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紀鑫 

【編者按】

曾紀鑫的創作多產而豐富，已創作、出版作品三十多部，包括小說、散文、傳記、戲劇、學術論文等，獲得了廣泛的反響；并有六本論著、論文集、評論集對其創作進行專門研討，甘肅省張掖市圖書館還于2018年掛牌成立了曾紀鑫研究會。

本訪談旨在對曾紀鑫的創作歷史進行回顧與梳理、剖析與反思。訪談緣自2021年9月，2022年5月形成初步提綱，2024年2月8日完成初稿，2月20日定稿。采訪內容由面談、電話對談以及微信語音留言、文字互動等整理而成。

與談人：

曾紀鑫

1963年生，湖北省公安縣人。當過農民、教師，曾任湖北省黃石市藝術創作研究所副所長，武漢市藝術創作中心、湖北省藝術研究院編劇，2003年作為重點人才引進到廈門市工作。一級文學創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福建省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

姚楠

1954年生，黑龍江省佳木斯市人。1978年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1998年被評為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研究及學報編輯工作，2014年從集美大學文學院退休。

姚楠：少年時代，有沒有什么事情激起了您對作家的向往？

曾紀鑫：我自1982年開始創作，一晃四十多年了，駐足回望，進行一番綜合性的回顧、梳理與反思，很有必要?！爸粏柛?，不問收獲”雖是一種良好的創作心態，但也不能盲目播種任其自生自滅，還要抬頭望天、低頭看路、環顧四野，講究天時、地利、人和，與時俱進才是。

我出生在一個偏遠的鄉村，村子環境閉塞，交通不便，信息不暢，兒時的文化生活極少，每年村里放一兩次電影，就是小伙伴們的“狂歡節”。我最開心的事情就是看書，主要是連環畫，大多根據當時流行的電影、樣板戲、長篇小說改編，如《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紅燈記》《智取威虎山》《大刀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有高爾基的自傳三部曲等。進入少年時代，周邊只要能夠找到、借到的書，我都要囫圇吞棗地看一遍。頗有意思的是，連環畫我看了又看、翻了又翻，有的還用零花錢買下；而文字書籍大多只看一遍，看兩遍的很少，如《水滸傳》《西游記》《薛仁貴征東》等，這可能與兒時的興趣、理解力、購買力有關。書中的人物、故事深深地吸引并影響了我，看后還與村里的玩伴分享，滔滔不絕地講給他們聽，一個個聽得津津有味。

后來，當我得知這些電影、書籍、故事都是作家寫出來的，就覺得作家實在是太偉大了，他們可以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我覺得他們不是人而是神，簡直就是“活神仙”，仿佛遙不可及，我只有崇拜、仰望的份兒。雖然我的作文寫得不錯，經常被老師當作范文，但從未想過要當什么作家。而且就我所知的范圍——方圓十里吧，不說發表作品、出版書籍的作家，連一個愛好寫作的人都沒有。雖無從追隨，但心向往之。

姚楠：在您的人生經歷中，有哪些方面對創作的影響最為突出？

曾紀鑫：第一，是較為豐富、坎坷的閱歷。

我讀書較早，五歲多發蒙，念完小學一年級，又跳了一級，直接上三年級了。那時中小學縮短學制，小學五年，初中、高中各兩年，于是，1977年7月，我剛滿十四周歲，就高中畢業回鄉務農了。當年10月恢復高考，也就是說，我高中畢業之后才恢復高考。

當時中學教學實行“開門辦學”，從初二到高一的兩年時間里，經常在校田里參加生產勞動。當年高考也去參加了，因很少上文化課，基礎差，自然考得一塌糊涂。想讀補期，父親不讓，于是一邊勞動，一邊自學。一年多后，我成了村里的民辦教師，可以一邊教書，一邊補習功課。我考的是文科，1981年9月，我考取湖北省民辦教師中等師范學校。這年，我剛滿十八歲。

今天想來，正是高中畢業后的四年農村生活錘煉了我，改變了我。如果人生太順，沒有這段異乎尋常、刻苦銘心的底層生活，缺少磨煉、曲折與坎坷，我的身上，就會缺少堅韌頑強的動力，缺少拼搏向上的精神。一句話，絕對不會走上創作之路，也不會有幾十年的勤奮努力、刻苦自律。

二是影響與立志。

首先是時代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文學十分火爆，一首詩歌、一篇小說的發表，可以產生轟動效應，改變個體的命運。

其次是環境的影響。進入公安縣師范學校學習，受同班同學影響，我愛上了文學。

再次是立志。師范畢業自然當老師，可我不想這樣平庸地度過一生，總得奮斗一番，唯有從文了。我覺得寫作幾乎不需要什么成本，一支筆、幾張紙就行了。給報刊投稿，郵寄稿件時，只需剪去信封右上角，可以免費不貼郵票（報社、雜志社郵資總付）。況且文學創作靠作品說話，不必拉關系、走后門。

