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鄉土文學的代表作家，趙德發正在“走向深藍”。在訪談中，趙德發回應了其近年來的創作從鄉土敘事向海洋文學的轉型，這不僅意味著從沂蒙山嶺到黃海深藍的地理空間轉向，也是作家基于生命經驗的流動、對齊魯地域文化的深耕、在宇宙視野下思考人類后自然生發的一場“文學突圍”。他的寫作注重田野調查與知識考古，文化視野與現實感知并重，有著歷史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眼光。改編自《繾綣與決絕》的《生萬物》收獲了巨大成功，作家肯定了影視改編的時代化重塑，也提出寫作者需要保持定力。在高校創意寫作教學實踐中，他注重培養既有理念技術之思又扎根現實的創作主體。訪談中，他也表達了對AI寫作的隱憂，主張作家需依托生命體驗創造出獨特的作品。

關鍵詞：趙德發；《大海風》；文學地理學；《生萬物》；影視改編；創意寫作

趙德發一度是“鄉土文學”的領軍人物之一，當我們論及“鄉土文學”“新鄉土文學”“文學魯軍”，都無法忽視他的名字。2025年，趙德發的長篇小說《大海風》 醞釀三十載、書寫“人與海洋關系”，被視為他繼“農民三部曲”之后最具標志性的題材轉向。“走向深藍”“海洋文學”，又成為評論家解讀趙老師新作的關鍵詞。與此同時，由其早期代表作《繾綣與決絕》改編的電視劇《生萬物》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暑期黃金檔熱播，獲得現象級關注，引發大眾對鄉土敘事影視化的熱議。文學與影視的雙重熱點，使得“從沂蒙山嶺到黃海深藍”這一地理與精神軌跡成為觀察中國當代文學空間轉向的極佳視角。

一 、創作源起與敘事轉型：從山嶺到海洋的精神跋涉

陳雨辰：趙老師您好！您的新書《大海風》由《藍調子》更名而來，書名變更往往折射文本內核的流轉，這一調整是否隱含您對海洋書寫的重新定位?相較于“農民三部曲”的鄉土敘事，《大海風》在主題開拓與敘事技法上有何突破性實驗呢?

趙德發：感謝你對我創作的關注。《大海風》這部長篇小說，我醞釀了30年，用3年時間寫成。最初的寫作沖動，是我20世紀90年代初站在日照海邊萌生的。那時我剛到這座海濱城市居住，眼前的大片蔚藍讓我目醉神迷，也驚心動魄。30年來，除了日照的那片藍，我還看到了別處的藍色，甚至在飛機上飛越上萬公里的蔚藍之境。我研究海洋歷史，考察海洋文明，思考人海關系，并且了解漁業、航運業的發展進程與繁雜的細節。當我準備寫一部海洋題材的長篇小說時，眼前便顯現出大海的藍色。想到攝影、繪畫領域有“藍調子”的說法，就給小說起了這個名字。寫出10萬字之后，我應山東文藝出版社的邀約，創作長篇紀實文學《黃海傳》。在沿著黃海西海岸行走，從長江口走到鴨綠江口時，我忽然意識到“藍調子”只是一個色調，不能充分展現小說的內涵與動感。想到我經常感受的大海風，書中人物被海風改變命運，再想到中國近代“西風東漸”與“東風西漸”的文化交流，便決定改名。這個調整意義重大，讓小說有了核心意象，也有了合適的基調。

我早期創作的系列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君子夢》《青煙或白霧》是鄉土敘事，《大海風》是海洋敘事。我想在題材與主題上有一個“戰略性”的轉移：從人與土地的關系，轉到人與海洋的關系。在敘事技法上則沒有大的改變，如果說有變化，那就是感覺自己在敘事手法上更加圓融了。

陳雨辰：有一本您的訪談錄叫作《從山嶺到海洋》，我很喜歡這個名字，很大程度上這也可以視作您創作軌跡的隱喻：從“山嶺”到“海洋”的創作地理學。從沂蒙大地“一根地瓜秧的視角”出發，經山歷海走向深藍，您近期的《黃海傳》《大海風》分別人選2023年和2024年的中國海洋文學年度榜，完全可以放置在“海洋文學”的視域下討論。在您的語境中，這種空間轉向是如何回應中國當代文學對“海洋性”的重新發現呢?

