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夢瑋的散文作品以摯誠的人文關(guān)懷和清醒的歷史理性見長。他以緊貼人性的筆觸，深入挖掘人物的命運和情感。在這個科技不斷侵蝕人類情感、削弱人們思考能力的時代，賈夢瑋借助散文這一文體，試圖喚醒那些在現(xiàn)代社會中被異化、扭曲的靈魂。作為知識分子，他承擔著責任與使命，不僅以自己包容萬象的精神追求展現(xiàn)了對不同社會階層人物的深刻同情和人文關(guān)懷，而且還深入展現(xiàn)了自己超然的審美境界和自由的精神品質(zhì)。

散文是中國傳統(tǒng)文體大宗。文史哲，先秦諸子，均為文章；后來有唐詩宋詞，更有唐宋八大家，蔚為大觀。但新時期以來，文學有功利化傾向，因散文獲利有限，且易學難工，以散文為志業(yè)者，在當代文學的版圖中相對較少。有斤斤于一己悲歡、自艾自憐者，有戲說歷史、追求點擊率賺取稿費者，但經(jīng)世之文、性靈之文，卻難得一見。賈夢瑋的散文創(chuàng)作，體現(xiàn)了他信任散文獨特的表現(xiàn)能力、接續(xù)中國文章傳統(tǒng)的文學理想，受到文學界好評。郜元寶認為：“賈夢瑋散文可分為三類，或悲悼女性命運如《紅顏》，或考辨南京文史如《南都》，或感悟當下人生如《往日情感》，取材廣泛，堂廡特大，筆法自由，不拘一格。他寫當下，靈動細膩，屬作家散文范疇，但比同類作品更富于知性之美。說歷史，厚重沉郁，有學者散文之優(yōu)長，而無其笨重拘謹。不管是痛惜美好的喪失，反抗時間的掠奪，針砭正義的缺失，還是捕捉和贊美人性的閃光，呵護歷史縫隙中些許的溫情，他皆有如赤子，議論抒情，一任主體心性自然流露，坦坦蕩蕩，不加掩飾。這是賈夢瑋所顯示的最為可貴的‘散文的心’。”（1）這種評價無疑切中肯綮。

賈夢瑋偏愛散文這一文體，并給予其“無所不能”的高度評價，他認為其他文體的所有手法都能拿來為散文所用，但散文又不失其自由騰挪的自由本色。“對己身的剖白，對他者的深情”（2）一直是賈夢瑋對于散文創(chuàng)作的自覺追求，也呼應(yīng)了郜元寶的“赤子”之論。小說與詩歌這類帶有修飾效果和隱喻性質(zhì)的虛構(gòu)文學體裁，更多地依賴于技巧和才華，其所蘊含的真摯情感亦經(jīng)過了作者的精心雕琢與轉(zhuǎn)化，雖帶有創(chuàng)作者的印記，卻并非其本真形態(tài)。散文，是最能體現(xiàn)一個寫作者精神氣質(zhì)的文體，就像完全敞開的、沒有刻意設(shè)計過的房屋，讀者可以直接進入，體會主人的審美、情感和格局。所以在散文中，作者可以說無處藏身的，優(yōu)秀的散文家是道家所說的“真人”，要經(jīng)得起端詳與凝視。讀賈夢瑋的散文可以感受到“我”的無處不在。在歷史的長河中穿梭，面對形形色色的男性與女性、人類的宿命與倫理的悲劇，他始終以一種博愛和神圣的視角去深刻理解每一份善與惡背后的真實意圖和艱難處境，摒棄了狹隘的評判標準和意識形態(tài)的偏見，并始終維護“人”的立場。

賈夢瑋不僅站在女性的立場，體悟、同情女性命運，而且對歷史人物有更多體悟。如在《往日情感》一書中，他與范仲淹、諸葛孔明、曹操、歐陽修等古人站立在同一個歷史現(xiàn)場，去感受那些歷史人物的心路歷程。賈夢瑋在散文的漁網(wǎng)中想捕撈的不僅有來自弱勢群體的呼聲，還有獨屬于作家的情與義、家與國，是對人類整體性的深思與觀照。他的散文注重對人性價值的挖掘與喚醒。真善美作為傳統(tǒng)價值追求，正面臨著被不同價值觀沖擊的危機，作者以堅定的意志力將其挽留，并努力促使其回歸到應(yīng)有的位置。在賈夢瑋的散文創(chuàng)作研討會上，他動情地說道：“我今后努力的方向，不是文的問題，依然是人的問題。”（3）可見，他對人性價值塑造的責任感之高之熱忱，這也是他作為一位散文家自我修行的要求。