三是閱讀。沒有大量的閱讀、吸收、借鑒，厚積薄發，如何寫得出優秀作品？好在縣師范學校圖書室有不少藏書，可以滿足我如饑似渴的閱讀。有時上政治、生物等副課，也在桌下偷偷地讀。還給自己制定了不少背誦“指標”，清晨記憶力好，便將每天的早自習作為專門的誦讀時間，將許多古典詩詞賦曲、古典散文及現代散文名篇背得滾瓜爛熟。后來寫作時，那些富有啟示性的詩句、名言、典故便如靈光般不知不覺在腦海閃現，在筆端涌現。

四是胸懷與格局。寫作不能太過功利，不要以眼前發表為“能事”。要耐得住寂寞，提高個人素質與修養，要“放長線釣大魚”，寫自己想寫的作品。

姚楠：人們常說，家鄉的自然環境、社會存在以及生活方式，對一個作家的人生經歷和創作有很大影響。您剛才談了人生的閱歷與坎坷，能不能就創作的影響談一談？您的家鄉湖北省公安縣，是一個在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化史上都出了許多名人的地方，它對于您的文化生活、世界觀的形成有多少影響？

曾紀鑫：剛才聊過，如果不是高中畢業后回鄉的幾年農村生活，我不可能走上寫作之路。故鄉是我的創作之源，其自然環境、社會生活、荊楚文化等對我的創作有著直接的影響，我的小說大部分以故鄉為背景，寫故鄉的河流湖泊、山嶺田野、動物植物、人物事物等。

湖北公安縣自古以來名人輩出，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而誕生于公安縣毛家港鎮的智??（讀音yǐ），是佛教傳入中國后的第一個宗派——天臺宗的實際創始人，在中國佛教史、中國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在故鄉時，我對他們了解得不多。當我離開公安縣調到黃石、武漢、廈門工作，在對故鄉深情的回望中，才發現這塊養育了我的土地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與文化資源。于是，我斷斷續續花了十八年時間，創作了“公安派”主將袁宏道的第一部傳記《晚明風骨》。不久，便轉向了對智??的閱讀與天臺宗的研究。十多年來，我一邊閱讀、消化智??四本厚厚的《天臺八部》及相關研究專著、論文，一邊多次踏訪與他相關的遺跡，已擬定創作提綱，尚有待創作。

姚楠：我注意到，您創作的文化歷史散文有兩個重要而突出的地域文化板塊，一個是您出生地與成長地的湖北荊楚文化；另一個是您作為重點人才引進到廈門工作后，所置身的福建閩文化及閩南文化。這種地域文化，對您的創作有哪些影響？

曾紀鑫：湖北是我的生命之源，也是我學習、成長及早期工作之地，我的身上深深地打上了故鄉的烙印，于是創作了湖北地域文化散文《千秋家國夢》；2003年我從武漢來到廈門，很快便融入到閩文化特別是閩南文化之中，并時時與中原文化、荊楚文化進行比較，在比較中發現共性與差異，感觸頗深，于是創作了福建地域文化散文《永遠的驛站》。

地域文化給我的一個最大誘惑，就是獨特與差異。面對不同的山水、迥異的人文，不知不覺間沉浸其中，感同深受，促人思考，不吐不快。

近來，我準備創作兩部地域文化散文，一是《祁連絕唱》，以甘肅省張掖市為重心，兼及河西走廊。二是《七彩云霞眩南國》，近些年我對云南情有獨鐘，幾乎走遍了云南的主要名勝。每到一地，我都根據創作需要，有目的地做一番攻略，因此每一次行走，都深有感觸，萌發出一股強烈的創作欲望。

姚楠：您在創作前是如何準備的？

曾紀鑫：無論創作什么體裁的作品，我都反復構思，列出一份詳細的創作提綱。這個過程有時會很漫長，有的長篇作品得花好幾年甚至十幾年時間。

比如創作一篇文化歷史散文，首先是選材，無論人、事、物，最好是介于似與不似、知與不知、著名與隱約之間。如果廣為人知，那么挖掘新的材料、寫出新意將十分困難；而鮮為人知的“冷門”，我也沒有那么大的本事弄得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讀者知道一點點，又不是十分了解，這樣的題材最適合發掘與發揮。即使是繞不開的名人，也要寫他鮮為人知具有代表性的一面。

其次是搜集資料、閱讀消化，有時還得進行田野考察，深入現場，體驗感悟。面對大量的歷史資料，往往是豐富與蕪雜、敞開與遮蔽、真實與作偽并存，通過文獻考據、現場感受、多重比較、邏輯推理等手段，庶幾可以還原現場，逼近歷史真相。然后是構思，不僅要選取、利用新的材料，還得通過哲學、社會學、心理學、考古學等相關學科，對描寫對象進行剖析、闡釋與思索。構思成熟后，我會列出詳細的創作提綱。

最后自然是創作了——盡可能求真求實、客觀公允地書寫，少將個人情緒、偏好帶入其中。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會比較快，利用單元時間，沉浸于自我構建的氣場與氛圍，任憑激情噴涌，一氣呵成，這樣寫出的東西往往十分順暢。用文學的方式剖析典型的個體與偶然，抵達文化與歷史的深處，會有一種審美的愉悅與成功的喜悅。