趙德發：2019年春天，當時在山東師范大學任教（現任教于暨南大學）的張麗軍教授帶領他的研究生與我進行了一次對話，談論我的創作歷程；后來整理成《從山嶺到海洋》發表。兩年后濟南出版社為我出版訪談錄時，用這個篇名做了書名。我也喜歡這個名字，因為它刻畫出了我的人生軌跡與創作軌跡。我出生在魯南丘陵地區的一條山溝里，那里的山嶺河溝都刻進了我的記憶，成為我創作時的地理背景。

我14歲輟學，30歲之前沒有任何文憑，自卑心理折磨我多年。但我現在想通了，這是宿命，我注定要在故鄉的山嶺中蹉跎多年，讓我成為一棵地瓜秧，趴在土地上吸取養分。今年3月份，《光明日報》向我約稿，讓我給新開的“文學里念故鄉”欄目寫稿，我寫了一篇《走出自卑，始覺豐饒》，回顧我這一段人生經歷。我說：直到我進入山東大學作家班之后回望家鄉，才明白之前的三十多年，我在家鄉有了多少收獲！我以此為資糧，一步步走上了文壇。我這棵地瓜秧越來越不安分，從山嶺到海洋，透迤而去。生活空間的大轉移，也引發了我創作取向的大調整。隨著我對海洋的日益熟悉，寫出一些好的海洋文學作品，也成為我下半生的強烈愿望。中國海洋文學方興未艾，但還不夠繁榮，我想奉獻出一些帶藍色的作品，盡一份綿薄之力。

陳雨辰：聽您講述來時路，很是感動。中央廣播電視總臺8月中旬播出的《生萬物》即是改編自您的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這是“農民三部曲”的第一部，此外還有《君子夢》《青煙或白霧》，幾十年，幾代人，關乎愛恨、道德、倫理、權力，展現了20世紀中國農村社會的歷史變遷。您筆下許正芝等農民形象以嬉笑怒罵穿透時代迷霧，其塑造是否依托現實原型?在書寫20世紀農民史詩時，您又是 如何以復調去調和個體生命史與宏大歷史敘事的裂隙，讓人物既具獨特性又承載時代“共名”呢?

趙德發：當年我寫“農民三部曲”時是有野心的，想用這三部長篇小說表現農民在20世紀走過的路程，寫一寫他們的苦難與歡欣，他們的追求與失落。三部小說寫了眾多人物，大多無原型，像《君子夢》中的老族長許正芝就沒有原型，是我根據主題的需要塑造的。《繾綣與決絕》的主人公封大腳有原型。我多年前聽一位朋友講，他們村有一個“老莊戶”，種地是一把好手，對自己的土地愛到了骨子里。但是農業實行集體化，他想不通，堅決不入社。后來被強制入社，他不去干活，成了懶漢，每年秋天卻到原來屬于他的地里收莊稼，理直氣壯。我妻子娘家的村里，有一個老漢一只腳大，一只腳小，只有他閨女會給爹做鞋，一年做一雙送過去。我就把這兩個原型合起來，成為封大腳。有多位評論家認為這三部小說可視為“宏大歷史敘事”，力圖表現一個時代，但我知道，時代主要由若干歷史事件和一個個人物組成。這些人物，必須充分“文學化”，有的要爭取成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如此，個人與時代方能相互映襯，實現我設定的創作目標。

二 、地域性與全球性：齊魯文化的在地書寫與人類學視野

陳雨辰：趙老師的作品注重“知識考古”。讀您的小說能增長許多知識，比如您不寫“楷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楷”還有另一種讀音“jie”。更不要說紀實文學《黃海傳》以紀實筆法鉤沉海洋文明，以厚重的知識性見長。在您看來，紀實文學的田野調查方法論，對小說創作有何反哺呢?

