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小說史學的奠基者，魯迅的《古小說鉤沉》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目下學界對其認識、估價不足，因而有必要加以申述，以期完整、準確地理解魯迅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立場及小說史觀。

《古小說鉤沉》輯錄原則：古今結合與文學立場

1909年8月，魯迅結束日本留學生活回國，開始輯錄散佚的唐前小說；約1911年底基本完成，定名《古小說鉤沉》。1912年2月，魯迅所作《〈古小說鉤沉〉序》刊于《越社叢刊》第一集；《古小說鉤沉》魯迅逝世前未刊印，存遺稿十冊。魯迅手稿存《小說鉤沉目錄》，載三十一種小說，分五集，而《三閑集·魯迅譯著書目》載“《古小說鉤沉》三十六卷（輯周至隋散佚小說）”。學界一般認為，《小說鉤沉目錄》是較早的目錄，約1920年魯迅在北京大學等校講授中國小說史時又補輯五種。顯然，“古小說”是對唐代以前小說的特稱；這一稱謂，凸顯出魯迅對中國小說發展歷史不同階段的精當判斷及獨到見解，初步反映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觀。

先看《古小說鉤沉》收錄小說情況。據《魯迅輯錄古籍叢編》第一卷《古小說鉤沉》，收錄如下：第一集收一種，為《青史子》，為《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著錄者；第二集收六種，為《語林》《郭子》《俗說》《小說》《笑林》《水飾》，為《隋書·經籍志》小說類著錄者，基本是志人小說；第三集收十六種，為《列異傳》、《甄異傳》、《靈鬼志》、《鬼神列傳》、《志怪記》、《古異傳》、《齊諧記》、《幽明錄》、《述異記》、《神錄》、《集靈記》、祖臺之《志怪》、孔氏《志怪》、《冥祥記》（補輯）、《旌異記》（補輯）、劉義慶《宣驗記》（補輯），為《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著錄者，《新唐書·藝文志》改入小說家，均為志怪小說；第四集收二種，為《漢武故事》、屬《隋書·經籍志》舊事類著錄，《妒記》、屬雜傳類著錄；第五集收十一種，為《異聞記》《玄中記》《異林》《神異記》《集異記》《續異記》《錄異傳》《雜鬼神志怪》，曹毗《志怪》、《神怪錄》（補輯）、《祥異記》（補輯），為不見于《隋書·經籍志》與唐志，而見于諸書引用者，均為志怪小說——這是對史志著錄不全的補充。那么，據上述考察可以斷言，魯迅所收“古小說”是依據史志著錄而定，即依據史家著錄時所體現的小說觀而定。不過，《古小說鉤沉》輯錄的古小說，又大致符合今人小說觀要求，即在敘事性、虛構性、形象性等方面初步具備某些現代小說文體要素。如此，可見《古小說鉤沉》輯錄原則是古今結合，即既充分考慮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實際狀況，不完全拋開古人小說觀，又以科學的態度、以今人小說觀厘定小說范圍。古今結合原則，科學地解決了如何取舍中國古代小說這一基本問題，迄今不失其指導意義。譬如，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凡例》（文言卷）稱“本書采取寧寬勿缺的方針，除了著錄文學類的小說作品之外，還將古代主要公私書目著錄的‘小說家類’作品也一概收錄，對于其中非敘事性的作品則在提要正文中加以說明”，正恪守《古小說鉤沉》確立的古今結合原則。

魯迅輯錄《古小說鉤沉》，既堅持古今結合，又堅持中國文學立場。自《漢書·藝文志》以下，歷代史家、目錄學家鄙視小說，至《四庫全書總目》仍將小說囿于“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之說。魯迅第一次從文學角度肯定古小說價值，《古小說鉤沉序》稱：“況乃錄自里巷，為國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則思士之結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華，足以麗爾文明，點綴幽獨，蓋不第為廣視聽之具而止。”指出古小說錄自里巷，表達著民眾的心聲；出于造作，凝結著文士的情致；它不乏想象與幻想，是文學之林的奇葩，而不限于史家所謂“廣視聽之具”。該序立論之新穎，見解之深刻，迥出流俗。受近代西學東漸及社會改革影響，推崇西方文明，崇尚“西學”成為潮流，“以西例律我國小說”大行其道；以西律中，勢必削足適履，難以對中國小說作出全面、客觀的估價。譬如，定一稱“中國小說界，僅有《水滸》《西廂》《紅樓夢》《桃花扇》等一二書執牛耳，實小說界之大不幸也”（光緒三十一年《新小說》第二年第三號）。這與魯迅立足中國小說發展實際狀況，稱揚“古小說”“其在文林，有如舜華”，不啻天壤之別！對于《漢書·藝文志》以下史志著錄的小說，當時也不乏關注，然往往徒增混亂，而無益于小說史建設。譬如，1912年，上海進步書局編印王文濡主編《筆記小說大觀》，收書二百多種，既包括史志著錄的小說家類作品，又有雜史類、雜家類作品，內容蕪雜，而一并置于“筆記小說”名下，顯然失當，從而造成研究的混亂。與《古小說鉤沉》收錄小說之精當、科學相較，高下自現。魯迅輯錄《古小說鉤沉》，不僅為之后撰述《中國小說史略》提供翔實可靠的文獻資料，更重要的，《古小說鉤沉》收錄小說依據與輯錄原則，奠定了《中國小說史略》的基調。

