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城市文學時，一個不得不時時關注的話題是，今天我們面臨的這個讓人既愛又恨的媒介時代。如人們所見，在印刷文明向視聽文明轉型的當口，媒介在提供巨大便利，構成“人的延伸”的同時，城市人群的媒介依賴、無比發達乃至過剩的網絡資訊對于他們精神和情感世界的形塑，以及媒介對人的裹挾與操控，都在不斷刷新并重組我們的現實認知，城市文學的面貌也由此發生深刻變化。

相較于鄉村這個在彼此眼中成長的“熟人社會”，城市顯然是一個由人群匯聚而成的“陌生人社會”。置身城市，媒介時代網絡社會的匿名性和隨機性，無疑會加重這種“陌生人社會”的神秘與危險，這都對媒介時代的城市倫理與情感敘述產生新的影響。老晃的長篇小說《餓兔子跳》（《當代》2024年第4期），便為我們生動呈現了媒介時代的網絡風險向現實社會的“外溢”過程。小說講述了早已喪失愛的勇氣和能力的主人公阮金對于網絡的迷戀和依賴。這位重癥“網癮”患者，終究為她的沉迷付出了代價。“百日甜”上的戀愛游戲，為她招來了災禍，虛擬網絡對現實世界的“反噬”變得不可避免。

這也難怪，未知世界的神秘感和對陌生人的好奇，共同鑄就了網絡世界的交往原則，這顯然加劇了陌生人社會的人際風險。個體的幽暗意識、現代城市的病癥，疊加網絡的匿名性，促使虛擬空間的致命危險向現實世界加速“外溢”，現實與虛幻的邊界也被無情打破。石一楓的《一日頂流》（《收獲》長篇小說2024年冬卷）同樣涉及現實世界與網絡社會的微妙關系，同樣展現了虛擬空間的致命危險向現實世界加速“外溢”的風險。小說中，網絡黑客的入侵，塔吊軟件的神秘失控，直接讓年輕的趙美娟喪了命。面對歷史的創傷，有著初代“網癮少年”之稱的“賤爺”（胡學賤），其實一直在致力于解開其中的謎題。網絡對現實的威脅，同樣發生在“賤爺”兒子這里，“一日頂流”的意外爆紅，讓無數的眼睛開始注視胡莘甌，這顯然令少年不再自在。發生在網絡世界的“看”與“被看”的恐懼，現實世界里殘缺的童年，愛與照料的缺乏，以及不知什么時候就會陡然發作的“創傷后應激綜合征”，共同構成了胡莘甌如何自處的難題。因此，尋找一個“自在”的地方，成了他接下來一系列“操作”的重要動機，這大概也是我們每個人面對媒介時代的現實問題所在。

如果說石一楓的《一日頂流》是在嚴肅思考我們置身其中的這個“流量時代”，以及它那令人困惑的價值倫理與情感難題，那么崔曼莉的中篇小說《羊毛蘋果》（《天津文學》2024年第11期）則同樣試圖為我們展現媒介時代的新型文化倫理與情感關系。小說主要人物是城市里一幫打游戲的網友。這里有“薅羊毛”的“清水君”，有神經兮兮的“路西法”，以及自卑敏感而又年輕的“我”，他們各有各的問題，卻都是這個時代某種程度的“病人”。在此之中，最引人注目的當數那位有著“蓮花一夏”美甲裝扮的神秘富家女，她有一個靚麗的網名，叫作“流光燦若辰”。小說通過這位出手闊綽，能輕松解決一切麻煩的神秘網友對“我”無私幫助，卻又被無端質疑的故事，試圖引出更為深邃的倫理思考。小說并不單純指向階層分化、貧富差距，以及“和有錢人做朋友”的常見話題，或是講述窮人的“摳搜”、有錢人的“豪橫”的戲劇化故事，而是試圖呈現最為純粹的，哪怕是在“秒聚秒散”的網友之間也可能存在的“情緒價值”，這便涉及我們關心的城市情感問題。小說在這個意義上給我們所有人以教益，讓我們嘗試去理解他人，去理解世間所有的“苦、孤獨和死亡”，這也是小說的倫理意義所在。