趙德發：小說也是一種文化產品，其中應該有充沛的文化含量。所以，寫小說的我一直在看書學習，讓自己的文化積累不斷豐厚。譬如你說的“楷”字，我早就知道它的不同義項和不同讀音。聯想到楷樹的象征意義，我在構思這部小說時想讓故事發生在一個曾經長滿楷樹的地方，叫楷坡。

每寫一部作品之前，我都要潛心學習研究相關知識，將其融入作品。舉例說，為了寫《雙手合十》和《乾道坤道》，我讀了大量有關佛教、道教的書籍與資料，參訪了許多寺廟與道觀。這樣，我才能寫得地道，保證應有的文化品位。這兩部作品問世后，好多修佛學道者看了，都說喜歡，書中沒有硬傷。2024年底，我在網上購得一本《現當代道教文學史》。這是武漢大學中國宗教文學與宗教文獻研究中心主任吳光正主編，北方文藝出版社在2023年9月出版的《中國宗教文學史》中的一部，書中設專章論述長篇小說《乾道坤道》，而且被寫人此書的小說只有這一部。

我寫長篇小說《人類世》，因為是從地質歷史學切入，反映人類活動對地球生態的嚴重影響，我便潛心學習地史學，在小說中安排了一個憂思深重的某地質大學教授焦石。他想給學生開設“人類世”新課，我替他寫了一份教學大綱，有的讀者看了很驚訝，說你也可以給學生開這門課了。

我寫《黃海傳》,也是進行了海量閱讀，并進行了實地調查。為了了解人類的航海活動，我還在手機上下載了一款軟件，打開后可以看到世界上大部分商船和漁船是在航行，還是在停泊，都在什么位置。這種實地調查，不只幫助了我的紀實文學寫作，對我寫小說也大有裨益，《經山海》《大海風》中的許多素材，就是在采訪中獲取的。譬如《經山海》中的“值班羊”,是在一個山村的村委大院里一直養著的一頭羊，上級領導來了，殺掉用于招待，接著再買一頭補上，村民戲稱為“值班羊”。這是曾經“吃喝風”盛行的典型事例，我是在采訪中聽說的。再如，我為了寫《黃海傳》到江蘇啟東沿海采訪，當地作家協會主席李新勇陪我看了許多地方，包括當年張謇為了墾荒種棉建起的攔海長壩。我撫摸著久經風浪的水泥墻，仿佛撫摸到了那位晚清狀元以實業救國的拳拳之心。我想，這就是《大海風》主人公的楷模，于是將張謇寫進書中，對突出主題起到了重要作用。

陳雨辰：我關注到，2025年5月您的散文集《擎燈之塔》問世，在出版社的推介中，您“以深邃的觀察與詩意的筆觸，構筑起一座聯結自然、歷史與人文的精神燈塔”（濟南出版社）。您的創作涵蓋了長篇小說、紀實文學等多種體裁，早前還有《通腿兒》《螞蟻爪子》等短篇小說經典，當然也有散文，您寫作時是如何在不同體裁間切換思維呢？您認為不同體裁有著怎樣的優勢和局限呢?

趙德發：我24歲那年開始業余創作，主要經營小說。我曾經認為，小說無中生有，氣象萬千，最能體現作家的本事。散文，那是缺乏想象力和虛構力的人才去寫的。這種偏見，伴隨我多年。雖然偶爾也寫點散文，但對我而言，是業余創作中的“業余創作”。隨著我的“牙口”慢慢變老，閱讀的胃口也悄悄改變，讀小說不再那么沉迷，對非虛構作品的興趣與日俱增。尤其是見到優秀的散文隨筆，常常是不忍釋卷，品味再三。漸漸地，我明白了散文之莊嚴、之美妙，對散文的敬意油然而生。