姚楠：我看到在您的書房里藏書眾多，它們對您的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曾紀鑫：我最大的癖好就是讀書、買書。書一多，書房放不下，便另外購置了一個套間專門做藏書之用。

對我來說，生活、閱讀、行走是創作的基礎。如果沒有豐富的閱歷、生活的積累，創作便是“水中月”“鏡中花”；沒有長期而廣泛的閱讀與感悟，就不能吸收人類文明的成果與多元文化的智慧，認知便永遠停留在應試教育、標準答案、標語口號之類的層面；要是沒有出游行走與田野調查，見識斑斕多姿、廣袤無垠的大千世界，不過是自滿自足的井底之蛙而已。

姚楠：您在創作談中談到，有的作品是系列的計劃，有的則是偶然的出現，其中有什么寫作的原則嗎？

曾紀鑫：我的創作多在計劃之中，當然也有偶然。這種偶然，一是工作中的任務，暫時擱下手頭的創作以應急，不過這種情況極少，也難以留下痕跡；二是突然冒出新的靈感，馬上抓住，就是一篇新的文章或一部新的作品；三是約稿，這類偶然情形最多。在我看來，第一種偶然是純粹的偶然，很快就完結，過后也就忘得一干二凈了；第二種、第三種屬于偶然中的必然，新的靈感涌現，觸動創作“按鈕”，這樣產生的作品，質量一般都挺高；而約稿，必須契合我的口味，或者說是我想寫的題材，才會應承下來。

比如創作《抗倭名將俞大猷》（又名《大明雄風·俞大猷傳》），多次約寫，才答應下來。因其不在我的創作計劃之列，但是我寫過一篇約一萬五千字的《不該忽略的抗倭名將》，對俞大猷及其所處的明朝后期有過一定研究，加之俞大猷是我十分崇敬的歷史人物，也被約稿方的誠意所打動，這樣才不得不調整計劃，暫時撇開手頭的創作，先行完成《俞大猷傳》。該書出版后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對一度沉寂、誤解、冷落的伉倭英雄俞大猷，起到了很好的正面宣傳作用，很快又出了第二版。這也說明，創作中的適度變化、調整、更新、拓展，是十分必要的。

廈門市作家協會原主席陳元麟先生曾說過，一個作家寫什么，寫多少，皆有“定數”。對此，我深以為然。

姚楠：我對您創作的文化歷史散文中的人物形象有兩個好奇之處，一是已有的人物形象和未來的人物形象，他們有沒有什么關聯？是先有總體計劃，還是隨著情節發展而不斷加入？ 

曾紀鑫：我落筆的人物，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閱讀與行走中感受十分深刻、不寫不足以慰懷的人物，如韓愈、蕭紅就是；另一種就是一部書稿整體構思中的人物，如《歷史的刀鋒》《千古大變局》《千秋家國夢》《永遠的驛站》等選取的人物就是，他們既相互關聯，又構成一個系列。至于未來計劃將要描寫的人物對象，依然是這兩種情形。

姚楠：您對藝術的追求，有具體的方向嗎？對未來的創作有什么總體計劃？

曾紀鑫：有一個較為長遠的創作計劃，一是前面談到的地域文化散文《祁連絕唱》《七彩云霞眩南國》，人物傳記《東方釋迦?智??傳》。

二是描寫太平天國的文化歷史散文《并未遠去的“天國”》，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集古代與近代、中國與西方于一體，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轉折。并且這一看似烏托邦似的運動，有著整個人類的諸多元素，可作為典型個案加以解剖，就某種程度而言，可觸及人類靈魂、精神、制度層面的本質特征。

三是以關鍵性人物為載體，描述、剖析、反思中國歷史的系列三部曲，已完成古代的《歷史的刀鋒》，近代的《千古大變局》，還有一部現當代的《歷史向何方》有待書寫。

四是長篇小說《牛浪湖歲月》，描寫故鄉牛浪湖流域的社會、文化、歷史及其變遷。

五是回憶錄，我在不少場合提倡寫作回憶錄，個體生動而具體的回憶，承載、映證著一個民族的歷史與記憶。

我創作的最后落腳點，就是超越某一具體題材，著眼于宗教、哲學、美學、物理學等方面，體察人與宇宙萬物的感應與對應、聯系與變化、矛盾與統一，深刻認識民族、國家，了解地球、宇宙，探討人類的命運與未來，留下一點屬于自己的獨特的作品。

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作品的“原創性”。原創性的最大特點，就在于思維方式、理論學說、整體精神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我的創作，能否經由文學、史學、哲學等方式的綜合性上升，做出一點原創性的貢獻呢？

當然，這樣的高度需要氣魄，更需要水平，我不一定能夠達到，只能算是努力的一種方向罷了。套用一句勵志的話，那就是“人生沒有止境，只有不斷前行”——不斷地閱讀，不停地行走，不住地思索，不斷地創作，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