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弘揚的是一種原創精神。即無論作品源于改編還是純粹原創，都必須具備對現實的敏銳觀察、對時代的獨特表達，以及實現藝術構思的創造性能力。唯有當舞臺既能憑借改編精彩地訴說過去，又能依靠原創生動地表達當下、啟迪未來，戲劇這門古老的藝術，才能在現代文化的激流中，永葆其歷久彌新的生命力。

當下戲劇舞臺，悄然興起一股將文學經典，尤其是茅盾文學獎作品改編為話劇、歌劇等舞臺形式的熱潮。據統計，前11屆茅盾文學獎評選出的50余部作品中，有近20部被搬上舞臺。這股浪潮并非偶然，它折射出戲劇創作面臨的深層命題：在借助文學巨人的肩膀與開墾舞臺原創的沃土之間，我們該如何構建一個真正健康、充滿生命力的戲劇生態？

走進劇場，改編自文學經典的作品往往自帶光環。它們擁有成熟的敘事框架、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以及經過時間檢驗的思想與美學價值。對創作者而言，選擇改編無異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既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原創劇本從零開始的敘事風險，又坐擁原作積累的廣泛讀者群體。對觀眾而言，在熟悉的故事情境中體驗舞臺藝術的獨特魅力，亦是一種親切而深度的審美享受。

然而，當改編成為一種備受追捧的潮流，我們也應警惕，這是否會無形中擠壓原創戲劇的生存空間與資源？曾有學者不無擔憂：若戲劇創作過度依賴文學改編，長此以往，舞臺藝術或將淪為“文學的附庸”，喪失其獨立的表達語匯。更深層的隱憂在于，當各大院團爭相將目光投向已獲定評的文學經典，戲劇創作最珍貴的源頭活水——對當下生活的敏銳觀察、對時代情緒的獨特捕捉與表達，是否會因此而漸漸枯竭？

其實，“改編”與“原創”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簡單選擇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要不要改編，而在于如何改編——是亦步亦趨地照搬原著，還是創造性地實現藝術媒介的轉換？同樣，原創的價值也不在于其存在本身，而在于它是否提供了觀照現實的新視角、是否完成了獨特的藝術構建。

歸根結底，我們需要弘揚的是一種原創精神。即無論作品源于改編還是純粹原創，都必須具備對現實的敏銳觀察、對時代的獨特表達，以及實現藝術構思的創造性能力。

一個微觀的樣本，足以作為觀察宏觀生態的重要參考。觀察第十八屆文華獎15部獲獎劇目，我們能看到一幅遠比“改編浪潮”更為復雜和鼓舞人心的圖景。在這份代表中國舞臺藝術最高成就的榜單中，純粹的原創作品有5部，如聚焦當代小人物生活的話劇《煙火人間》、音樂劇《尋找李二狗》，以及從嶺南非遺文化中提煉魂魄的舞劇《醒·獅》。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曲劇《魯鎮》，它并非改編魯迅某一具體小說，而是將其筆下眾多人物與符號重構于一個全新的戲劇空間，這本身就是一種極具勇氣的創造。與此同時，茅盾文學獎改編作品為2部，即話劇《生命冊》和歌劇《塵埃落定》，它們展示了將文學經典創造性轉化的成功探索。其余作品則是對《牡丹亭》《紅樓夢》等傳統經典的再演繹，或是對歷史人物生平的開掘。

這一構成清晰地表明，一個健康的戲劇生態，絕非由某類作品壟斷。文華獎的導向告訴我們，最高榮譽最終青睞的是那些灌注了原創精神的作品，無論其故事源頭何在。

所謂“原創精神”，首先體現在“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超越意識。以獲獎歌劇《塵埃落定》為例，其價值不在于復述了阿來小說的故事，而在于它成功地用音樂這一抽象而充滿張力的藝術語言，“翻譯”并重塑了小說中土司家族的宿命與塵埃起落的哲學意境，實現了從文學思維到劇場思維的根本性轉換。反之，若改編僅是情節的機械壓縮與視覺化，則難免淪為“文學的附庸”。

而原創精神的更高境界，則是“從零開始”的創造勇氣與扎根現實的開掘能力。舞劇《醒·獅》并未依附任何現成的文學腳本，而是從嶺南地域文化中提煉出“醒獅”這一精神符號，為其原創了一個融合民族大義與個人情誼的熱血故事，從而讓傳統文化在當代舞臺上“活”了起來。它們成功的秘訣，正是回歸了戲劇藝術的本質，對鮮活的時代脈搏與生命經驗，進行即時性的回應與凝練的藝術表達。

在當下這個文化產品豐富多彩的時代，戲劇創作更需要開放的視野和包容的心態。創作者既要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智慧，更要有“從零開始”的勇氣；觀眾既要學會欣賞經典的新演繹，也要樂于擁抱原創的新表達；評獎與市場機制，則需在肯定優秀改編作品藝術成就的同時，更為那些具有探索精神的原創劇目提供土壤與機遇。

說到底，戲劇藝術的終極價值不在于它講述的故事是否為人熟知，而在于它能否以獨特的、屬于舞臺的語言，直擊當代觀眾的心靈。當我們為一場精彩的演出鼓掌時，我們既是在為藝術的精湛喝彩，也是在為創作者對生活的深刻理解與獨特表達致敬。

改編，為戲劇積淀了深厚的底蘊；而驅動戲劇走向深遠、為其開辟無限遠方可能的，永遠是那生生不息的原創精神。一個真正繁榮的戲劇生態，永遠需要這生命之源的滋養。唯有當舞臺既能憑借改編精彩地訴說過去，又能依靠原創生動地表達當下、啟迪未來，戲劇這門古老的藝術，才能在現代文化的激流中，永葆其歷久彌新的生命力。

（作者：方標軍，系江蘇省藝術評論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