散文好寫，但寫好不易。我先后寫出二百多篇散文隨筆，出了5本集子，被轉載或收入選集的也有一些，但自己真正中意的并不多。所以，我一直夢想自己也能寫出較多的上等散文，甚至成為一名散文家。2024年春天，我根據自己多年來對大海的觀察與思考，寫了一篇《海天之間》，發在第7期《人民文學》上。8月上旬，《人民文學》雜志社“人民閱卷”活動在東莞舉行，獲邀的小說作者代表是周瑄璞，散文作者代表是我。討論時，好幾位當地作家都對我這篇散文表示贊賞，我聽后很高興，覺得自己離夢想的目標又近了一步。

紀實文學，與散文同屬于非虛構，我曾寫過5部長篇和一些中短篇。第一部長篇紀實文學是《白老虎——中國大蒜行業內幕揭秘》，在《啄木鳥》雜志發表。該作品參評第六屆魯迅文學獎，進入報告文學類前十，獲得提名。后來，又寫了《1970年代：我的鄉村教師生涯》《學海之鯨——朱德發傳》《黃海傳》等。寫小說用的是虛構手法，散文與紀實文學則是非虛構，我覺得在不同體裁之間切換思維，轉換手法，并不困難，該咋寫咋寫。有意思的是，我年輕時當過多年的黨政機關秘書，秘書思維竟然幫助了我的紀實文學寫作，尤其是在素材的整理、歸類、提煉、呈現等方面。譬如說，《白老虎》最后一章《如何降服老虎》，我根據調查得到的大量材料，分析了引發大蒜價格波動的5條原因，提出了5條對策，得到業界認同。再如，我寫《黃海傳》，第二、三、四章分別有10節，這10節各寫什么內容，頗費腦筋。好在我爬梳材料的能力尚可，總算將每個章節都安排妥當。

陳雨辰：您的長篇小說《經山海》已經出版了俄文版、格魯吉亞文版、葡文版、土耳其文版4種外文版本，已然走向世界；《大海風》入選了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揚帆計劃”，正在“揚帆”。在文學“出海”過程中，您認為中國鄉土敘事能否為世界文學提供新的經驗范式呢？

趙德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文學作品越來越多地走向海外，這對文化交流、文明互鑒有著重要意義。我的作品也有一些，正在翻譯的還有幾種。鄉土敘事，在東西方文學中存在已久。在西方，僅是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就有好多經典作家，像蓋凱爾夫人、喬治 ·艾略特、托馬斯·哈代等等。讀他們的作品，會體會到傳統鄉村的優美，以及工業化對環境與人際關系的影響。一百多年之后，中國鄉村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這些變化必然進入中國作家的作品，鄉土敘事一度成為當代文學的主流。但是，中國作家在寫鄉土時，離不開東方文化背景，講述的是中國故事，呈現出的大多是中國風格，外國讀者可能感到陌生，覺得新奇。不過，許多作家也在學習借鑒外國文學，做出自己的創新。我的長篇小說《經山海》,每一章的開頭都有“歷史上的今天”，羅列某一天中外歷史上的大事，但隨后還有“小蒿記”“點點記”，這是主人公吳小蒿和她的女兒點點分別記錄的個人的大事。將個人史放在人類史的大背景之下，便有了蒼茫感、縱深感與時代的新鮮感。中國鄉土敘事能否為世界文學提供新的經驗范式，我覺得討論這個話題應該謹慎。

陳雨辰：近年來“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非常火熱，以“地方”為方法，有時也許會生發出抵達人類命運的力量。這么多年您一直扎根于山東這片土地進行創作，也許這正是您“文學的原風景”。山東的地域文化對您的創作有著怎樣的滋養和影響呢？地域經驗與全球視野在您的文本中又是何以共生呢?

