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處于危機之中。這應該是學科內外的共識，不僅在中國，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如此?！叭宋膶W科危機”之中的“文學研究”也處于搖晃狀態，當無數人為AI會不會替代寫作者、研究者而爭辯和憂慮時，人文學科的危機又彌漫了焦灼感和悲情。其實人文學科的危機從未間斷過，只是AI的出現凸顯了持續已久的危機。這里涉及的問題幾乎都是宏大的，我所闡發的議論只能算硯邊點滴，關于“文學研究”的話題也側重當代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

如果確認危機存在，我們需要認真思考人文學科的危機是什么？現在通常說到的是：社會對人文學科意義的輕忽，但這種輕忽并不始于當下，對人文學科“無用”的非議在很長時期幾乎是一種流行的觀念；文科學生就業艱難，部分文科專業停辦或減少招生人數；相對自然科學，人文學科經費有限甚至不足，等等。這是從外部來談人文學科的處境，談人文學科的危機。但是，“外部”錯綜復雜，當下很多討論忽視了外部的多面性和復雜性。這些年來在制度層面也有許多設計和措施在持續不斷推進，如雙一流建設、一流專業一流課程建設、國家級人才計劃選拔、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資助、新文科建設和“破五唯”等，各省市乃至大學本身也有類似的舉措。這涉及意識形態、資本、政策、制度等諸多方面的要素，而不是某個方面，百年未有之變局的沖擊也成為我們考察人文學科危機的一個維度。那么問題就來了，如果不談那些消極的因素，諸多積極的措施無疑是有效的，但并沒有遏制人文學科危機的趨勢，更直接的追問是這些措施為什么沒能拯救人文學科的危機，甚至其中的一些措施有沒有可能加劇了人文學科的危機？顯然，即便從“外部”來審視人文學科的社會生產機制，我們也會明了人文學科的危機不是單一或幾個因素決定的。

在許多人看來，AI將給整個人類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其中包括有些學者預言的AI將顛覆現有的大學教育體系（如果是這樣，危機的學科不只是人文，如大家都注意到最前沿的大模型都出自企業而不是高校）；而更讓人惶恐的是，有學者甚至認為人文學科最初產生的前提和基本框架有可能因AI發生動搖。盡管這些原則性、概述性的判斷，應當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具體化，人文學者對AI影響人文學科的憂慮是可以理解的。部分人工智能專家認為，人仍然是目前最大的智能體，但AI智能體在記憶的連續性、認知的全息性和進化的內在性等方面具有顯著優勢。這里有一個在什么層面上討論人文學科和AI的關系問題，在“工具”層面和“價值”不同層面上得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我個人并不低估已經和即將發生的變化，盡管預估的變化尚未清晰；但我同時感受到未知的變化作為一種力量提前操控了我們。如果AI無法取代人的情感、認知、理解、直覺等，人和人文學科就不可能被AI取代。所以討論人文學科危機與AI的關系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這一關系不是我們討論人文學科危機的唯一內容。如果只聚焦AI對人文學科的沖擊，我們將忽視人文學科和人文學科危機的復雜性。不僅人文學科，現在各種會議和話題幾乎必談AI。在文學界，如果會議的主題不涉及AI差不多難以稱其為一場會議。這些討論和相關論文給人啟示，但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應對了AI給人文學科帶來的危機尚不能確定。當我們堅定地說AI無法代替創造性的研究和寫作時，需要進一步追問在AI出現之前人文學科的“創造性”在哪里？

中國現代人文學科的建立和發展，一直在處理與政治、資本和技術，以及以技術和資本為支撐的媒介關系，這也是不斷遭遇危機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體現了民主與科學精神的“五四”新文化以及作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新文學，也從現代科學技術中獲得了發展的動因。更為重要的是，新文化、新文學在這樣的互動中產生了關于人和人類意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產生了內容和形式多樣的現代中國敘事，這種意義的生成和敘事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人文與科技關系。以當代為例，20世紀80年代“老三論”“新三論”相繼對文學研究方法的影響，“方法論熱”在當時被視為革新人文學科研究的重要杠桿，也是人文學科特別是文學跨學科研究的嘗試。這是近幾十年來科技“范式”對人文學科產生的一次重要影響。90年代市場經濟興起以后，社會科學影響逐漸替代人文學科，文學由所謂的“中心”而至“邊緣”。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其實也是人文學科危機的一種反映。我們通常所說的中心/邊緣，是指人文學科、文學在社會文化結構中的“位置”或“地位”，在人文學科危機中討論這一問題需要新的分析框架。美國學者愛德華·希爾斯的《中心與邊緣》對“中心”與“邊緣”做出了和我們不一樣的理解，他認為“中心”并非簡單的“地理位置”，包括“中心價值系統”和“中心制度系統”，從“中心”到“邊緣”應當是一個社會通過中心價值體系向邊緣的不斷擴展與滲透，由此整合和維系社會系統。以這樣的分析模式看待我們所說的“中心”與“邊緣”，曾經居于“中心”的文學和人文學科雖然在80年代產生過重要影響，但沒有形成“中心價值”和“中心制度”兩個系統，也沒有完成中心價值體系向“邊緣”擴展和滲透的過程。形成這種狀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殘酷的事實是文學和人文學科的“價值”和社會脫節了，這種危機是一直存在的。

