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下，文學批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從阿爾法狗在圍棋領域的突破，到AI詩歌創作與文學評論的生成，技術理性不斷沖擊著人文領域。然而，面對這一浪潮，我們或許需要以古典文論為根基，重新思考文學批評的意義。這是因為古典文論不僅是歷史的遺產，更是中國式現代化之路上的重要資源。回眸中華歷史長河，在種種危機時刻，學者們也往往通過回歸古典文論，重塑文學批評的根基。正如有學者所說的那樣，“返本”指回歸中華文化的核心所在，但并非簡單復古，而是帶有“揚棄”精神的批判性繼承；“開新”強調在返本基礎上實現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使傳統與時代接軌。因此，本文試圖以中國古典文論中的“無理而妙”與“情動于中”為切入點，探討如何在AI時代轉化文學批評的抒情傳統，探討返本開新的可能性。

AI批評及其癥候

AI在文學領域的應用已非新鮮事。微軟小冰學習大量的詩歌之后，生成了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2017年）。在當時，這也引起了許多討論。而在2025年，DeepSeek等AI大模型更能在數十秒內完成跨文本、跨文化的文學批評，呈現對福柯、德里達、斯皮瓦克等20世紀西方理論家觀點的嫻熟運用，展示強大的文本處理能力。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文學批評的認知邊界。

然而，我們不能完全盲從AI所生成的文學批評。這類生成文本看似“理性、辯證”，卻存在不少問題。這些批評文字雖邏輯自洽，但細品卻缺乏對歷史創傷的共情與生命體驗的沉淀。在琳瑯滿目的西方理論與繁復的長難句背后，是冷冰冰的算法之技與機器之心。也就是說，今天的AI文學批評仍舊存在限度：它長于理性推演與理論拼貼，卻短于情感呈現與生命體驗，缺乏從心底流淌出來的真情。那些真實細節背后的“情動”，是AI文學批評難以表述的。它難以表述閱讀一首詩歌時，被那些靈韻打動而流下的淚水。換言之，技術理性主導的AI文學批評實踐始終存在缺憾：當算法機械套用西方理論分析文本時，理論工具與生命體驗之間出現了斷裂。

更具警示意義的是，這種癥候并非僅為機器所有。當下相當一部分的文學批評，正不自覺地滑向一種“AI化”的困境，呈現出與算法生成文本驚人相似的癥候。一方面，如同AI依賴預設的理論庫，一些批評者過度沉迷于“套用”時髦的西方理論框架來進行“強制闡釋”。批評過程變成了理論的自我演繹與術語的華麗炫技，文本中蘊含的獨特情感在宏大的理論敘事中被簡化、抽象甚至消解。另一方面，AI的批評往往遵循某種可預測的“模板”，而“學術模板”“論文規范”也在規訓著人類批評者走向類似的程式化。個人獨特的閱讀感受、敏銳的直覺、帶有體溫的個性化表達，被淹沒在符合“學術規范”的標準化表述之中。批評文本變得如同流水線上的“學術八股”，缺乏打動人心的個人印記和思想鋒芒。這種癥候是批評者需要警惕和克服的。

因此，AI時代的文學批評需要呈現批評文字中“生命的情動”，寫出“有情的批評”。文學批評的真諦，并非拘泥于理論闡釋，而是心靈與文本的神交。

“情動于中”的文學批評

如何真正實踐有情的批評？當情感分析模型試圖將李白的飄逸量化為詞頻數據，當風格遷移算法試圖復制蘇軾的曠達神韻，那些熔鑄著歷史記憶的“情動”，正在被簡化為可計算的情感參數。這迫使我們重新思考：真正的文學批評，是否應該超越對“標準答案”的迷戀，重構數字時代的批評范式？或許答案就藏在中國古典文論的古老智慧里。

如今的情感研究，多談論德勒茲的“情動”與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結構”理論，但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情感詩學同樣能為我們的文學批評提供資源。從《論語》中“興觀群怨”的詩學倫理，到《楚辭》中的“發憤而抒情”的情感政治，再到湯顯祖“至情”的戲劇創作，無不體現了中華文脈的“深情”所在。一直強調“情動于中”的中華詩學傳統，也恰恰能為AI時代的文學批評提供歷史資源與情感意義。杜甫的詩歌正是這種情動力量的典范：其沉郁頓挫的詩風，既源于個人顛沛流離的遭際，更內嵌著對安史之亂歷史創傷的集體記憶。在中國文論中，“情動”始終包含著對倫理秩序、歷史命運的觀照，強調情感表達與時代精神的共振。

