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新世紀詩歌的新基點

21世紀漢語詩歌已經誕生了自己的詩人和詩歌，但可能還沒有誕生自己的詩學，原因何在呢？一方面，我們針對新世紀詩歌的批評力度和理論升華不夠；另一方面，可能也和既有詩歌史敘述的壓抑有關，尤其當“九十年代詩歌”成為標準的詩學范式，新的詩人和詩學想要脫穎而出無疑是非常困難的。近兩三年的“未來詩學”討論，試圖對這些現象進行反思。但是，在詩學理論建設和新世紀詩歌批評兩個方面，仍顯得努力不夠。

最近，洪子誠先生如是談起1990年代初的新詩“轉型”論：“詩歌‘轉型’的強調者的詩學理念和藝術方式的設定，不僅當作個體或某一‘詩群’的美學個性，而是賦予‘范型’意義。他們將‘意識’與‘事實’，‘可能的方面’與‘歷史的方面’交錯、混雜，把正在展開的寫作實踐迅速歷史化。這一處理方式，以及對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間詩歌理念、藝術方法關系的不同理解，是后來詩歌界爭論的根源之一。包括世紀末的‘民間’和‘知識分子’之爭，也包括20多年后的‘未來詩學’的提出。”（《張棗，“九十年代詩歌”及其他——關于1990年代詩的零星記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5年第9期）這提醒我們，觀察21世紀漢語詩歌的文體變革，應該將其放置在一個長時段的歷史中來考察，不僅考慮到“九十年代詩歌”的“效果歷史”，還可以將朦朧詩、第三代詩歌作為參照，引入1980年代甚或新時期以來詩歌變革的長時段歷史視野。

本世紀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這一段時間的詩歌創作不僅不是空白，甚至還是空前活躍且繁榮的。如果囿于既有的文學史權威敘述，就難以認識到這一點。誠然，有一部分詩人的寫作還在“九十年代詩歌”的延長線上，在精神和技法兩個層面都有所表現。但僅從20世紀90年代詩風的遺存這一角度，已經無法認清新世紀詩歌的真實面貌，后者其實包含了不同時代的精神和技藝元素，抑或說，不同時代的精神和技藝元素都會在本世紀找到歸宿或完成“新的綜合”。2025年8月，我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合辦的“當代詩的可能資源與另外路徑”研討會上也談到，如果將1980年代詩歌看作“正題”，那么，1990年代詩歌可以看作“反題”——九十年代詩學轉型論者并不掩飾他們對這一邏輯的遵奉，這從散布于其字里行間的對北島、海子和駱一禾等人的“揚棄”中可以看出——但為轉型論者遺忘或有意忽略的是，難道不應該在21世紀詩學建構中完成對二者的辯證或最終的“合題”嗎？說起來，連我們自己也不相信，難道我們在四分之一世紀中都未能完成這一點？

誠然，對本世紀詩學的認識不應僅僅依賴于邏輯推演，而應結合創作實際來進行，為此離不開對重要詩人和詩歌文本的批評。筆者以為，與“漫長的九十年代”遺留下來的“九十年代詩風”比較，21世紀詩學已呈現出不少具有新意的詩學命題和詩學主題，甚至更新了我們對于當代詩歌的認識，值得專門、深入的研究。筆者在這里只能擇其要者予以提及，希望以后可以慢慢拓展，補足論述。

敘事性、抒情性、戲劇性的變奏

首先是詩歌表現形式的變革。我想不少詩界同仁都會同意，21世紀詩學已然擺脫“敘事性”一家獨大的局面，呈現為敘事與抒情的辯證。在眾多詩人對深度抒情、智性抒情的探索中，甚至形成了一種“抒情優越論”的覺悟。然而，應該認識到，這并非對1980年代抒情的單純回歸，而是融合了1990年代敘事的風格提煉。按照葉燮的看法，詩學顯然應該包含“理”“事”“情”三種成分。三者相比較而言，“事”可能只是其中較為初級的部分。一首優秀的詩歌，不會停留于敘事，也不會以純粹敘事為目的。我們知道，正是1990年代將1980年代視為抒情的年代，而將自身視為敘事的年代，這種反題式的自我主張使1990年代詩歌陷入敘事的牢籠之中而不能自拔，其可能的最高理想——使詩歌向小說看齊，成為“市民時代的史詩”——也隱而不彰。原因可能在于，由于反感1980年代的普遍性想象，1990年代轉向了特殊性的詩學追求。僅僅從詩學技藝或表現類型來看，詩學也應該包含敘事性、抒情性與戲劇性三種方式，從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莫不如此主張。欲求21世紀漢語詩學的突破，也有必要重申這一普遍性詩學認知。

敘事與抒情的消長在新詩的不同發展階段都出現過。這其實是一個正常的現象。然而，在21世紀詩學中，與之有關的變革的結果是，戲劇性終于被重視起來并大大增強，甚至出現了詩劇、戲劇詩寫作的熱潮，不少詩劇還被搬上了舞臺。在詩劇或戲劇詩中，的確可以看到戲劇與詩、劇場性（表演性）與文學性的博弈，然而，這并非一個騎墻、曖昧的文體。它的影響并不弱于大眾熟知的敘事詩與抒情詩，而且在重視公共交流的現代社會，它有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從詩學原理上，可以說戲劇性是抒情性和敘事性的綜合，是二者相加的結果。其實，中國古典戲曲從體裁上也可以說是詩劇。戲劇性在不同歷史時期也有不少討論。如在1940年代，聞一多在《文學的歷史動向》一文中明確表示新詩要向小說和戲劇學習，“在一個小說戲劇的時代，詩得盡量采取小說戲劇的態度，利用小說戲劇的技巧，才能獲得廣大的讀眾”。而袁可嘉雖然高度評價了同時期艾略特、奧登等西方詩人的詩劇創作，卻擔心年輕的中國詩人不易掌握詩劇的技藝。究其原因，可能忽略了中國悠久的詩劇傳統。詩劇的創作尤其是被搬上舞臺，有可能是詩歌重獲公共性的一種方式。