一、真：忠于良知的歷史理性

“‘天人合一’是討論‘真’的問題；‘知行合一’是討論‘善’的問題；‘情景合一’是討論‘美’的問題”（4）。從賈夢瑋對歷史和歷史人物的書寫，可見他對歷史資料的嚴謹運用，盡可能采信嚴肅的歷史著作，不戲說，不避諱。但他又絕非將歷史資料簡單羅列，而是將自我“投放”到歷史現(xiàn)場，將心比心，悉心體察歷史況味與人性掙扎。“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論點，區(qū)分了天道與人道，指出了人的職分在于‘制天命而用之’。”（5）賈夢瑋所持的歷史理性，正是基于人性中既符合天道又不完全屈從于命運的“人性之真”，所展現(xiàn)的超越性視角。

《紅顏》一書寫了一眾歷史上薄命紅顏的凄慘命運，作者由人的心靈（宮妒、宮怨等）出發(fā)，抵達當時的社會制度、時代氛圍、女性定位，試圖通過對社會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發(fā)掘，找到古代才女、美女命運普遍悲慘的癥結(jié)。在首篇《此情脈脈——說宮怨》中，他坦言：“專制制度是產(chǎn)生宮怨的根本原因。”（6）專制制度不僅扭曲男性，更殘害女性。重則讓兄弟反目成仇、互相戕害，輕則令人情淡漠、形同陌路。女性的身世，更是淋漓盡致地體現(xiàn)著專制帶來的無可抵抗的生命悲劇。魏文帝曹丕的甄妃一生遵守、投合封建禮教對女性角色的嚴格規(guī)范，卻未能避免其在婚姻中遭受的不公與屈辱，成為專制制度的犧牲品。后宮嬪妃屢次借文人墨客之手表達自己的“怨”、士大夫也假借女性視角給皇帝拋媚眼，這是一種讓人心酸的同理心。范培松評價賈夢瑋這類散文時說：“我稱這種創(chuàng)作策略為‘引火燒身’，‘宮怨’之作都出自為‘臣’或曾經(jīng)為‘臣’的知識分子之手，這一轉(zhuǎn)折猶如烈火驟起，直指中國文人與宮女在精神處境上的同構(gòu)性。”（7）

中國古代的后妃制度慘無人道，有的人一生見不到那后宮中唯一的男性——君王，抱憾而終。有人因不能繁衍龍種或容貌凋零，被帝王棄之如敝屣。從作者引用的宮怨詩中我們可以感到這些女性內(nèi)心深處的無奈與哀傷。丁帆洞察到：“賈夢瑋對于哲思的深化，不僅僅在于對女性的同情和憐憫。更重要的是，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突破女性的視域，在回看‘自我’、‘本我’中，尋覓共同人性的‘存在’。”（8）隋煬帝時期的侯夫人，寫下了悲憤的《自感》三首，陳皇后請漢武帝時期大文學家司馬相如寫的《長門賦》，唐玄宗的梅妃自作的《樓東賦》等，從中可看出這些女性怨之真、情之切，徹底磨滅了人類傳統(tǒng)的真善美。作者直言，“專制體制無疑是反文學的”（9），既是在批評專制，又是在召喚真善美的回歸。反人性的制度，首先消損的是人的身心，其次才能論及生命的悲劇本質(zhì)和荒誕底色。孟子曾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yǎng)其性，所以事天也”（10），說的也是本心、本性，孟子所強調(diào)的是以道德自律“立命”的重要性，本質(zhì)上屬于修養(yǎng)范疇。然而，在賈夢瑋的筆下，這些女性的生命被專制制度所殘害，她們連自身的安全都難以保障，人的尊嚴被踐踏，更遑論修煉其本心、本性。

“一夫多妻制是產(chǎn)生‘婦妒’的根本原因。”（11）呂后、武則天、南宋光宗皇后殘害后宮女性的慘烈故事，都驗證了專制制度的反人性本質(zhì)。“不妒之德”必須基于制度的合理性，確保對每個人的人生和心靈予以平等的對待，否則便流于空泛。賈夢瑋在書寫這些女性扭曲的身心時，不是簡單地批評與鄙夷，而是帶著些許理解與同情。他嘗試從制度與心理學的雙重視角來觀照這些可憐的女性：“妒”作為人的普遍心理，是一種文化現(xiàn)象，更是幾千年一夫多妻制度殘害下的文化心理積淀。他本著歷史理性、人性規(guī)律，試圖探明“紅顏猙獰”的真正原因。這是一種站在女性立場上的深深同情，這種平權(quán)意識也可以看出作者作為“真正的人”的良知與清醒。