媒介時代的風險社會，不僅折射我們的情感和價值難題，也在不斷塑造我們想象世界的方式。在今天的城市敘述中，相當多的作家都在不斷建構一個虛幻的遠方，一個足以蠱惑人心的遠方，以至于讓我們對此在的世界不再興致盎然。朱朝敏的中篇小說《我們去烏斯懷亞吧》（《十月》2024年第5期），便為我們生動描繪了人人心中都有的那個獨屬于自己的“烏斯懷亞”。這個由媒介塑造的虛無縹緲的“遠方”，往往成為城市人的精神所系。為了這個虛假的“遠方”，他們甘愿飛蛾撲火，孤注一擲。小說通過多年之后的同學相會，引出主人公毛珠穆和路芙蓉各自的隱秘往事，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有不足為外人道的秘密，一邊是被設計的英雄救美引出的血緣之疑，一邊是由嗜賭成性的家暴男的意外身亡導致的親情障礙，這些都構成了人物各自走不出來的心結。或許正因為如此，小說中人才迫切需要那心心念念的烏斯懷亞。這是通往南極的最后一個陸地城市，號稱世界的盡頭。那里有個燈塔，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交匯的地方，交匯的海洋在盡頭相融循環，才能成就海洋的寬闊。如小說所呈現的，比海洋更寬闊的是人心，而烏斯懷亞恰恰被想象成每個心有千結的人的最后契機，一個可以面對自己、重新開始的契機。

朱朝敏的“烏斯懷亞”，不禁讓人想起袁滕筆下的“加那利”。這同樣是一處著名的世界地標，確切地說，位于非洲西海岸的西班牙群島，也是三毛與荷西生活過的地方。袁滕的小說在全球化背景之下，講述了一個極為嚴峻的問題：究竟是要因積極事功而“迷失”自我，還是要因做回自我而“不務正業”。這似乎回應了《紅樓夢》里的“賈寶玉難題”，但其實也是我們每個人無時無刻不在糾結的矛盾點。生活的悖論往往在于，面對瑣碎乏味的日常生活，我們需要某種心之所向的目標來予以調劑，這也就是烏斯懷亞，抑或“生活在別處”的意義所在；但另一方面，烏斯懷亞所表征的“遠方”構成的永恒吸引，又會讓我們陷入無意義的執念，導致我們與身邊之事，與“附近”之人產生永恒的“時差”，這也就是袁滕的《加那利》（《花城》2023年第6期）的深切寓意所在。在社會學研究中，項飆建議把“附近”作為一種“視域”，恰恰針對的是公眾意識中“附近”的喪失。在今天這樣一個“個體化和一體化的現代情形”下，在個體的經驗之外，極遠的“世界”反而可能成為個體的切身情景，與此相反，個體的“周圍切身情景”恰恰變得不受關注，人們只關心個人的利益和虛幻的理想，而不愿去認識“附近”的世界，不關心“附近”之人。因此，如何從執念中解脫，重建與身邊人的密切聯系，去愛自己，愛他人，這恐怕又是今天我們所有被媒介催促著心向遠方的人，不得不捫心自問的重要問題。

同樣圍繞媒介時代關于“遠方”的終極幻想話題，孟小書的《終極范特西》（《北京文學》2024年第4期）值得一提。小說特別有深意的地方在于，主人公K對Leila的蠱惑。這種蠱惑之所以有效，正是基于一種我們每個人都會有的那種逃離此在世界的幻想。這也就是小說人物不停念叨的，“我想要過一種自由的生活，與別人無關的生活，在我們都自由的時候”①。Leila渴望逃離孤獨，逃離因身體殘疾而受到的歧視，逃離建立在謊言上的生活。所以最終，她義無反顧地來到了越金。于是，生活中那個巨大的反諷出現。這或許也是我們每個人不斷面臨的困境：那個被賦予無限活力的遠方，那個自由自在的無比愜意的地方，傳說中的生活的“別處”，竟然是緬北電詐園。這便是生活的荒謬所在，人生在世，我們可能需要一次次為自己不切實際的幻想“買單”。從這個意義上看，禹風的《風雨小筑》（《湖南文學》2025年第6期）所講述的媒介時代的創業故事或許值得我們深思。從為市民遮風擋雨的“風雨小筑”，到打開陌生人之間交流空間的“溫暖小筑”，這個新型商業體所寄托的生活理想似乎并不簡單。這也在提示我們，與其將逃離作為故事的起點，不如嘗試為逃離者尋找庇護。