進入互聯網時代以后，人文學科研究的內容和方法特別是表達人文的形式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樣的脈絡中，我們不能一味地說人文學科沒有去適應時代變化，尤其是近幾年來人文學科一直在試圖增強自己適應數字時代的能力，國家社科基金的選題和立項都反映了這種“適應”的特點。但是危機并沒有緩解，顯然適應的方式出現了偏差，我把這種狀態稱為“人文的迷惘”。我們都熟悉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在韓炳哲筆下被描述為：“在數字化現代晚期，我們通過不斷地發帖、點贊和分享來掩蓋生活的蒼白赤裸與意義匱乏。嘈雜的交際與信息設法使生活不顯露出令人害怕的虛空。今天的危機不是在生活和講述之間做選擇，而是在生活和發帖之間二選一。自拍成癮也不能歸因于自戀，內心空虛才是元兇。自我缺乏能為其提供一種穩定身份的意義來源。由于內心空虛，自我不斷地生產自己?！边@種現象不能說是人文學者當下狀態的寫照，但因為“自我缺乏能為其提供一種穩定身份的意義來源”而產生的迷惘現象是值得我們警惕的，我們需要思考如何“講述”的問題。我們都不是先知，無法預言和預見，如韓炳哲所說的那樣，數字化啟動了一個本雅明當時無法預見的過程，本雅明身后的一個世紀，信息正發展成一種新的存在形式，即一種新的統治形式。令人憂慮的是：“但在數字化進程中，信息達到了一種完全不同的狀態。真實（Wirklichkeit）本身以信息和數據呈現。當真實被信息化和數據化之后，我們對真實的感受成了信息本身，或說信息成了我們感知真實的主要方式。然而信息是一種表象，或說是一種再現。真實被信息化，導致在場的直接經驗逐漸枯萎。數字化與信息化不分彼此，真實就這樣被嚴重稀釋了?！薄罢鎸崱北幌♂尯螅皞螁栴}”對“真問題”的干擾越來越多。

在檢討、反思和批判人文學科危機的外部因素的同時，人文學者需要對人文學科內部的危機進行更深入的反思、批判，這種反思與批判在當下是薄弱的。若要不斷克服危機以重建人文學科，學科內部的自我批判尤為重要。將學術分門別類，形成相對完整的知識體系，在學科之下再設專業，這是歐美現代大學的傳統。中國受其影響，分門別類似乎更細化?！皩W科”這一概念和建制在1981年恢復學位制度以后得以發展和強化，教研室之外疊加了學科這一學術組織。最初設立的是二級學科博士學位點，后來擴展到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在一

級學科基礎上統籌建設二級學科的要求實際上也是針對專門化傾向的。學科建制本身是一個悖論，它有其合理性，但將理工科的建制移植到人文學科帶來了諸多問題，人文學科的不確定被自然科學的確定性替代。人文學科是研究人和人類意義的學問，人和意義是復雜的；它是以人文的方式，而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以科學技術的思維和方式去研究人和人類的意義；簡單來說，是在闡釋世界，是作為歷史的和現實的世界，知識、思想、情懷是闡釋者必備的要素。人文學科化以后，形成了一整套體系，二級學科壁壘森嚴；科學研究的量化，把復雜的人文問題抽象化、簡單化；學術變成了論文項目獎項的簡單相加；學者成了各種指標的載體；等等。量化只是人文學科危機中的問題之一，但量化幾乎是致命一擊。正如喬·莫蘭在《跨學科：人文學科的誕生、危機與未來》中譯本序中所說：“人文學科是關于人的，人是多元的、矛盾的、非學科性的、邊界模糊的?！薄叭宋膶W科的獨特價值不是那么容易被量化的。人文學科本質上是跨學科的，因為它們關注的是人類凌亂、無邊界、無算法規則的狀態。它們研究人類創造意義的整個雜亂過程。它們無法將知識簡化為某種學科本質，因為它們的研究是所有獨一無二的人工制品，它們都來自已知宇宙中最復雜的事物，即人腦?！痹诋斚抡Z境中，這固然有外部因素的制約，但人文學者主動或被動的適應，失去了人文學者的主體性，思想、情懷、個性、創造等在學術研究中逐漸淡薄。