對古代君王而言，“江山”與“美人”好像總是難兩全，“‘美人’非但無足輕重，而且常常是克‘江山’的”（12），這讓作者痛心地發(fā)出“美，何罪之有？”的嘆惋。他嘗試找出紅顏禍國的真正原因，最后跟魯迅的觀點不謀而合：“在男權(quán)社會里，女人是絕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yīng)該男的負”，所以真正的問題確實主要出在皇帝身上，出在專制制度上，女性卻成為替罪羊。“可見，專制制度禍‘美’、禍‘人’的本質(zhì)”。（13）制度的殘缺所引發(fā)的人性價值的喪失，才是作者真正關(guān)心的問題。

《往日情感》一書題材則更為廣泛，有敘寫歷史人物的長文，也有對自身經(jīng)歷的回憶與書寫。但都貫徹了求真的原則。《臥龍崗上的理想》一篇以《三國志》等正史為材料，爬梳剔抉，參以諸葛亮的自述詩文，互相映襯，糾正了小說《三國演義》和民間傳說中諸葛亮“智巧”的人設(shè)，還原了諸葛亮清白的“義”的形象。《在花洲書院想念范仲淹》則以第一人稱的抒情筆調(diào)行文，但自始至終不離開史實，絕不戲說，而是從范仲淹的家世、學養(yǎng)、環(huán)境、交游、政事、文學等諸多方面，來呈現(xiàn)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思想的形成過程，以及理想和現(xiàn)實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guān)系，呈現(xiàn)了歷史與人生、外在與內(nèi)在、肉體與心靈的綜合之“真”——這也是賈夢瑋散文所追求的文學之“真”。

《知識分子的表情》《往日情感》《丟失在夢中的她》等篇什，均以自我經(jīng)歷為材料，貫穿了作者“對己身的剖白”的散文理想，把自己向讀者和盤托出，坦白率真。他對自己的出身以及自我身心的隱秘，對歷史、人事的評價，不唯時輿，不做世俗的自我保護。做人唯厚，作文唯真，至情至性，這樣的文學之“真”，令人肅然起敬。

二、善：緊貼人性的人文關(guān)懷

毛姆曾言：“似乎唯有善良可以宣稱其目的就是它本身，而美德便是對美德本身的報償。”（14）因此，善也是對心靈的一種完善。

善，在散文家賈夢瑋這里，也可以理解為“對他者的深情”，這是文學的“大愛”，是文學面前人人平等，無論善惡，都應(yīng)得到文學的理解和撫慰。善有善源，文學更多關(guān)注它的遭遇和挑戰(zhàn)；惡有惡因，文學應(yīng)該更多關(guān)注它的成因。同體大悲，才能走向善。

“善”的文學實踐在《往日情感》這本書里多有體現(xiàn)。在《此岸》一文中，作者講述了自己親身經(jīng)歷的三個人生場景：“法國阿維尼翁修道院門外門里的男女，南京江北兜率寺的母子，江西葛仙山頂?shù)哪贻p道士和他電話里的那個女孩。”（15）他牽掛這些渺小又動人的他者，并在這些小人物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作者深感于人類最平凡且至為崇高的情感，在此岸與彼岸之間，他所構(gòu)建的是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個體間的情感聯(lián)系同樣能彰顯人性善的真諦。在《搖籃》一文中，作者借母親幼時被送養(yǎng)的故事衍生出對那些走失的、被拐賣的孩子的社會性關(guān)注。他深知作為媒體的關(guān)注點不在“孩子今后如何與生身父母和養(yǎng)父母相處。孩子與自己的生身父母分離之后，身心究竟遭遇了什么”（16）。作為一個父親、一個作家，他關(guān)注的仍是孩子這個群體的身心健康問題，體現(xiàn)的是一種超越個人小家的大善大愛。他悲憫于眾生，設(shè)身處地感受每個社會角色的心路歷程，把自己的悲喜融入了蕓蕓眾生的命運洪流中，實踐著莊子所說的：“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17）

