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個人的社會”的緣起及其意義

主體性危機是當下社會危機的核心之一。主體的缺失普遍存在，也直接或間接造成了普遍的抑郁，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催生的痛苦現實，直面這些痛苦，才能對癥下藥，采取社會學、心理學等多種交叉學科的方法，重新發現并試圖根治這些阻礙個體生存和社會發展的病灶。

“一個人的社會”項目發起人李一凡、徐雅珺、劉洋、滿宇等從2015年就開始關注福柯曾經重視的“無名者”（秩序遮蔽者、癥狀壓抑者、自我迷失者），這種關注的目光一直延續到2019年開始的“一個人的社會”項目。該項目發起以來，已經形成一系列的案例檔案。項目參與者以“無知”姿態，采取信任和換位思考的態度，通過互動、交流、溝通、分析、共享等途徑，重新構建言說空間，揭示社會秩序在主體內部的運作的機制以及個體痛苦的根源，希望以此建立真正的理解與聯合，推動對個體的重新認知。

《天涯》從一開始就關注到“一個人的社會”項目對個體生存和社會發展的特殊意義，因此《天涯》2026年第1期“特稿”欄目特別策劃刊發該項目中“父與子”“表演母親”和“寧靜并不寧靜”這三個典型案例檔案，以供大家觀察、思考、參與，同時借此機會呼吁重新認識個體，參與構建良好社會。

今天，我們全文推送唐浩多的《父與子》。

父與子

唐浩多

多年以來，父親使我為之感到痛苦、無奈和憤懣，這些感受是他和我之間纏繞著鄉村宗法、家庭倫理和社會體系根植出來的。一方面，我們六兄妹和母親長期受到他的花樣百出的家庭暴力而身心俱損；另一方面，父親以及宗法倫理對我的思想觀念、行為、生活、工作和婚姻有著直接的影響。從擇學、擇業到婚姻和生育等，父親對我也是干擾不斷。甚至這種干擾不止于我，連同我孩子也遭受過他的家庭暴力。更加引起我恐慌的是我在教育孩子的時候，竟然也無意識地拿起了衣架，這讓我深刻認識到這些癥結的代際傳遞性。在我決定選擇父親作為“一個人的社會”項目的合作對象時，他對母親的家暴仍然持續，直到他去年（2018年）臥病在床都還沒能停止。

我作為一個從小親歷父母的情感危機和來自父親的家庭暴力的人，某些精神創傷或許是永遠無法抹掉的。對“和睦家庭”的美好愿望和父母的家庭爭端，如同兩股角力在我的內心里撕扯。我想盡量去縫合卻不能，我身心交瘁得整個人沒了自己。我害怕不完美，希望他們沒有爭吵，彼此相愛，這是我最大的愿望。當時沒人告訴我婚姻生活也有不完美的時候，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該如何去接納這種不完美。我曾經非常痛苦，為了逃避而常常不回家。我大學畢業后，父親希望我去當一名教師，經過反復考慮后，我妥協了。工作沒幾年，他又開始操心我的婚姻，幾年之后我終于結了婚。現在他又操心著男孫的事，這次我沒有任何顧慮地選擇了不合作。三十幾年來，父親像一個手里拿著鞭子的幽靈，時時跟隨著我。

而作為項目合作的對象，一方面，我們作為父子，有難以切割的親緣關系；另一方面，父親作為家庭暴力的施暴者而我作為受害者，曾經的創傷也還未愈合。我試圖擱置成見和痛苦，嘗試以第三方的視角去和他對話。當不同的身份在我的身體里切換，一度讓我無所適從而陷入泥濘。在項目發起人滿宇和徐雅珺的建議下，我做了“自我言說”的錄音和艱難掙扎，雖然最終逐漸突破了困局，但我依然還是無法坦蕩地面對一切。在我看來那是一道道被我故意掩蓋的傷口，每揭開一次就是一次陣痛。在這兩年的工作過程中，父親的人生經歷和個體遭遇漸漸清晰。他在病床上哭泣著對我說：“一定要生個男孩！”這句早已讓我聽出繭的話再次從他干澀的嘴角里說出，我第一次不覺得反感，并且多了幾分理解。我仿佛穿越時空陪同父親重走了他生命的旅程。

