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逢“三九”，天寒地凍。我“孵”在家中翻閱舊書信。突然，蕭乾先生的一封信跳入眼簾，信封郵戳是1993年3月3日。我抽出信紙看后，猛然想起多年前的往事。

1990年，我邀請蕭老寫的文章《永恒的上海——滬濱漫憶》在《上海灘》雜志發表后，得到許多讀者好評；但也有一些讀者提出，當年蕭老居住在上海環龍路（今南昌路）的事寫得太少，希望蕭老再寫一篇“環龍路往事”。我有點為難，因為，當時蕭老已年逾八十歲，身體不太好；不久前又新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非常繁忙；還得抓緊時間著書譯書。據說，那部英國小說《尤利西斯》非常難譯。之前，他曾來信說已經沒有時間為報刊寫稿了。不過，我還是希望蕭老能寫下那段珍貴的“環龍路往事”。于是，我斗膽給他老人家寫了一封約稿信。

不出所料，蕭老好長時間沒有回信。我曾經想寫信催稿，但最后還是忍住了。就在我準備放棄時，蕭老的信來了！我太高興了，趕緊拆開信一看，起首寫著“昆元兄：示悉。”之后，沒有任何寒暄，直接寫道：“1936年，《大公報》出滬版（津版仍照出），我被調到上海兼編津、滬兩地《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時，就住在環龍路（好像是呂班路口）。那里離‘法國公園’（注：今復興公園）很近。同在一條路的還有《譯文》編者黃源和他的妻子許粵華。”接著蕭老又寫道：“我記得環龍路與霞飛路是平行的。當時，巴金、靳以等許多朋友都分住在霞飛路的弄堂里。我最初也住過。二房東是個白俄女人（見我的小說《黑與白》）。后來，楊朔和孫陵（二人是從東北來時搭檔）合辦一家‘北雁岀版社’，租下那幢環龍路房子。這是座三層小樓。一樓是他們的出版社。三樓是他們的住所。把二樓（帶陽臺）分租給我。我現在記不起亭子間住誰了。但那弄堂里，肯定住過什么影劇界人士。我只記得有孫維世。她住在我后面一幢樓。”

在信中，蕭老還頗有感情地寫道：“那時，我幾乎天天在大馬路（注：南京路）大東茶室與巴金、靳以會面。泡上一壺茶，叫上什么點心，可以呆上大半天。有時，孟十還、黃源和黎烈文也去。我們都是由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著譯者。我還帶進楊剛、嚴文井等幾位在我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開始寫作的友人。”“當時的大東茶社既是我們的會議廳，也是文稿的‘交易所’。我經常把收到的一些質量高而篇幅太長的稿子轉給他們編雜志的，他們也隨時將手頭的一些很有前途的新人短稿轉給我。有些，我還再轉給在武漢編《武漢日報》‘文藝’副刊的凌叔華。”

在信里，蕭老還談到了搬離這幢樓的原因：“我是由于在法國國慶日（霞飛路上燈火輝煌）的晚上，從一輛汽車底下救出一只傷貓，帶回家來替它治療并養了下來。一次，它溜到白俄房東太太屋里撒了一泡尿。那房東太太跑到我屋里，大肆咆哮，并逼我要么把貓立刻丟掉，要么立刻搬走。我就搬走了。”其時，恰逢“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不久，蕭乾夫婦“就從環龍路離開上海坐船到內地去了”。蕭乾先生的這封信，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補充了一份非常珍貴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