“情義”是中國文化獨有的范疇，“義”也是善的一部分。在《臥龍崗上的理想》一文中，作者借曹操和關(guān)羽的微妙關(guān)系指出：“‘惡’也是歷史前進的力量，這惡一定在‘義’之大陽的震懾之下。”（18）作者對歷史的發(fā)展、善惡互動的規(guī)律都有著通透、深刻的見解。在他看來，“義”成就的是他者，更是群體、是國家。這里面包含著不求功利回報，出于某種天然力量支持他人、幫助弱者的崇高性。政治家所秉持的“義”是在崇高目的的基礎(chǔ)上一以貫之、心懷蒼生。

賈夢瑋的散文中無處不透露著他對個人修養(yǎng)、道德完善的關(guān)注。他引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舌戰(zhàn)群儒的“儒有君子小人之別”，說明了儒的多層次性。在《在花洲書院想念范仲淹》一文中，他引用歐陽修的《朋黨論》，證明“君子才能成朋”（19）。在《成功乃失敗之母》中，他更是直言：“在當今這個物化的世界，只有記得做人的本分，修身養(yǎng)性，不斷提高精神情感境界，才能保住自己作為人的形象。只有勝而不息、贏而不驕、成而不懈，不斷開拓進取，才能走進知識、事業(yè)、人格的新境界。”（20）賈夢瑋對于人生境界的追尋有意無意地與先秦的孔子、老子、莊子等思想靠近。“孔子的人生境界是由‘知真’、‘得美’而進于‘安而行之，不勉而中’的‘圓滿至善’境界”（21）；老子“他追求的是一種超越世俗的‘真’、‘善’、‘美’的境界，這就是‘同于道’的境界”（22）。作者雖然未論及對“道”“得道”的理解，但他所表現(xiàn)出的人文關(guān)懷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已經(jīng)是“同于道”的境界。他的文章展現(xiàn)著精神上的無限悲憫與激情，以文章之道踐行自己的“道”。

在《我在這兒呀！》一篇中，賈夢瑋談及張愛玲與胡蘭成的婚姻愛情時，直率地給出了自己的見解——“兩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注重了‘真’，忽視了‘善’。因為在現(xiàn)有的現(xiàn)實條件下，‘真’和‘善’尚不能做到統(tǒng)一，‘真’的往往結(jié)不了‘善’果，‘善’的往往失‘真’，人生也就需要一些委屈和遷就”（23）。因為條件不具備，真與善的統(tǒng)一必定伴隨著一邊的犧牲，兩者是矛盾關(guān)系。如果人一味地追求“善”，就會失“真”；但如果人一味追求“真”，“善”也就必須讓步。賈夢瑋的言語之間透露出微微的遺憾之情。缺憾，也是善必須付出的成本吧。

從《往日情感》中那些敘寫自我的篇章可以知道，賈夢瑋從小家境貧寒，后來他靠自己的努力實現(xiàn)人生跨越，因此對流行的“成功學”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生存’層次上的成功直接帶來的，可能就是‘生活’和‘生命’層次上的失敗，物質(zhì)上的得到伴隨的是精神上的失去，‘經(jīng)濟’的膨脹可能就是‘文化’的萎縮。成功即失敗。”（24）眾多個體在追求成功與實現(xiàn)財務(wù)自由的征途上，往往扭曲了自身的人性，喪失了高尚的靈魂。盡管物質(zhì)財富仍在累積，但在作者的視角中，他們已然是失敗者。這樣的成功其實就是成功意義上的偽“善”，一種失真。賈夢瑋對成功的理解，彰明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唯有內(nèi)心秉持永恒的道德法則，方能在頭頂映照出永恒的星空。作者強調(diào)真、善、美的和諧統(tǒng)一，并致力于培養(yǎng)一種心懷眾生、超越自我界限的“忘我”與“無我”境界。

賈夢瑋曾言：“《往日情感》里更多的是追懷性的東西，對離我們遠去的物質(zhì)的、精神的、情感的東西的一種追懷。人類得到的過程就是失去的過程，人成長的過程有時候就是墮落的過程，從某種程度上，文學的意義就是為了尋找失去、救贖墮落。”（25）丁帆在評價賈夢瑋時也說道：“作者強調(diào)的‘往日情感’，卻是另一種哲學的思考，那就是在時間的流逝中，人類之‘愛’是文學所要表達的最高情感和情境。”（26）愛，乃是最大的善。