棄養與重生

我的家族是本地小鎮的名門，清末時父親的曾祖父是一名七品校尉，祖父（我的高祖父）是一名百總，民國時其大伯（我的大爺爺）是一名小學校長，二伯（我的二爺爺）是一名黃埔軍校的國軍上尉，其父親則考取了華南師范大學。那時他家里還擁有近百畝土地，如果沒有后來的戰爭和動亂，一家子的生活應該是安穩幸福的。可造化弄人，民國初年，內亂四起，我的高祖父當家時也未能幸免；在國共內戰時，二爺爺在上海被特務暗殺；內戰結束后，曾祖父上交了近百畝土地給政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爺爺沒了公職。從此這個家族走向了貧窮、落寞和政治羈絆。我的大伯和二伯在讀書時出類拔萃（二伯曾考得縣里第二名），但都因為貧窮和種種因素，被迫棄學。父親是在1959年出生（排行老七），當時正遇大饑荒，親祖母患了嚴重的水腫，最終被迫把他寄養給附近的村莊。在那三年里，與父親遭遇同樣命運的嬰兒有一百多名。親祖母本想，寄養到農村里至少還有土地可依賴，可她哪曾想到農民連播種的種子都沒有。后來，養祖母家里不僅沒有足夠的糧食，還餓死了兩個女兒。父親能夠在那樣的情況下存活下來，用養祖母的話說就是天意。

曲折的童年

父親出生時不足兩斤，養母抱不上手，就放在一個小竹籮筐里，所以父親有了第一個外號叫“籮筐儂”（籮筐孩）。由于營養嚴重不足，發育緩慢，到四五歲才真正學會走路。因為情況特殊，自他在襁褓里時就已經引來了異樣的目光。“雞生鴨孵”“薯生芋”“天生禾”“雜種仔”等等，是父親從小聽到大的外號。這些帶有歧視和排外的外號縈繞在父親的耳邊，直至今日。有一次，父親在村集體會議時被一村民調侃為“雜種仔”，要放在“除邪盤”里除出村子，他頓時暴怒，火冒三丈，跑回家中拿出他的自制“三叉戟”要干掉那人，雖然后來被好友們強硬制止，但也可窺見他對這類語言的敏感反應。父親人生中最恐懼的經歷大概是在七歲那年。當時他跟玩伴打架把對方打哭了，對方的父親就拿著一把匕首架到他脖子上，這成為他一生難忘的回憶。距此三十多年后，父親與這家子又爆發了沖突。發生口角后，他們父子三人提著刀闖入我家門找父親算賬，當時父親沒在家里。父親回來得知此事后提著刀子要去報復，被母親拼死抱住不放，意外才算避免。父親經歷過類似的事情有許許多多，直至今日父親還在認為全村都與他為敵。父親的性格敏感、易怒、多疑，時時刻刻都在防范著他人。

受寵萬分與不適的責任

父親被領入唐家后，成了家中唯一的男孩。加上他來之不易的生命，父母姐妹對他萬分寵愛。在同伴們都要為家里分擔家務的時候，他仍然過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這種“貧窮少爺”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他十九歲結婚為止。成家的重擔與他稚嫩的肩膀形成極大反差，在同伴都投入家庭奮斗時，他卻常常耍脾氣甩掉鋤頭悶聲大睡。父親對于婚姻和家庭在行動和心理上似乎都沒做好準備，過去的習慣還沒扭轉就馬上步入婚姻家庭的生活。稚嫩的身體和意志無法應付剛性的生活。這種無力感使得他更加消極應對，他常常喜于接受他人對他的接濟，甚至不羞于向親人討錢過生活，特別是跟生母相認之后。“人生得幾久？不要做太苦！”這是他常常掛在嘴邊的話。

“逃學最爽，自由！”

“為家族續后，為家庭建房，為兒子成婚”是當地男子的三大人生目標，這個古老觀念至今依然占據著主流。父親對求學沒有遠大目標，小學沒畢業就輟學游蕩于鄉野間。規則、責任、理想、道德和文明等，這些話題都不曾在他孩提時涉獵過。“逃學最爽，自由！”這是父親在當年求學時最直接的感受。

