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化的迅猛推進帶來經(jīng)濟的騰飛和更多選擇的自由，但告別舊的樊籬，工具理性價值觀、技術崇拜、日益細化的專業(yè)分工和考核制度又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問題。近期，《西湖》《萬松浦》《百花洲》《芒種》《民族文學》等刊物中的不少作品，將筆觸對準了現(xiàn)代人在職場和親密關系中遭遇的新問題。

許多文學作品對現(xiàn)代職場對人的尊嚴與主體性的異化多有揭示和反思。黑鐵的《咖啡》（《西湖》2025年第9期）中的文員馬林在得知公司被合并、自己所在部門被撤后，深陷失業(yè)恐懼。他如驚弓之鳥般用咖啡討好新同事，像契訶夫筆下的切爾維亞科夫一樣陷入精神內(nèi)耗，小心翼翼地揣度上司的眼神、動作、話語中的弦外之音。在咖啡的刺激下，他的睡眠晝夜失調(diào)，惶惶不可終日。作家有意隱去姓名，用摩卡、拿鐵、冰美式、愛爾蘭等咖啡作為這些公司職員的代稱，既寫出了現(xiàn)代都市中人際關系的疏離和陌生感，也指向了工作對主體性的侵蝕。小說中公司職員的自由意志和個性，體現(xiàn)在對“續(xù)命”飲品咖啡的選擇上，長期的文職工作讓馬林下意識地只會用工作思維來思考，“不許在辦公室擺放私人物品”的規(guī)定成為主體性被壓抑的另一隱喻。小說結尾，當馬林得知自己搞錯公司地址的真相后，荒誕和虛無感瞬間將其淹沒。如果說馬林的覺醒太過后知后覺，楊濤的《應聘》（《西湖》2025年第9期）中的馮斌則對自己疲于奔命的狀態(tài)有著清醒的認識。但可悲之處在于，即便再如何清醒、如何想按下暫停鍵，他卻仍不得不卷入忙碌倦怠而無意義的漩渦里。馮斌書桌上來不及撕掉塑封的海德格爾的書，正是現(xiàn)代人無法詩意棲居的隱喻。馮斌在充滿變數(shù)、隨時可能推倒重來的工作中，成為關系戶應聘的“底層資源”和工具，這暴露出一些現(xiàn)代人勞動價值和意義感的缺失，也進一步帶來了存在的虛無感和深層焦慮。張翎的《給袁陀螺開車》（《百花洲》2025年第5期）中的三水因“嘴嚴”而成為校長的專職司機。小說借三水的視角，讓我們看到身居高位的大學校長袁致信“像陀螺一般片刻不停連軸轉”的高強度工作狀態(tài)。不無諷刺意味的是，袁陀螺的精力被大量消耗在暗潮涌動的權力斗爭、大大小小的會議、下屬糾紛等事務中，工作的崇高感和價值感被瑣碎消解。盡管袁陀螺與司機三水有上下級的分野，但工作中謹小慎微、極其緊繃的精神狀態(tài)卻如出一轍。一條朋友圈引發(fā)的風波，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在現(xiàn)代嚴密的科層制中，不論分工如何，失去“位置”的焦慮和恐懼始終支配著每個人。尹學蕓的《那年的事》（《萬松浦》2025年第5期）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主人公工作的意義如何被權力和媒體介入與重構。獄警原小青因被人搶功而對立功有了執(zhí)念，女囚郝建芬成為她立功的突破口。郝建芬絕非惡人，卻因厄運的捉弄，賠上自己和父輩的全部身家，最終淪為殺人犯。原小青雖立功心切，但起初主動幫助郝建芬只是出于惻隱之心。悲憫讓原小青自掏腰包為郝建芬看病，在郝建芬被判死刑后還答應為其尋找親生父母。獄警與犯人建立起超越工作關系的姐妹情誼。郝建芬的時間所剩無多，為其尋親似乎是一件無甚意義的事，但原小青找到郝建芬的親生父母后，他們早早趕到青年廣場的公審大會，大會卻因突降大雨而臨時取消，郝建芬的行刑時間被提前，終究未能與親生父母相見。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原小青的付出或許沒什么意義，但超越功利的人性溫情在“無意義”中滿溢而出。身處不同囚籠和創(chuàng)傷中的原小青與郝建芬都得到了心靈的療救，“無意義”的善舉成就了最大的意義。當原小青的善舉被單位和媒體發(fā)掘并賦予明確的“意義”后，工作的意義感反倒被稀釋了。在榮譽的加持下，她儼然成為犯罪心理專家，游走于各類講座中，分享修復犯人心理的獨到經(jīng)驗，但卻“幾乎不再接觸犯人”，虛無感和負罪感最終將其推向絕境。此外，張沅的《植物管理員》（《民族文學》2025年第10期）、胡淳子的《翻山》（《百花洲》2025年第5期）、王晏南的《看山不是山》（《芒種》2025年第10期）等作品均刻畫了當代年輕人在水泥叢林和玻璃幕墻中的彷徨、無奈與焦灼的心態(tài)。

除了聚焦職場外，當下愛情婚姻等親密關系的新變也引起了作家的思考。熊正良的《擦肩而過》（《百花洲》2025年第5期），采用現(xiàn)實和回憶交織的雙線敘事，丸子在現(xiàn)實中失敗的婚姻與回憶里“擦肩而過”的深刻感情形成鮮明對比。當本該堅固長久的親密關系變得脆弱而易散，丸子只能將情感寄托在偶然交匯的愛的閃電里，深刻揭示出由高流動性帶來的現(xiàn)代人的情感困境。洪放的《人魚》（《百花洲》2025年第5期）從女性立場出發(fā)，打破了讀者對俗套情節(jié)的閱讀期待，當唐小念和王冉裝扮為人魚進行表演時，境遇相似的兩個女性惺惺相惜，覺醒、理解和相互救贖取代了粗暴的道德審判和輕率的復仇。對于唐小念來說，真正需要被關注和保衛(wèi)的是自我，而非婚姻本身。包光寒的《隨風而去》（《百花洲》2025年第5期）采用“元小說”的寫法，將主人公光寒因婚外情帶來的焦灼心理投射在自己的小說創(chuàng)作中，寫下充滿壓抑感且熱烈厚重的古典式愛情。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光寒與年輕女孩N的婚外情卻分外輕飄隨意。“愛”指向充滿不確定性的當下感受，道德和責任都被過濾剝離，隨風而去。陳方也的《逃·Run》（《西湖》2025年第9期）借三個不同年齡段女性的出走故事，書寫“當代娜拉”如何自覺、堅毅、清醒地出走，以獨立的姿態(tài)對抗并療愈原生家庭、職場、愛情和婚姻中的創(chuàng)痛。作為獨立的經(jīng)濟個體，這些“當代娜拉”無需憂慮“走后怎樣”的難題，愛情和婚姻也不再成為必選項。與百年前“娜拉”具象而根底虛弱的出走相比，“當代娜拉”的出走更清晰地指向了對個人主體性的維護和堅守，這種姿態(tài)也映射了當下極為普遍的時代情緒。

面對這些新的挑戰(zhàn)，我們或許無法像王族的《一只瘋了的狼》（《民族文學》2025年第9期）那樣逸出規(guī)范之外而獲得自由，但阿傳一家安穩(wěn)踏實的煙火日常（林為攀《洗朝》，《萬松浦》2025年第5期），與童年、自然、本真、理想或浪漫的重新連接（張沅《植物管理員》，《民族文學》2025年第10期）等，都在提醒我們從單向度的生活中抽身而出，重返豐饒的自我。

（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青年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