在批評實踐中，“情動于中”要求批評者投注主體的感情，與文本產生交互。這意味著批評不僅需要智性的辨析，也需要心靈的共鳴。它要求批評者調動自身的生命積累，將個人的愛憎憂懼，將源于血肉之軀的、不可復制的情感作為解讀文本的重要資源。“交互”則意味著批評者和作品之間存在一種動態的、深層的對話關系：批評者帶著自身的情感儲備進入文本世界，文本中的人物情感、作者心緒、時代氛圍也同時作用于批評者的心靈。在交互過程中，文本本身蘊含的情感力量可能修正或豐富批評者最初的個人情感投射；同時，批評者持續深入的情感投入，又能不斷發掘文本新的情感層次。這是一個雙向觸動、彼此激發、循環往復的過程。這種批評，在脂硯齋對《紅樓夢》的批評、別林斯基對果戈理的捍衛以及勃蘭兌斯的名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流》的實踐中歷歷可見。

“情動于中”的批評實踐，本質上是一種主體化、情感化、生命化的精神活動。它要求批評者以真誠的心靈去擁抱文本，在情感的深度投注與交互共振中，不僅闡釋文本的意義，更見證文學那連接個體心靈、映照時代精神的永恒力量。

“無理而妙”與返本開新

“情動于中”要求批評者以生命情感投注文本，在深度交互中催生思考。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思考與行文的過程，并非純然理性的線性推演，它自身也可能如文學創作般，涌現出“無理而妙”的批評瞬間。這不僅是對批評對象中“無理而妙”現象的鑒賞，更是批評作為一種創造性精神活動所能達到的超越性境界。

“無理而妙”一詞來自清人賀裳的《皺水軒詞筌》：“唐李益詞曰：‘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子野《一叢花》末句云：‘沉恨細思，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此皆無理而妙。”賀裳提示我們，李益筆下商婦對潮信的頓悟，張先詞中人與桃杏的對話，都在語言邏輯的斷裂處建立起“無理而妙”的境界。

所謂“無理而妙”，即以看似不符合理性邏輯的藝術情感、藝術表達，達到更高的藝術效果。這是中國古典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理而妙”的詩學傳統，以“無理”破邏輯之繭，以“妙悟”開直覺之境。如宋祁“紅杏枝頭春意鬧”的“鬧”字，以感官通感突破理性邊界，在“無理”中開辟新境。這樣的詩學觀念，如果運用到批評實踐中，就是強調批評不能拘泥于理論框架，而是要以直覺與悟性捕捉文本的深層意蘊。

在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中，“無理而妙”同樣可能，那就是批評主體在情感驅動下與文本深度交互時所生成的超越常規邏輯的洞見。這種論證邏輯在常識看來可能“無理”，但其解釋力卻令人拍案叫絕。在這個意義上，批評家不僅是闡釋者，也是進行“再創作”的作者。也就是說，批評文本的“無理而妙”，不僅在于它成功解釋了原文本的“妙”，更在于它以其富有創造力的表達方式，給讀者帶來了新的審美體驗。這個“妙”是批評主體在與文本深度交互后，通過創造性書寫實現的“二次創作”的成果。

當然，“情動于中”與“無理而妙”并非排斥理性，而是強調批評不能淪為冰冷的邏輯推演。真正的好文章，既要有感性的溫度，又要有思辨的深度。情是批評的血肉，理是批評的筋骨。若只講情，文章易失之濫情；若只講理，又難免干枯生硬。唯有情理相濟，批評才能既打動人心，又經得起推敲。

在人工智能技術重構文化生態的當下，重返中國古典文論傳統具有深刻的當代意義。這種回歸并非簡單的文化保守主義，而是通過激活傳統批評范式中的方法論資源，不斷重構當代批評的現代性。在這個意義上，“返本”是為了“開新”，是為了因應時代，想象未來的批評方法。今天的批評者需以中國古典文論傳統為資源，以現實的新變為根基，在技術時代保持人類文學的想象力。

（作者系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