我們既不能將知識簡化為某種學科本質，也不能將學科簡化為某種知識生產，后者可以被“算法”代替。這兩種簡化的后果便是人文學科闡釋世界的思想能力弱化，因而有必要重申人文學科的問題意識、價值理性和人文關懷的重要性。在人文學科危機中，文學研究的兩種“范式”都面臨重建的問題。約瑟夫?諾思在《文學批評：一部簡明政治史》研究了“學術轉向”的問題，他討論的問題和結論未必完全應對中國文學研究狀況，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為我們的參照。約瑟夫?諾思談到英美文學研究數十年發展一直基于一個相當穩定的共識，即人們對文學作品的興趣主要出于學術目的，將其視為診斷工具，確診作品在怎樣的文化形態里被書寫和閱讀。

20世紀80年代以降，文學研究領域幾乎所有較具影響力的運動都發生于此觀點，由這一共識形成了庫恩意義上的范式，即“歷史主義/語境主義”范式。與這一范式并存的是“批評”，學科爭論也就圍繞文學“學問家”與文學“批評家”展開。在約瑟夫·諾思看來，這兩種范式或概念的關鍵區別在于前者把文學研究當作文化分析的手段，后者把文學研究當作文化介入的契機。根據他的觀察和判斷，“學問家”贏得了這場爭論，由此產生了所謂的“學術轉向”：“‘學術’方法取代了‘批評’的方法，視文學文本為分析歷史文化契機的研究取向，取代了視文學文本為培養讀者審美感受力的手段的研究取向?！薄．敶闹袊膶W研究沒有一條清晰的“學術”取代“批評”方法的轉型，在中國文學一級學科內通常會認為“古代文學”研究是“學術”的，“學問家”多集中在這個領域。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逐漸成熟，雖不比古代文學學科，但也被視為“學術”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曾經出現過“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這一說法，王元化先生便認為思想與學術并非兩分，學者應有公同關懷，思想者須有學理背景。這一重要主張反撥的正是對“學術”的片面理解?！爸袊敶膶W”有時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部分，有時二者合并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實際多數研究者對“當代文學”和“現代文學”各有專攻。這些年當代文學的研究者不斷強調當代文學的學科性，并對當代文學做歷史化的處理，逐漸將當代文學劃分為文學史和批評兩個領域，前者也被當作“學術”，后者則是批評。原則上說，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應當是各有其“學術”和“方法”，盡管在中國文學古今演變脈絡中它們是一體的，“學術”和“方法”亦有相同之處，但由于學術積累的程度不等，學術的含金量也就被不同對待。這里的問題是，即便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無疑需要“學術化”，但它的“當代性”更需要有“思想的學術”。從這一點來看，不能僅僅將當代文學史研究視為“文化分析”。當代文學批評在很長時間內曾經發揮了“文化介入”的作用，批評學院化后對“學術”的強調，一方面增強了“學科”的特點，另一方面弱化了“文化介入”的能力?，F在的文學批評大致是文本分析和理論探討，已經顯現的危機是它鈍化了思想鋒芒而有可能變成“文化分析”的手段。就此而言，“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仍然是克服人文學科危機的重要路徑。

處于人文學科危機之中的文學研究被各種潮流裹挾。早在20世紀30年代，阿弗雷德·韋伯在以文化社會學視域討論文化史問題時曾經提出一個問題：“作為由歷史的潮流推向前進的人類，到底處于歷史潮流中的哪個位置呢？這一潮流通過我們實現了什么呢？”——我們感覺到這一潮流正以極快的，甚至迅猛的速度將我們帶入一種新的生存狀態，在這種新的生存狀態中，我們曾經熟悉的許多偉大事物似乎不再具有繼續發展的余地，而許多事物因技術的發展可能會帶來更加舒適的條件，但是也有非常多的事物變得更加陰暗、沉重、危險，很多事物不再像以往那樣自由，那樣富有來自內部的自發力量。我們滿懷希冀“回顧歷史，希冀中同時夾雜著擔憂與好奇，因為我們感到自己處在一個轉折點上，卻不能馬上完全理解這個轉折的深刻程度如何，為了長期給新的事物騰出余地，我們以往的生存狀態中本質性的東西到底有多少要消失，那些新的事物又是些什么。我們感到急需澄清當前這種前所未有、含混不清的局面，要了解這種局面的重要意義，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在于全面掌握歷史潮流的驅動力、歷程、形態和引起變化的動因，能夠由此看到一些我們自己的命運?！?/p>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提問。我們以往的生存狀態中本質性的東西到底有多少要消失？那些新的事物又是些什么？在這樣的思考和隨后的選擇中，文學研究“能夠由此看到一些我們自己的命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