趙德發：許多年來，人們一直對作家是不是擁有一塊“根據地”十分關注，拿美國作家福克納“郵票般大小的故鄉”做類比，為一些作家歸納出了各自的主要書寫區域。這些書寫區域，大多是作家的故鄉，他們出生于此，生命中的好多經驗來源于此，在創作時也取材于此，讓自己有了醒目的標簽。但我以為，一個作家即便立足于故土，也要有開闊的眼界，在世界視野下觀照家鄉，書寫家鄉，這樣更有典型意義。我一直生活在山東，齊魯大地上積淀的豐厚文化影響著我，尤其是儒家文化與宗法制度，在我小時候就深入骨髓。譬如說，哪個村子民風較差，大人會評論道，那是“圣人”沒到過的地方，意思是沒有開化的野蠻之地。再如長幼尊卑，人人都很清楚。坐席時，該坐哪里坐哪里，秩序井然。我的那些作品，寫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在這里傳承已久的風俗習慣；以及社會變革帶來的諸多變化。但是，我寫作時并不想表達所謂的“鄉愁”，唱“挽歌”或“頌歌”；而是帶著歷史的眼光，人類學、社會學的眼光。

我寫第一部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在構思階段讀了許多有關農民、農業的中外著作。有一本書叫《農民的終結》，是法國社會學家H.孟德拉斯寫的。他在書中這樣說：“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在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賦予土地一種情感和神秘的價值是全世界的農民所特有的態度。”“所有的人都認為，遵守社會秩序、道德和信仰的農民應當養活城市，并像供給步兵營那樣供給工業營的闊佬。”（H.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我讀到這些，心靈上的震顫乃至悲愴無法形容。我此時明白了，全世界的農民，都走過了相似的路程，有著相似的命運。所以，我寫《繾綣與決絕》，就不僅僅是對故鄉的書寫，而是對即將消逝的農耕文明的審視與表現。《繾綣與決絕》的結尾，我安排了一場大型歌舞《天牛之夢》。我讓繡繡的侄子寧遙仰望星空，他看到一顆流星時突然想：這塊隕石在它墜地之前，還作為一個星球在宇宙中運行的時候，它的表面是否也有著一層薄薄的土壤，讓居住在上面的生物爭斗不息呢？他抬起頭，久久地看著漆黑邃遠的夜空。那里，群星閃閃，似有所語。

在宇宙視野下思考人類的土地問題，是我讓主題深化的一個做法。在《生萬物》開機儀式上，愛奇藝負責人講，他們之所以改編《繾綣與決絕》，是因為這部小說寫出了農耕文明的精髓。我聽后十分欣慰。

三、媒介與技術中的文學本體：影視化改編、創意寫作、AI寫作

陳雨辰：您剛才提到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被改編成電視劇《生萬物》，由楊冪、歐豪主演，2025年夏天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黃金檔播出，反響很好。制片人曾說，對女主角寧繡繡人物設定做了相應調整，“把在封建思想下被命運擺弄逆來順受的女主，改變成了與命運抗爭、去掌握自己命運的人”（徐蜜：《〈生萬物〉，靠天吃飯的劇組》）。我的感受是，也許她在原著中更多受困于結構性桎梏。在您看來，當文學人物進入影視媒介時，如何在“忠實原著”與“時代闡釋”間保持平衡呢?

趙德發：《繼綣與決絕》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1996年問世。此后曾有多家影視制作單位想改編，但都沒成。有一位影視項目策劃人認為這部小說非常適合改編成電視劇，一直在北京聯系拍攝單位。努力了多年，《繾綣與決絕》終于被尚羲文化傳媒公司看中，公司的二位負責人又推薦給愛奇藝，愛奇藝決定投拍。包括劉家成導演在內的主創團隊曾幾次到日照、莒南、沂南等地采訪考察，主演還主動到我家鄉體驗生活。2024年4月至8月，這部名為《生萬物》的電視劇在沂蒙影視基地和日照海邊拍攝；11月，又到長白山區補拍雪景。經過精心制作，2025年夏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黃金時間播出。

因為《繾綣與決絕》時間跨度太長，《生萬物》只選取了前半部分改編：從1927年到1946年的內容，故事情節與人物形象都做了一些改動。小說中的女主角寧繡繡，出嫁前夕突然被土匪綁票，她爹不愿賣地拿錢去贖，讓二閨女代替姐姐出嫁。姐姐從山上跑回來，得知這事后決絕地離開家庭，嫁給了青年農民封大腳。出嫁后，她成了地地道道的農戶婦女。但在電視劇中，她有文化，帶領村中的婦女參加農民協會一起與命運抗爭，在時代風云中綻放光彩。劉家成導演與高滿堂、趙冬苓一起談論劇本創作時，談到《繾綣與決絕》的改編，說他們盡力將原著中“鉛灰色”的故事色調調亮，最終體現出女主角繡繡自強不息的品質。

