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社交媒體和線下生活都來到一個模糊的拐點。AI不再是自上而下地“降臨”，而是和普通人的生活有了更多交集，人們也正在塑造AI的“人格”。線下生活里，人們一邊尋找“附近”，一邊開始向往另一種逃離——比如在二次元的世界里尋找情緒價值。

作家、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李修文不僅是一個創作者，也是一個觀察者。社交媒體、短劇、AI等，都是他理解時代、讓自己的創作與時代同頻的重要工具。

《新周刊》與他聊了聊過去一年文化上的一些變化，也試著借此了解未來的文化趨勢。

我們只能探索即將發生的原創性

《新周刊》：《經濟學人》將“信息泔水”（Slop）一詞選為2025年度關鍵詞。社交媒體在塑造流行文化上的作用力越來越強，你怎樣看待這種作用力？它塑造流行文化的方式發生了什么改變？

 李修文 ：我覺得社交媒體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變成了人們感知這個世界的入口。

與此同時，經典本身——比如經典書籍、音樂等，紛紛變得碎片化。社交媒體上的內容看起來是一些即時的、情緒化的、碎片化的存在，但其中可能誕生出某種新的“經典性”。

今天我們的生存處境和以前經典化的年代完全不一樣。過去每個人都需要出一趟遠門，所以有一句話叫作“遠行者必有故事”，一個人要不斷地在這個世界上冒險。可是今天所有的冒險都已經完成了，過去要在冒險當中形成的人格，變成了如今“互相眺望”的人設。經典可以改造人、讓人發生變化的那樣一個年代已經結束了。

社交平臺讓每個人的生存都遠離了過去那種經典化的處境。每個人的生活，每個人的磨難，每個人的理解都在變“輕”——這是米蘭·昆德拉說的那種“輕”。

在這種時刻，社交媒體還僅僅是個工具嗎？在這個時代里它難道沒有成為我們的四肢和感官嗎？

《新周刊》：過去一年值得關注的一點是，AI從一種科技新現象變成人們的日常。你認為在未來一年里，AI與我們生活的關系，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李修文 ：我自己少用AI，但我有一些朋友寫完了小說之后會讓AI提一些意見。那些意見對某一些小說來說還是提得蠻準的，但我恰恰比較警惕這種“準確”。

AI的判斷基于數據，基于西方化的、甚至是麥基式的、"救貓咪"式的故事，它顯然不是在中國語境之下來看待我們的故事。

但我覺得AI是一個很好的寫作助手。比如說我們過去在寫作時要翻查大堆的資料，如今有了AI，確實讓我們在這個過程里省了很多力氣。

《新周刊》：作為創作者，你覺得大家需要警惕AI嗎？

 李修文 ：不需要。你一定要相信AI能夠建立真正的原創性。這個原創性不是把自己的創作能力寄托于AI，而是要意識到，創作的未來一定是“人機共創”。

AI作用于一個創作者的方方面面。當我們的生存處境被AI強烈介入之后，再談過去意義上的原創性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只能成為共謀，只能和AI一起探索即將發生的原創性。

過去很多哲學思維的來源，來自我們在跟世界的相處中產生的挫敗，來自我們和其他人溝通時的艱難，來自世界的不可馴服、無法戰勝。當整個世界已經科技化，那種古典哲學所提出的純粹的問題，已經讓今天的技術社會受益了。正是在受益的情況下，才誕生新的技術、新的處境，甚至誕生新的哲學，比如技術哲學。

技術哲學可能會成為我們今天回觀自己、解決自身問題的一條路徑。文學和音樂也一樣，它們長出了新的翅膀，使我們能夠真切地回觀自身的匱乏——新技術一定會讓我們見識到我們所不能抵達的地方，超越我們的匱乏。創造力正是從我們匱乏的地方產生的。

文化產品從大眾走向分眾

《新周刊》：2025年你出版了兩部小說集，打動了很多人。有人說近幾年是出版行業的“末年”，作為行業內的參與者，你覺得小說創作正在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李修文 ：通過近期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我明顯可以感受到大家的觸角、大家講述的領域在變寬。

過去，我們會寫很多在日常生活中失敗的人、失意的人，但其實很少看見這些主人公的抗爭，這和我們這個時代有很大的關系。有很多沒有辦法抗爭、無力的年輕人，一定會把他們的感受帶進他們寫的人物中。所以過去這幾年里，年輕作家筆下的這些人物，很少有抗爭的人、站起來的人、玉石俱焚的人。