當父親結婚生子提著犁頭的時候，他的同伴有的考取了大學而脫離了農村生活。此時父親開始才發現，要想脫離農村唯有讀書。父親與生母相認后，了解到他的身世和家族史，對身份又有了另一個自我認同。這些因素導致父親開始深刻反思命運和讀書之間的關系。結果是，他把希望投射到我們身上。我讀小學時，他為了我能更好地讀書曾“擇塾三地”。我被迫離開父母，寄讀于離家幾十公里遠的姑姑家里，成為一名“寄讀兒童”，那年我七歲。這段經歷給我留下了許多的癥狀，如今還無法與父母親昵，有時候我特別羨慕那些能與父母親密無間的人。直到不久前父親臥病在床，為了協助父親上廁所，我才被迫第一次觸摸到父親那陌生尷尬的手。

開放的情欲和壓迫的婚姻

當地的男女戀愛大多通過一種叫“調聲”的歌舞形式作為媒介來建立關系。男女十幾歲開始就遠離家庭，來到眾籌自建的集體大宿舍生活，男宿舍叫“后生哥窿”，女宿舍叫“女窿”，分域而居。大宿舍是男女青年自由奔放的生活和成長之地。他們互相交流和學習，“窿”成為他們認知社會、生活、愛情和性的地方，它彌補了家庭和學校在這方面的缺失。青年男女通過集體邀約（叫捎大窿），由一村的男方邀請另一村的女方到本村來舉行集體的“調聲”篝火歌舞會，會后男女便開始自由活動，大多在后半夜就是盡男女之事了。偶有對不上眼的女子，有的趁夜淺趕路回村，有的則被幾個青年男子合力扛進獨屋里，被迫與心儀她的男子共度一夜，按現在，把每一個畫面定格下來都可作為性侵證據。

貞操在這里是不存在的概念，青年男女旺盛的情欲在這里得到極好的宣泄和放縱。另一個方面，這種戀愛方式成為對“父母主婚”現實的抵抗，也是面對傳統父權體系壓迫下的短暫逃逸方式。

父親和母親在婚前都有自己心儀的對象，但是在那個“父母主婚”觀念嚴重的年代，他們都被迫回到這個“軌道”上。男娶女嫁，選擇的對象皆由父母或者長輩做主，不可反抗。偶有一些勇敢的情侶違抗父命，也是等于宣告斷絕了父女關系（一般是女方跑往男方家里）。父親曾向其養父母提出反對這場婚姻，當養母擲出一句：“我領你來養是讓你來捉弄我的嗎？”父親從此不敢再提，也注定了他不斷掙扎的一生。

首個孩子，眾人生

“首個孩子，眾人生。”這是當地流傳的一句話，它是“自由戀愛”和“父母主婚”兩種矛盾關系的“后遺癥結”。迫于父母之命，雙方雖然各自結婚，但彼此仍會保持個人的私密來往關系。這個特殊過渡期的存在，一是由于彼此還很陌生，需要一個磨合期；二是由于各自的戀人還有割不斷的戀情糾纏。所以，雙方結婚后并沒有立馬同居，而是有一到三年的過渡期。這段特殊的過渡期成了個別女子婚外孕的直接成因。據說，有些女子還特別縱情，懷的時候也分不清楚誰才是孩子的父親，所以說是“首個孩子，眾人生”。那位婚外之子，雖然名義上還是被接納的，但是家庭的芥蒂之心還是不可避免，所以“首個孩子”往往也不受家庭成員疼愛。

父親和母親結婚后，第三年才正式同居，第四個年頭才生了我。父親是個有極強父權意識的人，他為母親對他的情感猜疑了一輩子，曾經多次的家庭爭端也都因此而起。父親曾對我說：“一開始我也懷疑你不是我的小孩，但是你長大后越來越像我，我覺得不可能不是。”

山藥不吃叉叉爛

“山藥不吃叉叉爛”是當地男人間流行的一句鄙語，意思是說人往往會把想得到但得不到的東西（山藥）毀壞掉（叉叉爛）。這種觀念，呈現出人的自我毀滅的抵抗方式，也突顯了人對某種事物的絕對控制。