事實上，媒介時代在不斷塑造我們想象世界的方式之余，也在無形中塑造新型的城市倫理關系。在《熒惑》（《花城》2024年第1期）中，張抗抗描述了一種所謂“軟社交”的“搭子”關系。如小說所講述的，廣場舞大媽有“跳舞搭子”，打麻將的大爺有“麻將搭子”，此外，“健康搭子”“旅游搭子”“飯搭子”“拍照搭子”“咖啡搭子”“考研搭子”“追劇搭子”等等，層出不窮。“搭子”只做“搭子”的事情，責權分明，“搭子”的實用性遠遠大于情感依賴。這也意味著整個世界或許就是一個“草臺班子”，所有的關系都是臨時關系。

由張抗抗的《熒惑》反觀穆薩的《蜉蝣》（《西湖》2023年第11期），我們可以發現，小說的男女主人公便是一對臨時的“旅游搭子”。故事展現了一段不乏危險的“艷遇”，這其實是一種搞不清究竟會產生情愫和欲念，還是會隨時動了殺心的陌生關系。這段不明不白的親密關系，讓人想起交媾完成后立刻死去的蜉蝣。這篇小說也言明了今天這個媒介時代不同于古代的“扎心”現實：古代“沒有通訊設備，人和人像浮萍，聚散無常，明知分別之后音信全無，才會倍加珍視當下”②。與《蜉蝣》相似的是馬億的《莫蘭迪展》（《北京文學》2023年第9期）。小說主人公利用發達的社交軟件，迅速測算出與陌生人的共同喜好，輕易達成一種“契合度最高”的親密想象。這種心理暗示，終究會讓個體在人際交往的原則上出現“失控”。于是不出所料，陳衡以“莫蘭迪展”為名，利用社交軟件“獵艷”了一個哺乳期的女人，這種“奇遇”對于傳統親密倫理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冒犯。這其實更接近汪民安在《論愛欲》中所說的“作為事件的奇遇”，這類相遇“具有強烈的非法性”，它“觸及和動搖了愛的法則、規范和倫理”。③

同樣是在《熒惑》里，張抗抗也感慨了今天這個鋪天蓋地短視頻的時代。正如其所描述的，“短視頻一條條蹦出來，就像西北那種名為‘一根面’的面條沒完沒了，不確定在哪里咬斷”④。這也進一步印證了，在這個媒介時代，手機早已成了身體的一個器官，我們每個人都在被短視頻不停“投喂”，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正在失去對生活的“實感”能力。蔣在的短篇小說《擺渡》（《青年文學》2025年第11期）便呈現了這種媒介的過度裹挾對現實人際交往構成的巨大損害。這是一段發生在機場候機大廳的人生插曲。小說有一個略顯驚悚的開頭，故事里的“我”偶遇了一位長相酷似“故人”的“她”，死去的朋友，仿佛又活了過來。這種情感的“加持”，使得陌生人之間的攀談變得順理成章。小說中兩人的交談，布滿了密集的生活細節，這里有“我”不堪的業績排名，以及與母親在相親和做義工問題上的諸多分歧，也有“她”的塵肺病、艱難的生活，以及對離別的憂懼。小說起初驚悚，繼而憂傷，但最后的結局卻略帶反諷。原本萍水相逢的親近關系，隨著“我”不經意的一句求助戛然而止。這個時候我們才看清真相，原來一味聽信短視頻的“她”，并沒有施以援手。這讓前面所有的“傾情”長談，顯得無比可笑。這似乎進一步證實了今天我們面臨的倫理窘境：為了可悲的“流量”，媒介正在不斷塑造一種無謂的甚至多余的“警覺”，嚴重破壞和腐蝕了原本淳良的城市人際關系。由此也不得不讓人感慨，以“擺渡”之名，被人類寄予厚望的媒介工具，其實并不總能將我們“擺渡”至彼岸，這或許才是“歷史的狡計”所在。

注釋：

①孟小書：《終極范特西》，《北京文學》2024年第4期。

②穆薩：《蜉蝣》，《西湖》2023年第11期。

③汪民安：《論愛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245頁。

④張抗抗：《熒惑》，《花城》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