中不經意間提起一件人生的缺憾事，就是沒有到過廈門，沒有去過廈門大學，那是我曾經讀書的地方。平時他叨過，但沒明說，說出來的時候已無法實現了。我一直很自責，居然麻木到沒有從片言只語中參悟老人的心思。不善言辭的父親把所有的愿望、希望、渴望都埋在了心底，只是為了不給他人添麻煩。

人生是場修行，心安便是德行。父親沒有教我如何堅強，但教育我應當善良，沒有教我如何進取，但教育我如何寬容。父親雖然沒有為我開疆拓土，卻為我遮風擋雨。他總是在角落里、不遠處默默注視著我、記錄著我，讓我絲毫不敢懈怠、不敢停歇、不敢辜負。

從父親身上，我悟出，一個家庭最好的風水，就是善良，聰明是一種天賦，而善良則是一種選擇。一個人不矯情、不昧心、不逆性才能走得遠、行得快、飛得高。人在江湖，沒有知識可以被寬容，沒有良知不可以被寬容。父親走后，親朋好友沒有一個不夸他好。這是對父親一生最好的評價，也是父親留給我們最大的財富——上善若水任方圓。

在父親不在的日子里，我時不時在腦子里浮起“背影”兩個字，由此也想起了臺灣一位作家所說的一句話：所謂父子母女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在小路這一端，看著他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訴你：不必追。

二 伯

2009年，二伯90歲，整天叨叨著要回家。他要去的家是古田舊縣城。20世紀50年代，為建設古田溪水電站，千年古邑淹沒于茫茫湖水之中，數萬人移民他鄉。人老了就想起了兒時成長的地方。那年春節，我帶二伯到極樂寺前翠屏湖邊，告訴他：家，就在湖底下，再也回不去了。二伯望著湖水自言自語，老家房子有幾十間，丁家百來人都住一起，熱鬧呀。

就在那一年的初秋，老人走丟了，找不到回家的路，親朋好友漫山遍野地找，交警調出全城的道路錄像，確證是30多小時前，他獨自往城北高頭嶺方向走動，然后就沒有影子了。直到第三天凌晨，透過灌木叢斑駁樹影，看見二伯拄著拐杖，像一段“朽木”直直地立在山頭。

后來我發現，他站立的朝向，眼望的前方，正是翠屏湖，他還是想回到兒時生活的那個家，可惜走偏了。實在難以想象，一個90歲的老人，竟能在野外生存兩天兩夜，他的手、腳、臉部，被蚊蟲咬得傷痕累累。當我們找到他的時候，他的嘴里有草屑，身上的四個口袋中，有大大小小的樹葉與草團，有的嚼過一遍，有的嚼過幾遍。失蹤的那兩個晚上，古田下起了雨，溫度很低，他堅持站著，他說，一旦躺下，可能就再也起不來了。

以如此的高齡，能熬過如此漫長的黑夜，這是訓練有素的童子功呀。抗戰期間，二伯自愿報名參軍，成為湖南武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二分校十七期第二十一大隊一名學員，年輕時他接受過野外生存的高強度軍事訓練。

在長輩的敘述中，二伯在抗戰勝利后退伍參加在省城福州新店舉辦的學習班，結業后，轉業地方工作，1950年，分配到寧德糧食局做一名職員。那時，他剛剛有自己的女朋友，一切都是新生活的開始。但不久，糧食局里發生一起案件，一宗糧票被盜。首先被查的是他這個“黃埔系”。遂于1951年12月被判刑5年，后被遣回古田，再下放吉巷公社勞動改造。不久以后，查出了那宗糧票的竊賊，按理，要給他恢復公職，但人們似乎都忘記了這個被監視被歧視的“勞改者”。

家族里，幾位比他年輕的老人，說起他來就抺淚。我的姑姑曾對我說過，二哥當年穿著大軍衣，戴著大軍帽，皮帶皮靴閃閃發亮，非常威武。可惜后來讓他背負了太多，腰都直不起來。人們更忘記了他還是個抗戰老兵。