我知道，希望制片方“忠實于原著”是不切實際的，如何做好“時代闡釋”十分重要，所以我認可且欣賞他們的改編。

陳雨辰：早在2021年，您的長篇小說《經山海》也成功改編為電視劇《經山歷海》,在中央廣播電視總臺播出。日照市經常用“經山歷海”作為旅游推廣語，這當然也脫胎于此，很多時候文學作品的語言也在塑造著我們的語言生活和人文地理景觀。文學和生活的互動一直是一個宏大的命題，影視似乎是其中的媒介之一種，您如何看待當前文學現場的影視改編熱呢?

趙德發：小說叫《經山海》，拍攝時也叫《經山海》,但是播出時改成了《經山歷海》，據說是因為《經山海》與另一部電視劇《山海情》名字相似。在漢語中，“經山歷海”不是成語，電視劇播出后，漢語中就多了個新詞。不只是故事發生地和電視劇拍攝地日照市經常使用，就連2024年中國作家協會的新年獻詞也用了，題目就叫《文學之河，經山歷海》。

文學作品不一定都要改成影視，但是影視化能傳遞給更多受眾，造成“出圈”“破圈”效果，這是事實。所以，許多作家都希望自己的小說能夠走上銀幕與熒屏，轉換審美形式，讓作品不只有讀者，也有觀眾。各級作家協會也都通過種種方式，推介一些可供影視改編的作品。但要看到，現在的影視市場發生了變化，與前些年相比，作品被改編的幾率大大降低。小說作者要保持定力，遵循創作規律，把小說當小說寫，不要下筆時就想著能不能改編，那樣會影響小說的品質。我這樣說，不是貶低影視作品，而是想提醒一些同行，小說與影視畢竟不是一回事，各有各的藝術特點。如果寫小說時老想著場面、對話、動作，可能會忽視人物心理描寫與敘事技巧等。

陳雨辰：創意寫作專業近年來發展蓬勃，2024年正式確認了中文專業二級學科的地位。也是在去年，山東大學文學院成立作家書院，致力于創意寫作教學，并引進您作為特聘教授。這其實不是您的第一次“作家學者化”，您之前在曲阜師范大學擔任過碩士研究生導師，被中國海洋大學、山東理工大學、青島大學聘為駐校作家。作為高校創意寫作學科的實踐者，您如何回應“寫作不可教”的質疑，在教學中又是如何平衡技術訓練與生命體驗的關系呢？

趙德發：我早年輟學，沒上過大學，33歲時才到山東大學作家班學習兩年，從此與大學結緣。雖然我到多所高校講過課，還擔任過碩士生導師、駐校作家，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在我69歲時被山東大學聘去，全職從事創意寫作教學。我很有壓力，但也有點兒自信，因為我畢竟在文學道路上跋涉了45年，有一些經驗教訓可講。我知道，過去一直有人認為，大學中文專業不是培養作家的，是培養文學研究者的。文學界也有人認為，“寫作不可教”，作家不是由大學培養出來的。我對這個觀點持反對態度。我入職后，山東大學文學院領導安排我在創意寫作研修班開班儀式上作為授課教師代表發言，我對幾十位來自省內外的學員講，誰說大學不能培養作家？山東大學就能，我就是例證。如果沒有在作家班接受的教育和培養，我成不了像樣的作家。

我講的是事實，我24歲那年正當著鄉村教師，突然心血來潮想當作家，后來調到公社黨委、縣委工作，人生目標一直沒有改變。但我因為讀書少，文學素養較差，寫了好多習作卻發表不了。正為此深深苦惱，山東大學招收作家班的消息傳來。我不顧親友反對，立即決定轉行，于33歲那年秋天走進學校。在那里的頭一年，寫作依然沒有突破，但我認真聽課，在老師的指導下刻苦讀書，提高創作能力，終于寫出了短篇小說《通腿兒》，獲《小說月報》第四屆百花獎，從此進入文壇，圓了我的作家夢。所以，我對山東大學感恩不盡，也慶幸自己在當年做出的抉擇。