但是近期一些年輕作家的故事已經發生了變化。他們在不斷地深入到歷史當中，深入到“我們從何處來”的“前世今生”當中。所以，每一部作品都不是孤立的產物。

《新周刊》：2025年最受歡迎的電影作品是《哪吒之魔童鬧海》《浪浪山小妖怪》《瘋狂動物城2》這樣的動畫作品。它們的聯名商品隨處可見，成為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你怎樣看待二次元文化的流行？

 李修文 ：我們需要通過這些故事，完成對他人的眺望和理解。我們今天的生活提供不了這么巨大的原創力，這才是當今電影、文學等很多原創工作者的真實處境。

真人電影有一個巨大的問題：它的故事往往遲滯于個人對生活的感受。電影越來越變成時代情緒的產物，所以電影必須激發出大眾的情緒，才有可能獲得高票房。

影視內容要和今天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同呼吸、共命運——我們的審美一致，我們的笑點一致，我們對每一個橋段的感受力一致，才可能被關注。

很可惜，很多創作者都老了。過去的敘述無法匹配今天年輕人的情緒和審美，激發不了他們的熱情。

《新周刊》：你對短劇也很關注，提到過它和《世說新語》等古代文學有類似的地方。2025年短劇的產值已經超過了電影，這在2026年會有什么樣的轉變？

 李修文 ：我覺得短劇其實已經在轉變了。

首先短劇是大眾文化產品，而大眾文化產品要滿足最廣大人群的需求。所以短劇所經歷的發展路線肯定跟任何的文化產品一樣，從大眾慢慢地走向分眾。

但我看到了一些很明顯的變化。在很多古裝微短劇里，對社會話題的表達越來越明顯，當下的情緒越來越重，它們所呈現的甚至不再是簡單的因果報應。微短劇里的很多人物正在變得越來越有深度，這種深度不是一種文學的深度，而是倫理的深度。

比如復仇爽劇。我現在看到越來越多的復仇爽劇里的主角，漸漸具備了現代人的特征。有的角色看起來很強勢，但其實他是父權制度下的受害者，而不是過去那種僅僅用“庶出或嫡出”來簡單劃分的角色類型。

這種變化是靜水深流的。就像傳奇小說、武俠小說誕生之初，大家都不會想到，之后會有金庸這樣的集大成的武俠小說大師出現。

但短劇首先是大眾文化產品，我們沒有必要在大眾文化產品里尋找某種經典化的深度。大眾文化產品的經典性往往體現在對倫理觀的展現上，例如作惡的人必須受到報復、叛徒沒有好下場等，這些是經典倫理觀。

創作者在這種經典倫理觀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的變化，將作品引向深入、引向復雜。

時代的情緒就是“雜念叢生”的

《新周刊》：2025年的另一個文化趨勢是長內容的爆發，比如很多頭部明星開始做視頻訪談，同時內容行業也進入某種曖昧的“短長之爭”。你怎樣看待長內容與短內容的變化？你覺得2026年長內容會逐漸流行嗎？

 李修文 ：我也感受到了。但我覺得短視頻只是一個入口。我們每一個人都活在短視頻的世界里，但是短視頻真的讓我們那么滿足嗎？

比如我是一個歷史愛好者，但是大部分歷史類短視頻都沒辦法令我滿足，那我就會去尋找長內容、長視頻。我們談到長視頻、短視頻的時候，并不是指時間的長短，而是一種方法論、創作觀上的區別。

今天長視頻的結構，和過去我們在電視媒體上看到的那些視頻是非常不一樣的，現在我們熟悉的其實是某種“短視頻化”的長視頻。

現階段仍然是短視頻的勝利，仍然是短視頻在改造長視頻的結構和講述方式。本質上，這些長視頻都已經受到了短視頻的重塑。

《新周刊》：2026年也是《新周刊》創刊30周年。在2026年，你覺得一本新銳的文化雜志，可以做出哪些創新的地方？

 李修文 ：其實我覺得你們一直都在做創新。現在的雜志，肯定不是過去那種簡單的紙面意義上的、拿在手上翻的讀物。所謂雜志的“雜”，過去是指內容上的雜，現在主要體現在媒介和材質上。

這個時代的情緒就是“雜念叢生”的。我覺得要辦好一本雜志，可能首先要正視這種媒介材質的變化，同時也要注意聽到更多“雜亂”的聲音。

我覺得《新周刊》都聽到了。如果說還有什么建議的話，那我認為視頻化的程度可以再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