如此看來，跨文體寫作也應該是漢語新詩文體變革的特征之一。此時的戲劇性不同于新批評的“張力”概念——后者可能是1990年代詩歌所理解的戲劇性——而意味著戲劇情節與戲劇結構的加入。如果將戲劇性理解得過于泛化，甚至認為一切文學無不具有戲劇性，則很顯然失卻了戲劇性的真義。正如聞一多已經意識到的那樣，漢語詩歌的“小說化”“戲劇化”也意味著其從貴族文學向平民文學的轉變。如果按照一種本質論的理解模式，中國文學是抒情的，而西方文學則是摹仿的——漢語詩歌“抒情”的反面并非敘事，而是西方戲劇的“摹仿”；正如詩歌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核心，戲劇可能是西方古典文學的核心——那么在聞一多這里則存在著從“詩歌中心”向“戲劇中心”的轉變，這也是從古典向現代的轉換。不過，現代漢語詩歌應該有能力包容戲劇化的追求，其努力目標之一就是形成詩劇或戲劇詩這一體裁。

共同體詩學與現代詩教

以上所談，不僅僅是新詩形式方面的變革，而且還涉及新詩內容方面的革新，真正完成從貴族之詩、士大夫之詩向平民之詩、民眾之詩的轉變。在這個意義上，20世紀詩界革命的任務甚至延續到了21世紀。觀察當代漢語詩歌的變革，也需要引入整個20世紀的視野。共同體詩學可能是連接兩個世紀詩學的主題線索之一。無論是魯迅式的摩羅詩力，還是胡適式的民主詩學，都是共同體詩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某些階段，比如1990年代，個體詩學一度成為了詩學的中心。而在新世紀，共同體詩學則有逐漸占據上風之勢。張偉棟在《九十年代詩歌與“個人寫作”》一文中認為，以個人寫作為表達方式的個體詩學肇始于以朦朧詩為代表的1980年代，但我以為，在1980年代詩歌（包括第三代詩歌）中尚存在大量的對于共同體生活方式的想象——雖然是抽象的，1990年代才真正進入個體詩學的時代。個體詩學與共同體詩學的辯證，顯然在21世紀才能真正完成。從個體詩學走向共同體詩學，也意味著從現代主義的孤獨感走向共通感，從原子式個人欲望走向共同體理想中的“公意”（盧梭語）。

共同體詩學的目標并不能一蹴而就。在新世紀詩歌中，可以觀察到的現象是公共題材的出現以及多元社會主題的呈現。自“地震詩”以來，當代詩歌形成了圍繞重大社會事件寫作的慣習。這種寫作場域的明顯變化，固然得益于從論壇到自媒體的詩歌媒介傳播手段的更新，但也和人們對公共生活的熱情高漲有關。與之相應，則是多元化的社會主題不斷涌現，如打工題材書寫、中產階級寫作、自然環境與生態主題等。詩歌與其他藝術形式的交流更加密切，如紀錄片《我的詩篇》進一步增強了當代詩歌的公共性，至少在傳播層面如此。

共同體詩學理念的上升至少帶來三個效果。一是從懷疑主義到理想主義的回歸，而懷疑主義是1990年代詩歌與社會文化的特征。這是詩學精神方面的變革。我在《21世紀中國新詩的主題、精神與風格》一文中著重談到了這一點，此處不再贅述。可以補充的是，在共同體詩學中，同時存在著一個如何克服虛無主義的精神命題。這也意味著共同體概念本身的變化：從外在共同體向內在共同體的轉化，亦即從封閉的、給定的共同體向開放的、養成的共同體的轉化。

二是“話語”概念可能會被“事件”概念所取代。前者是“語言中心論”的，甚至可能是后現代的，而后者則可能意味著一種“未完成的現代性”，并與文藝復興、啟蒙運動以來的各種現代理念糾纏不休。從話語退回到事件，也是對我們自身存在與歷史的接近，正如列維納斯所說：“從隱喻的角度來看，事件處于深淵的邊緣，是我們的存在的起源。”其實，無論是戲劇詩學還是共同體詩學，其核心指向都是“事件”：在戲劇中是人物角色的行動，或戲劇情節，在共同體中則是作為歷史主體的人類或民族的共同行動或歷史情節；正是“事件”讓詩歌天然地進入了歷史領域，并最終完成詩與歷史的辯證。

三是現代詩教的強化。這是詩歌文化可能的最大成果，也就是說，在民族文化建構中發揮積極作用。詩教話題一直恒久不衰，在近幾年又漸成熱點。這既和新詩教育有關，也得益于新詩對整體文化構成的反思能力之增強。作為現代文學中最具先鋒性的文體，新詩也是最具有現代性的文體。新詩的危機、癥結和表征，同時也是現代性的危機、癥結和表征。也是在這個意義上，新詩理應進一步參與現代中國的文化塑造，從而實現其教化之功與人文意義。現代詩教的提出意味著新詩最終被文化機制所接納。筆者在《漫談一種現代詩教》一文中談到，現代詩教應該包含語言的自覺、人性的自由、文化的自主等內涵。現在來看，建設一種現代詩教，最重要的也許是要維護古今之間的平衡、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平衡。如果說20世紀是新詩自我立法的世紀，21世紀也許是新詩為世界立法、為文明立法的世紀，談論詩教者，能不慎歟？

21世紀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我們應該積極建構以本世紀詩歌為本位和中心的新詩批評理論及其話語體系。

（作者系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