父親曾有幾次脾氣爆發摔破罐子，點火要把我們家的房子燒了。如果沒有鄰居的阻攔，不知道現在的老宅還在不在。父親必然是渴望擁有一個美好家庭的人，可是他做出的很多舉動是在毀滅這個家。我曾因為他的這些舉動號啕大哭，下跪勸求。下跪的一瞬間我看見一絲善意掠過他兇煞的眼神，他把準備抽打我的鞭子收了回去。我明白他的氣不在我的身上。“我要是真的燒，誰也攔不住！”這句話給出了他的答案。

離開

父親十五歲正式與生母相認，原生家庭給他恢復了“身份”，族譜上也正式寫上他的鐘姓名字。原生家庭“耀眼”的歷史，使他多了幾分自信。他常常在村子里跟別人講述原生家庭那些“輝煌”的家族史。對于過往的美好追憶和現實的境遇使得父親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你一定要離開這里！”這是父親常常跟我說的話。

在一次閑聊中，他躺在病床上哀嘆：“我應該回去中和才對，是村爹村媽壞，不給我回去！”

父親不是一個努力掙錢的人，在母親和我們眼里他是一個懶人。“你爸是全西邊村最懶的人！”這是許多村里人對他的評價。從我上中學開始，父親就開始到處借款，到了我大學也是靠親戚籌資和銀行貸款，那時連伙食費也常常寄不來……而如今，我兩個女兒開始讀幼兒園時，我同樣也湊不出報名費。我頓時感覺到我和父親走在了同一條老路上，同一條貧窮的道路上，我成為“窮二代”。

“練武是為了不受他人欺負”

父親身體弱小，從小就缺乏安全感，他學武術屬于一種自我保護。十七歲那年他偶然拾得一本“武術書籍”，便一發不可收拾，常常半夜三更起來練習。父親不僅練就了一身武功，還會設計和制作武器。習武讓父親找回了自信，特別是在針對外村的群體斗毆中，表現得非常勇猛，總是沖鋒上陣。當地農村民風彪悍，家族宗派觀念濃厚，不同姓氏宗族的矛盾呈世仇化，現在的矛盾從明清甚至更久遠的時代就已經形成。矛盾雙方會把仇恨延續幾代人，所以這種緊急狀態隨時都有可能爆發出來。這種世仇的矛盾，村子想要保持戰斗實力，必須要有勇士。

父親總是喜歡在村集體的利益上沖在前頭，也一度因集體事件而被刑事拘留。父親年輕時成為九個村莊的主要聯絡人之一。在那個通信不發達的年代，聯絡人的工作極其重要。在兩族群之間發生武斗時，父親需要負責聯絡各村成員來商討對策和進行支援。當斗毆發生命案時，全族群人都要上繳一定費用給那些出生入死的人當安置費，或用于潛逃或用于安撫家眷。父親也會成為收集費用和管理財務的人員之一。為了提高村里年輕隊伍的戰斗力，父親還聯系了武術教練，在村里開設武堂。當年在父親的帶領下，我也親自參加了那個武術團，習武的畫面還歷歷在目。

父親的膽量、武術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得到村子里的人的認可和尊重，他找到了些許的位置。父親當初“習武是為了不受別人欺負”，最終卻由防范變成了應用，并以此獲得了存在感。

話癆

父親還有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特別喜歡與人聊天，所以他還有一個外號就是“寬口佬”，就是“話癆”的意思。從前，家里外廳總是坐滿人，互相聊天消遣，話題大多是一些無關緊要的事。父親性情爽朗熱情、幽默風趣，說起笑話來，總惹得眾人笑得臉仰腳翻。不僅成年人喜歡跟他聊天，青少年也很喜歡過來，因此他的“聊友”不分男女老幼。父親也是害怕孤獨的，曾經他到省城住過一段時間，可是沒幾天就受不了跑回老家，他說：“沒人聊天，孤單！”