20世紀70年代，二伯返回古田縣城，靠砍柴謀生。有一天下午，我游泳回家，看到二伯躺在大廳，全家人手腳忙亂。38度高溫下連續10個小時的野外作業，50多歲的二伯中暑導致板車翻車腿骨脫位，連續幾天不能下地，無法勞作，讓這個怕給家人增加麻煩的老頭，承認自己這么硬的身體也有不行的時候。躺在床上，無兒無女無固定收入的他，不得不去思考一個問題，一旦有一天，自己砍不動柴火了怎么辦？這以后，他偶爾看見別人家的老頭遭人嫌的時候，他有個想法慢慢成型，這也是他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與兄嫂講的一句最令人傷感的話。他說：“我在山上找了塊地方，我會自己挖好，我快不行的時候，我會自己去，你們不用找我。”正因為有此想法，他把所掙不多的錢全拿出貼補家用，他一生都不想成為他人眼中的累贅，他為他那可憐的尊嚴掙扎著。

在我印象中，全家人一直很關照他，但不知是由于性格還是緣于生活，他總是沉默寡言，有話埋在心底，鮮于表達，常常一個人關在屋里，修理老物件、舊家具，總是不停地勞作。責己、勿求、忍聲、吞氣……太清醒的生存態度，讓人敬重，更讓人心痛。二伯的一生似乎都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時時處處都是想著別人的需求、別人的想法、別人的眼光，唯獨忘記那個“我”。家里的臟活、累活，他總是搶先承包，一馬當先，即使高齡，腿腳不便，也常常看見他一瘸一拐，一遍又一遍運糞便、修鐘表、貼瓦片、補木板、掃廳堂、倒垃圾。奶奶跌倒臥床期間，70多歲的二伯不論白天還是夜晚，定時處理大小便，不聲不吭，不厭其煩，奶奶臥床一年多居然沒長褥瘡，走的時候干干凈凈、整整潔潔，二伯居功至偉。面對各種困境，二伯少有抱怨、牢騷，他低調得就像一粒塵埃，樸素而頑強地生活在社會最邊緣、最底層。閱歷多了，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哀莫過于心死，悲莫過于無聲”，其實，一個人無法抗爭外面的世界，就只能尋求自身的平衡，艱辛的波折絕不是勵志的故事。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1986年2月，經多方奔走，政府認定：“1951年的判決，事實失實，撤銷原判，改判無罪。”給他平反，并恢復了他的黃埔軍校學員名譽以及干部身份，他有了一份固定的工資收入，享受的待遇也不斷地提高。在他80多歲的時候，黃埔同學會來人找他，送上了《黃埔》刊物。老人壓力小了，心情好了，話也多了。直到那時，我才從他嘴里聽他說起青年時期的故事。黃埔結業后，軍校指派二伯進入張學良部隊任排長，防守仙霞關。隨后在閩浙贛等地抗日作戰，在極端艱難、惡劣的條件下，與日本兵苦戰數月。有一年冬天他在江西上饒與日本兵短兵相接。他說，日本兵武器先進，武裝精良，而國民黨軍隊每個人只配備幾顆子彈，零下幾度，只穿單衣單褲，著草鞋，凍得槍栓都打不開，有時得靠小便澆熱，打仗沒有實力，只能靠熱血，那叫一個悲壯呀。軍人的本色，可能正是二伯在絕望處、于無聲中活下去的勇氣與毅力。

2012年，冬天很冷，這位經歷無數坎坷的黃埔老人，閉上眼睛孤獨地走了。他離世的前幾天夜晚，常舉著雙手浮躁地在空中比畫著、吶喊著，可能他是想把一生中的委屈、憋屈通通發泄出來吧。至死，他都沒能與舊城、老街、祖宅道個別。變遷的世事與無常的人事，讓他回不到老地方，也找不到舊時光。