三、美：超出功利的自由與靈性

朱光潛說：“實用的態(tài)度以善為最高目的，科學的態(tài)度以真為最高目的，美感的態(tài)度以美為最高目的。”（27）美是超脫功利的一種自由的、直覺的快感。

作為一名知識分子，賈夢瑋將中國傳統(tǒng)的修為、境界、致良知、知行合一、文以化人等理念與對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要求結(jié)合起來。在《知識分子的表情》一文中，賈夢瑋引用法國學者雅克·勒戈夫?qū)χR分子的界定：“在理性背后有對正義的激情，在科學背后有對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對更美好事物的憧憬。”（28）“致良知”“知行合一”與“理性”“科學”“批判”對應(yīng)，“修為”“境界”“文以化人”與“對正義的激情”“對真理的渴求”“對更美好事物的向往”對應(yīng)，前者側(cè)重于“真”的方面，后者側(cè)重于“善”，只有求“真”、向“善”，才能達臻莊子所說的“大美”之境。賈夢瑋的散文包羅萬象，書寫自我的那些篇章，雖以“我”為出發(fā)點，但卻不“為我”，不自憐，不逞私，因為文章乃公器，最后總要落實、理解在“公義”上，將心比心，為人類，為人生歌與哭、嘆與爭。描寫歷史、文化、他者的文章，從來不是材料的堆砌、知識的炫耀、文化的唬人，而是那個“我”一直在場，與他者同呼吸共命運，主觀與客觀統(tǒng)一、自我與他者惺惺相惜。這種有我和無我的境界，大概就是郜元寶所說的“堂廡特大”。賈夢瑋散文之美，首先是境界之美、靈性之美。

在他的《南都》一書中，《出入棲霞》一篇深入探討了中國人所糾結(jié)的“進與退”“出世與入世”等問題。他提及南齊時的明僧紹隱居山林，其意義“不是以退為進，而是退著進，是佛家意義上的進”（29）。他從本心遠離紅塵功名，卻在這種心態(tài)的超脫和自然的樸實中獲得了更大的喜悅和滿足。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提到“在真正的高人那里，儒釋道沒有截然分野”（30）。在《文德橋：半個月亮和半個月亮》里，作者寫了南京最著名的秦淮河，聚焦于“明月當空，人在文德橋上俯視水面，橋下水中各映半個月亮，形成‘文德橋上半邊月’的‘秦淮分月’奇觀”（31），是因為他想到了這秦淮河上的愛恨情仇、生離死別。那些美艷又凄慘的生命，落魄又絕望的靈魂都曾看到過“這半個月亮和半個月亮”。作者回返古人當年的心境，體會更多別樣的極致人生，豐富了對人世的包容與忍耐，理解與同情。在《回憶朱偰》一文中，作者運用生動的筆觸詳細描述了作為知識分子的朱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因致力于古城墻的保護而遭受不白之冤，進而獲罪的悲痛歷史事件。提及對南京的感情時，他說：“朱偰對首都南京的情感是基于理性認識的愛，也是人與城市精神契合的靈性之愛。”（32）賈夢瑋定居在南京，多年來他懷著對歷史復(fù)雜的心情走遍了南京的歷史名人故居，甚至個別已經(jīng)在地圖上消失的名人故居也被他“挖”了出來。可見他對于南京深沉的感情和復(fù)雜的愛，和朱偰是契合的。這種“靈性之愛”，讓賈夢瑋通過書寫的方式理解了朱偰這個跨越時空的知己。在《姚鼐與南京》中，他說，“姚鼐在世時常常自掏腰包接濟窮人，以致自己家無余資”（33），并復(fù)述了其遺囑令讀者見其崇高品格。這當然是作者的刻意為之，賈夢瑋寫散文總是在突出人性的“善”，引向?qū)€人修養(yǎng)和境界的反省與深思。從姚鼐的遺囑中，我們可以讀出他已將生死看淡，超然無我，洞徹人生本質(zhì)，更不必說個人功利了。

賈夢瑋散文追求的“美”，是上文所說的境界之美、靈性之美，也是跨越差異的情義之美。《拉貝故居》一文讀來也讓人頗為感動。日本軍隊對南京大舉入侵致使南京淪陷時，拉貝憑借一己之力救助了許多南京的市民和中國軍人。但拉貝回到德國后被迫害，窮困潦倒，晚年凄慘，當年被他拯救過的許多市民紛紛施以援手。“當時的南京市市長沈怡得知情況后，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從瑞士購買奶粉、香腸、茶葉、咖啡、牛肉、果醬、奶油等食品四大包寄給拉貝。”（34）自古患難見真情，拉貝和南京城市、南京人民的感情超越了國界、民族、文化和階層。