住院期間，家里十多位同伴兄弟組團過來看望他，他瞬間心情舒暢、眉飛嘴翹，爽朗的談笑聲隔著幾間病房都能聽到。“今天你們來，我的病好了很多，聊天真爽！”他高興著說。

本來我這個人不賭博

父親除了武術，還嗜好賭博。從年輕時起，他對臺球、撲克牌、骰子、骨牌和麻將等，樣樣皆通。后來海南“白小姐”經營私彩，父親像瘋了似的整夜研究“打碼”，一頭心思扎進了他的彩票夢。剛開的小飯館也全權交給了服務員管理，最后因經營不善被迫關閉。他極其癡迷賭博，即使我們匯給他的生活費在一場賭博中輸光，他也毫不在意。甚至，有時候為了拿到賭資他還會偷母親藏起的家用錢或變賣家禽、家電。

父親所謂的“不舒服”指的就是他和母親的婚姻，他很在意母親有過的戀情，他希望娶一個純情的女子。“我領你來養是讓你來捉弄我的嗎？”這句話宣告父親和母親都成了“父母主婚”的犧牲品。可是在這個父權體系中，母親沒有話語權，父親則擁有特權，他可以公開地釋放他的情緒，而不用承擔輿論指責。母親對于他的家庭暴力只能忍氣吞聲，遭受著雙重或多重的壓迫。

可是暴力是危險和被譴責的，并不能讓父親完全宣泄他的情緒。而賭博中持續的刺激能轉移他的情緒和癥狀，父親對此也產生了依賴。“賭一賭，心里舒服些！”這成了父親合理化賭癮的理由。

嚴父是他要尋找的家庭位置?

由于賭博，家庭理財權和家庭經濟地位讓渡給了母親，母親扛起沉重的鐵犁，擔起家庭生計的重任。小到家庭衛生，大到一年的農作計劃，大多由母親負責，在兒女眼中母親的形象大多是充滿力量和感動的。家庭地位的喪失使得父親更加失落和焦慮，每當他和母親有爭執時，我們的態度一旦倒向母親，他便大發雷霆。

“你們六個孩子，全部都相信你媽，不相信我！”父親常常抱怨道。

父親需要找到他的家庭地位，而能夠大顯身手的便是在對子女的教育上，特別是把我們培養成大學生，成了他一生的炫耀。

“她說我沒什么用，可我培養多儂成了大學生！”這是父親在一次毆打母親之后說出的話。

“你們幾個兒女有今天，都是我打出來的！”父親常常得意地說。

問及為什么他要用暴力來教育我們，他回答：“我七歲的時候因偷了家里錢，后被我爹狠打一頓，從此我不敢偷家里半毛錢。我記住了這個事，所以用到你們身上。”

父親的家暴形式是花樣百出的，他說：“這樣做你們才怕，才有效果。”但同時他也反對那種危及生命的暴力，他批評那位為教育孩子而用鐮刀割孩子脖子的父親。“這哪里是為了教育孩子，這是要害孩子的命！”

奮斗

為了提高生活水平，父親也嘗試過很多工作，化工廠工人、縫紉師、廚師、水手、家畜養殖員、彩票講師、中藥師、三輪摩托司機、農場工人、城市農民工，小飯館老板、沙場老板……樣樣都做了嘗試，可是卻都沒有成功。有的是工廠倒閉，有的是身體不允許，有的是收益小，有的是自身堅持不住，有的是沒有資本……唯一讓他堅持一生的就是賭博和彩票。

在他人生的最后階段，許多東西悄然發生了轉變。2017年，他迷戀了二十多年的彩票被他自行放棄了。他說：“這些東西都是騙人的，有些東西命中注定，你要是運氣好不用猜（研究）也會中的。”

來自族譜、碑文、靈牌、家產和祭祀的焦慮

當地流傳著一首關于上族譜的童謠：“黑么是墨白是紙，黑墨不得上宗祠，黑墨不比紅墨養，他人罵作雜種兒。”父親被領養到村子后，由于不是有唐氏血緣的后人，一開始是不能上族譜的，后來得到旁親的許可方可把名字用紅色墨水正式寫在族譜里。關于名字上族譜的事有俗定：一般來說，領養、帶嫁和婚外孕等這些非親緣關系的孩子是不允許上族譜的，即使允許上那也是黑色的名字。父親能夠以紅色的名字入譜，說明家族對他及其養父是非常照顧的。雖然如此，但父親還是為我和弟弟擔憂，因為我們兩個都還沒有生男孩，而眼看就快要更新族譜了，女孩是絕對不能入族譜的。