現在，二伯已經走了十多年了。想起他老人家，我就會想起弘一法師“悲欣交集”這4個字。

四叔與四嬸

相隔20年，臺灣四嬸“帶”著她的先生、我的四叔再次回大陸探望親人。四叔，我從未謀過面，因為他1948年去了臺灣，1982年因病去世。

去世前，四叔似有預感，一直請求土生土長于臺灣的四嬸，一定要帶著孩子回福建古田老家看望母親與兄弟姐妹。去世的前一周，四叔經常給四個兒子講家鄉的人與事并領著他們照了張全家福。他說，要讓年邁的母親看到這張照片，告慰老人家，他在臺灣有了家，有了老婆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

一周后，就在兩岸即將走向開放的那個夏天，四叔在看電視的時候突發腦出血，不幸去世。

四嬸是臺灣高雄陳阿蓮人，25歲嫁給了年長11歲、樸素老實的四叔，讓流浪的“阿兵哥”在他鄉異地有一個完整的家。四叔去世那幾年，嬸嬸一人拉扯四個孩子，生活十分艱難。大兒子不能原諒自己對父親的叛逆，一年后修了一封遺書，也到天堂陪伴父親。小兒子送給了一個好心人家撫養。咬著牙關過日子的四嬸，一想到先生彌留時一行行無助的眼淚，便心痛。她發誓再難也要找到親人，帶先生回到魂牽夢繞的老家。

望鄉，可以穿透一切高墻。1990年經多方尋找，四嬸終于找到了遠在古田的家。從此，四嬸連續8年回到大陸為四叔盡孝，直到奶奶去世。2005年四嬸帶著三兒回家完婚，直到今年，以83歲高齡再度返鄉。

我總是相信親人間心靈是相通的，總是相信血緣上的自然呼應。在我這一代的兄弟間，中間字行是“文”。我名叫丁文清，對岸四叔三兒子也叫丁文清，南平五叔兒子叫丁文翔，四叔四兒子也叫丁文翔。兩岸不通信息，不約而同都叫文清、文翔，偶然中自有必然。這些年，兩個文清頻頻見面，尋找到的共同點越來越多，最近又發現兩人16歲時的相貌居然神似。

生前，四叔常給四嬸講述老家房屋很大很大、田地很多很多。今年夏天，我們陪同四嬸再次走近老家極樂寺前的翠屏湖，湖底下有著四叔所說的家與田。那天，家鄉的云，飄在湖上，忽近忽遠、若隱若現。在臺灣音信隔絕的四叔可能不知道因為建設古田溪水電站，他的家與田早已淹沒于深深的湖底，而在天上的四叔一定能感知到，無論在陸上還是在水下，那個方位就是生活與生長的家。鄉愁是什么？你念著我，我盼著你，無論遠近，無論生死，“只想見一面，哪怕就一眼”。水下不復存在的那片土地是四叔一生牽掛與思念的家園和田園，雖然已經永遠無法抵達，但總是永恒的根與脈！我想，四叔穿過時空，一定看到了吉祥塔邊久違的云水、落日余暉下的裊裊炊煙、兒時嬉戲的清溪，聽到了老母親呼喚的鄉音。

平淡中總走不出日出日落的重復，命運里總走不完聚散離合的輪回。在臺灣的那些年，想大陸的家、戀臺灣的家可能成了四叔心靈的避難所。看到善良、溫柔而孝順的四嬸，很慶幸流浪中的四叔在巨大的不確定中，獲得了長久的安寧與從容。四嬸返臺那一天，凌晨6時，親友十多人到長樂機場送行，謹向這位有情有義、一諾千金的臺灣女子致敬。

回到臺中，丁文清電告丁文清，父親一邊喝著金門高粱，一邊托夢給他：看到了老家，又看到新建的祖屋，很欣慰！

魂兮歸來,四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