散文是最關(guān)乎世道人心的文體，真善美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目的。散文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理應(yīng)發(fā)揮更大的作用。“孟子雖然認為人生來就有善心，卻并不認為人生來就可以有完美的道德。善心只是道德的萌芽。一個人要具有完美的道德，還必須通過道德的修養(yǎng)，發(fā)揮自己固有的善性。”（35）賈夢瑋深知這一點，對于人性價值的喚醒與再建，對“人”的文學理解，這正是賈夢瑋本人和他散文的核心魅力所在。

為此，賈夢瑋一直保持著一種“文學的理性”，既不是黑格爾式的歷史必然性，又不是韋伯式的價值理性，而是他評價韓少功散文時所說的“溫暖的思想”，即“情感是思想化的情感，思想是情感化的思想”（36）。脫離了人的真實處境的“真”或者“理性”，可能是冰冷的、違背文學精神的，而離開了“真”的情感難免虛假和泛濫。在《鄉(xiāng)村的表情》一文中，他引用了康德《實踐理性批判》中的一段話：“有兩樣東西，人們越是經(jīng)常持久地對之凝視思索，它們就越是使內(nèi)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驚奇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37）理性（頭上的星空）和道德（善）都很崇高，兩者統(tǒng)一起來，才是真，才是美。賈夢瑋的理性更接近于康德的“道德—實踐理性”（38）。也許我們可以樂觀地認為：“真”的終究必“善”，以“善”求得的“真”，最終可以實現(xiàn)“美”。相信賈夢瑋散文中“溫暖的思想”，能以文學的方式成就真善美的事業(yè)。

注釋：

（1）（3）何晶：《散文是他實現(xiàn)自我對文學、對生命理解的方式》，《文學報》2024年12月19日。

（2）賈夢瑋：《散文家從事的是“往日情感”的考古學》，《南方都市報》2025年4月13日。

（4）（21）（22）湯一介；《湯一介哲學精華編》，第391、419、422頁，北京，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5。

（5）馮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馮契文集》第3卷，第112頁，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

（6）（9）賈夢瑋：《此情脈脈——說宮怨》，《紅顏》，第8、15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

（7）范培松：《賈夢瑋散文的歷史意識與精神格局》，《文藝報》2025年5月7日。

（8）（26）丁帆：《情與思的靈魂港灣》，《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1月2日。

（10）金良年譯注：《孟子譯注》，第28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1）賈夢瑋：《紅顏猙獰，說宮妒》，《紅顏》，第38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

（12）賈夢瑋：《江山美人》，《紅顏》，第49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

（13）賈夢瑋：《“禍水”之“水”》，《紅顏》，第67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5。

（14）〔英〕毛姆：《閱讀是一座隨身攜帶的避難所》，第283頁，夏高娃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

（15）賈夢瑋：《此岸》，《往日情感》，第33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16）賈夢瑋：《搖籃》，《往日情感》，第44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17）方勇、劉濤譯注：《莊子譯注》，第5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18）賈夢瑋：《臥龍崗上的理想》，《往日情感》，第78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19）賈夢瑋：《在花洲書院想念范仲淹》，《往日情感》，第10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20）（24）賈夢瑋：《成功乃失敗之母》，《往日情感》，第233、235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23）賈夢瑋：《我在這兒呀！》，《往日情感》，第140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25）賈夢瑋：《對往日情感的認識，指引著每個人走向未來的方向》，《文學報》2025年4月4日。

（27）朱光潛：《談美》第1編，第7頁，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21。

（28）賈夢瑋：《知識分子的表情》，《往日情感》，第157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29）（30）賈夢瑋：《出入棲霞》，《南都》，第29、38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25。

（31）賈夢瑋：《文德橋：半個月亮和半個月亮》，《南都》，第79頁，南京，譯林出版社，2025。

（32）賈夢瑋：《回憶朱偰》，《南都》，第87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33）賈夢瑋：《姚鼐與南京》，《南都》，第96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34）賈夢瑋：《拉貝故居》，《南都》，第167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35）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第60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6）賈夢瑋：《溫暖的思想》，《文藝爭鳴》2003年第1期。

（37）賈夢瑋：《鄉(xiāng)村的表情》，《往日情感》，第169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

（38）〔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3頁，何兆武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