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小說開始一直叫《分房》。

我想寫這部小說的想法已經很久了，甚至在《裝臺》與《主角》之前。我對寫熟悉的生活，一直抱有堅定的信念，只有那個靠得住些。咀嚼過的生活，方便省察，也容易理出頭緒來。尤其是親身經歷過的，有時還會在夢中重演，驚出人一身冷汗。即使夢醒，也還是久久不能釋然，還在想著是不是有更好的辦法，能否重新來過。可一切已是濤走云散，物是人非。我只能在小說中尋找一種重構，讓真人真事隱去，全然依小說的邏輯，去編織故事。

然而，生活終是作家的營養缽。我所參與過的無數次分房，以及別人講的哪怕是北上廣、長三角、珠三角的分房故事，也有大致相同的根莖，都是一種資源性分配。共有資源轉化為個人福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分房只是其中之一種，且是發生在一部分從事社會管理、公共事業與企業價值創造勞動者群體中的一種分配方式。還有更廣泛的教育資源、醫療資源、文化資源、自然資源等需要分配。合理分配始終是重要的社會演進衡器。分房的小說承擔不了那么大的責任，只是力圖以這個生活微孔，去窺探一些事物與生命的顫抖與律動。讓更需要、更應該擁有的人擁有，始終是社會摸索前進的主航道與路標。

這部小說由《分房》改成《人間廣廈》，不僅是為了跳脫就事論事的直白言說。寫著寫著，就不是一個單位分房的事了。盡管寫作的起意，也不是為了一個不曾有過的單位的簡單分房事體。那就是一個大匯串，仍是浙江的嘴、北京的臉、山西的衣服“拼湊起來的”。魯迅說：“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我怎樣做起小說來》）這個說法十分合乎由生活到藝術的構成邏輯。《人間廣廈》本身也是對一個微觀單位分房事情的延展，讓它盡量輻射到城市、鄉村的不同角落，甚至進入歷史的“掩埋”深層，去看有關生命安居與精神棲息的不同維度、面向，從而也為沉悶的人生現實的物欲、物役、物累、物困，打開一點減壓的閥門。

人類從穴居，到竹林茅舍、繩樞甕牖、瓦屋椽梁，再到高樓大廈、豪宅別院，是經歷了萬年以上演進過程的。由遮風擋雨，到寬敞舒適，再到追求審美意趣，是一部可以詳查的物質與精神演進史。未來，星際殖民、太空都市，以及真正可以海空兩棲的諾亞方舟矩陣，似乎也不再是過于遙遠的神話。但科學再發展、技術再進步，人類如何詩意地棲居，仍是一個問題。我想，即使未來移居到火星上，房大了窗小了，向陽了背陰了，景色明麗了還是晦暗了，依然還會引發爭奪之心。因此，《人間廣廈》說到底就不是一個純然分房的事。它會像刨土豆一樣，刨出一兜簍一兜簍的冰山吃水線以下的人性善惡與不期命運來。

小說中的西京文化藝術研究院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單位，因“文化藝術研究”六個字，而將不同的單位“捆綁”在了一起。這的確是很大的一個院子，屬廢棄的鋼鐵廠，研究院也僅僅只占了一角。我曾見過很多類似的廠房，都做了藝術用途，要么是畫家村，要么是影視拍攝基地。而將這樣一個院子給了一個文化單位，足有十幾畝地，從地皮上講，確實有些闊綽而奢華。最關鍵的是，他們能在院里建一棟“成本價”住宅樓，這也是文化人樂于從城市中心“騰籠換鳥”出來的原因。可自打新樓建起，院子里人的生活就沒安寧過。這部小說就從分房的“最后總攻時刻”開始，炮火連天地寫到曲終人散。

與此同時，院落的其他建設也在進行中。在這部小說里，我完成了一個夢想，就是希望把我生活的地方，無論是村莊還是單位，抑或別墅、別院，搞成一個有自己愛好與獨特審美力的模樣。可我與兒時的村莊已離得很遠，也始終沒有別院可供自主打理。為《人間廣廈》的書寫，我一次次把眼睛盯在從都市到鄉村的各種房屋建筑上，連農村新起的一排排水泥墩子式“洋樓”，顯晃在稻田與麥田的邊緣，我覺得也似乎有某種不大協調的難堪。墻上再貼滿“福”“祿”“財”“壽”的大紅大綠瓷片，似乎離數千年前賀蘭山民與陰山山民的想象力，也是差了些成色。村落、小鎮、都市的臉面，房子永遠是主導，人間廣廈的審美性，也就由分房緣起，不斷裙袂飄動在小說的縫隙里了。

小說中特別寫到幾位民間文藝家的生存現狀，他們或多或少是有原型的。他們始終在打撈、張揚底層民間文化，有些是即將消失的殘存，有些是當下的“特產”。在小說主人公滿庭芳看來，今天的文化著力，恰恰是缺失了民間的維度。他作為一個文化學者、單位管理者，在“分房”這場大戲中，也對西京文化藝術研究院的學術現狀、水準、著力點，有了深切“分房”弊端般的審視與省察。作為一個人文主義者，他也在人性冷漠、苛刻與溫暖、包容中一再水盆顯影。規矩、原則都很重要，但人性的溫度永遠應該與它們相向而行。一切好的運作一旦失去人性加持，怕都是難以為繼的。

人間的一切大爭，在時間的磨道里，終將灰飛煙滅，過不去的是現實，是當下。而現實與當下又是生命最燦爛的華章，人間的痛苦便在這里一次次咬出痛不欲生的深刻牙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