除了入男不入女，在內容上也是如此。碑文的書寫格式里有名為“顯”的書寫內容，只允許本家學位或官位最高的一名或兩名，其他則不上“顯”。父親在病房里說起他那位因女兒被拒絕上碑而哭泣的病友，都略顯激動：“哭？晚了！”

在家產方面也是傳男不傳女。如果父母都過世后，其女兒并不能繼承家產（主要包括土地和房產），而由旁親的男丁來繼承。父親對此也頗為焦慮：“你不生男孩，你有再多的錢，建多高的樓有什么用？還不是要給外人！”

哭泣的暴力狂

我見到的父親的第一次哭泣是在我高三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當晚，他不顧我的反對買了一掛特大的鞭炮，爆炸聲響徹整個村子的夜晚。他意在向他人宣告他的成功，在燈光的映射下我看見他默默地擦拭著眼淚。我當時也并不明白，原來父親背負著很重的包袱。父親第二次號啕大哭是在他生母去世的那天，他趴在靈柩上泣涕喪哭了半個時辰之久，向生母訴說他的委屈、感慨和思念。第三次是與同堂大伯爭吵，當時因小事引發口角，雙方情緒失控，大伯倒出了埋藏許久的怨水，并要斷絕和父親的關系。父親聽后當場淚崩，其大伯可是接納他上族譜、小時候給他阿膠得以保命的恩人。

最近看見他哭泣時他已是一個被診斷為尿毒癥患者。有一次，我帶著女兒去病房看他，他望著兩位孫女，操心起我的生活和婚姻，說著說著突然潸然淚下。我當時也頗覺尷尬。“我很少哭的，不是觸及我內心的事我不哭。”父親解釋說。

他最后一次哭泣時，已病入膏肓，身上插著各種做血透、腹透和肺部引流的管子。他塞給我倆女兒二百塊錢，這是來看望他的人留給他的。我見狀堅決給他推了回去，可不一會，他身子顫抖起來哽咽著說：“唔……要吧！去買件衣服穿！”他干癟褶皺的皮膚貼著瘦骨頭，伸手的動作緩慢而無力。我沒再拒絕他，我知道他體諒到我窘迫的生活，也知道這或許是當下他最可能做到的事情了。他抓住小女的小手，久久不愿放下。此時，他的眼神已不再斜視，眼睛里透出自然原始而干凈的目光，這次他沒提男孫的事。

后記

2019年8月6日凌晨4點，父親離世。雖然我早有心理準備，但還是覺得很突然。入殮當晚，他的生前好伙伴（也曾是我兒時好友）過來吊喪，說起了我曾經很想了解但最終沒敢問的關于“偷盜”的事件。當時這件事情在村子里傳得比較廣，村民對父親也多有微詞，但現在看來算是一個誤會。事情經過是這樣的：鄰村有幾個慣于在附近偷盜的少年偷了幾臺電視機，其中有一臺是父親本村好伙伴的，父親在不知情下，參與“銷贓”。正當他要搬走電視機的時候被本村人瞧到了，事情由此傳開，大家都認為是他偷了電視機。事情傳到我們耳中，頓時覺得羞愧難當，也難以理解。今天聽到事情的真相，我稍感些許欣慰。同時，我也深深地感到愧疚：一是因為我再沒機會向父親了解更多的真實情況；二是過去對他的不信任（所有的猜想都是傷害）所造成的傷害也是無法彌補的。

父親說，他是全村的仇人。確實，父親生前口無遮攔，冒犯了不少人。可是他為什么想要成為全村的仇人呢？今天父親走了，我想，成為敵人是他為了更徹底地離開吧！

【作者簡介：唐浩多，藝術家，現居海口。無墻幼兒園發起人，海南無墻藝術公期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