“古小說”在中國小說史地位：“洪筆晚起，此其權輿”

唐前“古小說”在中國小說史中居于怎樣的地位？《古小說鉤沉序》稱：“洪筆晚起，此其權輿。”“權輿”，主要有二義：一表事物起始階段，如《詩經·秦風·權輿》謂“不承權輿”；二指草木萌芽狀態，如《大戴禮記·誥志》謂“百草權輿”。據此而言，魯迅將唐前視為中國小說的起始、萌芽時期，而中國小說成熟期在唐代，其標志性文本即唐傳奇小說。《中國小說史略》稱：“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跡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唐人“始有意為小說”，遂成為不刊之論。

那么，“古小說”何以被視為中國小說起始、萌芽時期作品？唐傳奇小說何以被視為“有意為小說”？這涉及“古小說”、唐傳奇小說撰述方式質的不同問題。“古小說”撰述方式，魯迅概括為“采集”“纂緝”，而非“自造”。《漢書·藝文志》稱小說家“出于稗官”，《中國小說史略》論析：“然稗官者，職惟采集而非創作。”論殷蕓《小說》，稱其“采集群書而成”。論《世說新語》：“然《世說》文字，間或與裴郭二家書所記相同，殆亦猶《幽明錄》《宣驗記》然，乃纂緝舊文，非由自造。”指出志人小說、志怪小說所載，非為撰述者個人杜撰、“自造”。魯迅的論斷，符合這一時期小說撰述的狀況；干寶《搜神記序》稱“考先志于載籍”“收遺逸于當時”“訪行事于故老”，道出當時志怪小說及志人小說流行的寫作模式，這正是“非由自造”的明證。古小說這種撰述方式，導致小說內容間或重復，即同一傳聞故事，不同的撰述者分別載述之。魯迅稱《世說新語》“間或”與《語林》《郭子》“二家書所記相同”，即指這一現象。志怪小說也如此，檢閱《列異傳》《搜神記》《搜神后記》《幽明錄》等，可見同一傳聞故事，每每出現于不同志怪小說集。唐傳奇小說撰述方式則有質的不同，即從“古小說”的“采集”“纂緝”“非由自造”，而走向有意識的“創造”。《中國小說史略》稱唐傳奇小說“則即意識之創造矣”，“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指出傳奇小說是作家自覺虛構的產物，是作家“創造”出來的，作家創作傳奇小說的目的，或寄寓，或娛樂等。據此而論，唐傳奇小說契合今人小說觀，唐人“始有意為小說”——此“小說”當然是今人小說觀之“小說”，而非其他。近年來有學者質疑、否定唐人“始有意為小說”觀點，實是未能系統明了魯迅的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立場與小說史觀。

須強調的是，傳奇小說僅為唐代文言小說之一部分，而非全部。唐代依然有大量志怪小說、志人小說涌現，這些小說基本沿襲“古小說”撰述方式。如此，則唐代文言小說就出現兩種撰述方式并存的態勢，且這一態勢延及后世而更為復雜：一個作家既采“古小說”撰述方式，又采傳奇小說撰述方式，因而一部小說集中乃出現不同撰述方式的作品。茲以蒲松齡創作為例說明，作為文言小說巔峰之作，《聊齋志異》中不乏“采集”“非由自造”的小說。譬如，《赤字》載：“順治乙未冬夜，天上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苕代靖否復議朝冶馳。’”此事《池北偶談》卷二十六亦載，稱“沂莒間皆見之”，其事非蒲松齡、王士禛虛構，乃記見聞。再如，《聊齋志異》中一些小說，來自友朋或他人講述，如《鴝鵒》末注“畢載積先生記”，當是蒲松齡在畢家坐館，館主畢際有講述的故事；《侯靜山》敘高珩家事，當是高珩講給蒲松齡聽的，等等。這一類作品，非蒲松齡個人虛構、杜撰，其撰述方式承自“古小說”。當然，代表《聊齋志異》藝術水平與成就的，是蒲氏精心構撰，寄托著對人生、社會思考，有所寄寓的小說；這一類作品，乃繼承唐傳奇小說撰述方式。紀昀曾批評《聊齋志異》“一書而兼二體”（盛時彥《姑妄聽之》跋），即《聊齋志異》包括“小說”“傳記”兩種體例，指責其體例不純。這自然是皮相之談，實與紀昀不承認傳奇小說的“小說”名分有關，但既指明《聊齋志異》存在“二體”，體例不同，寫法則異，說明紀昀已敏銳地意識到文言小說存在兩種撰述方式這一事實。兩種撰述方式并存始于唐代，非為偶然，乃是唐人“始有意為小說”的必然結果！

作為中國小說史學的奠基者，魯迅輯錄《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撰述《中國小說史略》，這四種著作，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集中于文言小說，一為唐前，一為唐宋，展示了文言小說從起始、萌芽，到成熟的文本；《小說舊聞鈔》則“取關于所謂俗文小說之舊聞，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再版序言》），重在白話小說，首列《大宋宣和遺事》，昭示宋代以后中國小說發展的新方向，即通俗白話小說崛起，輯32種白話小說資料。當然，宋以后文言小說依然不衰，乃輯《剪燈新話》等9種文言小說資料，足見其史識！質言之，魯迅從中國小說發展實際狀況出發，堅持古今結合，堅持文學立場，構建中國小說史話語體系，至今不失其示范作用與啟示意義。

（作者：張慶民，系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