創意寫作如何教，山東大學和別的高校都做了許多探索，同行們都有一些成功的經驗，我必須好好學習，用于自己的教學之中。現在許多高校都開設了創意寫作專業，招收這個專業的研究生，山東大學文學院今年也招收了幾位，讓我帶其中一位。這些學生，都有一定的寫作天分，在本科階段就發表了作品，有的還小有名氣。當導師，帶學生，我認為應該教學相長，相互切磋。通過種種努力，讓學生更快地成長。

在教學中如何平衡技術訓練與生命體驗的關系，這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問題。一方面，要在課堂與工作坊上深入探討寫作理念與相關技術，同時還要重視作者的生命體驗。他們的長處是喜歡寫作；有這方面的才華，短板是人生閱歷淺，沒有太多的生命體驗。而生命體驗對作家的成長極其重要，老師應該加以指導和引導。古人一直重視“道”與“術”的關系，而且強調“道”比“術”更重要。創意寫作的學生要主動努力，成為各種社會角色，多與親友聯系、互動，并積極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在逐漸深諳社會、明瞭人生之道的同時，多多獲取寫作素材，然后用自己掌握的技術，寫成文學作品。

陳雨辰：謝謝趙老師的鼓勵！當下短視頻與AI寫作沖擊傳統文學，特別是2025年初，DeepSeek的出現引起“AI寫作”相關的熱烈討論，身為作家，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趙德發：作為從農耕時代過來的人，我一直對新生事物持歡迎態度，滿腔熱情地迎接數字時代的到來。我1993年開始用電腦寫作，1997年底上網，QQ、博客、微博、微信、微信公眾號，這些社交媒體一個不少。這些都幫助了我的寫作，讓我提高了效率，開闊了視野，并擁有了多種社交途徑。然而AI寫作的出現，卻讓我警覺起來。我嗅到了當年圍棋界人機決戰的味道。李世石面對的是阿爾法狗，作家現在卻面對著一群“狼”。我想了解這群“狼”的本事，嘗試過多種AI軟件。我用它們查找資料，梳理思路，真是受益匪淺。給它們下達寫作指令，也很快收到反饋，但我覺得那都是一些“大路貨”，離真正的創作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但是，AI在快速進化，當DeepSeek和一些新的人工智能寫作主體橫空出世，作家面臨著更為嚴重的挑戰。我想，如果AI作品可以滿足某些人的閱讀需求，走上市場，這怎么得了。就像面條有手搟面、手拉面和機器面之分，人們大多吃機器面，我們這些手工師傅還有多大的才能發揮空間？而且，人工智能的學習能力非常強，作家絞盡腦汁寫出的作品，都會成為大數據的一部分，成為他們的“飼料”，讓它們更加強壯。我看到，有的AI作品不僅僅是大數據的整合，而是讓我們從中看到了創造，甚至看到了靈感的火花。地球上生命誕生的過程，據說是一些無機物生成有機小分子，在雨水匯集成的“原始湯”中隨機碰撞，聚合反應成生物大分子，并進一步組裝成原始細胞結構的。那么在大數據的池子里，會不會也有類似的奇跡發生？到那時，身為碳基生命的我們只能與AI同行了。

但我們要明白，在這個同行路程中，對AI不能過分依賴，甚至學它說話，讓一些學者擔心的“文本末世”變成現實。作家們還是要發揮自己的優勢，在描寫世界與人生的精細微妙之處下功夫，繼續使用有“人味”的語言，奉獻出具有獨創性的作品，讓自己在文學之林中卓然獨立。

作者簡介：陳雨辰，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研究生；趙德發，山東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山東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其作品《經山海》《繾綣與決絕》分別被改編為電視劇《經山歷海》和《生萬物》。

（原文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