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13日，上海的英文報紙《大陸報》（The China Press），發表了一條有關旅居日本的辜鴻銘的新聞報道，其中談到已經旅日三年之久的辜鴻銘，即將返回中國。而對于辜鴻銘結束在日本社會的巡回講演，以及在大東文化學院的研究講學，返回中國的原因，公開的說法是邀請方遇到了經濟上的困難。而《大陸報》在這一說法之外，還提到了另一種在社會上流傳的“謠言”，那就是當時的日本社會，已經不再需要像辜鴻銘這樣一位有著奇怪的保守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觀點的中國著名學者，來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服務了。

事實上，無論是在日本期間，抑或是從日本到臺灣探親訪問期間，辜鴻銘都注意到了當時日本社會日趨明顯的“軍國化”，以及對于臺灣的殖民統治的種種現實。對于這些，辜鴻銘盡管并沒有公開地、直接地予以指明和批評，但他亦確確實實地表現出過憂慮，這一點，就連負責接待他講學的日本人亦都感覺到了。所以，辜鴻銘一方面仍在公開地宣稱，中國古代一些優良文化傳統，在日本得以保存和延續，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日本需要警惕軍國化的傾向。

而當辜鴻銘的上述憂慮越來越沉重的時候，回國就成了他唯一之選擇。在此之前辜鴻銘還曾一度有過在日本或臺灣終老的打算——失去在北京大學的教職，無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精神上，對于辜鴻銘的打擊都是顯而易見的，只是他一直很少公開地袒露出來，僅偶爾在寫給他的愛丁堡大學的老校友、曾經出任英國駐威海衛最高行政長官的駱任廷的信札中提到過。

重新回到北京的辜鴻銘，顯然已經處于病痛的糾纏折磨之中——他之前甚至一度被謠傳已經去世。盡管如此，在1927年的12月17日，亦就是從日本回到中國半年之后，病重之中的辜鴻銘接受北京大學的邀請，在北大廿九周年紀念活動上，發表了一次公開講演。這次講演，應該也是辜鴻銘一生當中的最后一次公開講演。僅僅4個月之后，辜鴻銘就因病不治而去世了。

對于辜鴻銘的這最后一次公開講演，應該說新聞媒介還是予以了重視的，《益世報》《大公報》等報紙在當天及翌日都作了報道。最早對該項活動進行報道的，是天津的《益世報》：

京大文科理科及法科第二院，均系前北京大學改組。本日為前北大成立之紀念日，文科當局為節省經費起見，不欲多所鋪張，只約各名流到校講演，藉宏啟迪。其講演人氏及題目撮志如左：

《何為教育》，辜鴻銘講演

《中國今后之學術界》，顧維鈞講演

《東西洋人種及文明源流之異同》，胡汝麟講演

《英文文學之概要》，羅文仲講演。

與《益世報》只是報道紀念日活動消息有所不同，第二天的《大公報》則對辜鴻銘前日演講的具體內容予以了簡要介紹：

昨日為北大二十九周年紀念，并未舉行慶祝會。僅有學長胡仁源邀請名人演講。茲將復旦社所紀辜鴻銘氏講《何為教育》照錄如下：

現在有人分中國為新中國舊中國，吾確系一舊中國人。學問之道，無所謂新舊，只有真偽之分。求學之法，重在學而不重在教。諸位現受大學教育，將來目的，不僅為吃飯，要重在做人做事。

所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者何？乃個人極端闡發內心至誠之謂；新民即改良社會之意。以個人內心之美德，謀社會之改良，然后方臻于至善。

查東西文明，自有歷史以來，即互相映照，至為明顯。如中國之夏商周，歐洲之埃及猶太希臘經過之時期，先后亦莫不相同。諸位對于史學，尤須留意。但中國人之缺點，向犯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病，故遇事之分辨力薄弱異常。深望諸位本此博學強國、敦行不怠之旨做去，將來自可養成有禮義廉恥之人，決不至受若何欺騙云云。

是日《大公報》所載，僅節錄辜鴻銘一人之講演內容概要，這也顯示出辜鴻銘的社會聲譽及社會影響力仍在這一事實。而同日《益世報》，基本上亦照錄了復旦社的上述速記，并無其他增補。所不同者，就是當日《益世報》在辜鴻銘講演內容之前，還描繪了講演臺上的辜鴻銘“形象”：

文科于下午三時，在該科風雨操場舉行講演會。首由辜鴻銘講演。辜氏為七十老翁，精神矍鑠，演說時間，用柔脆之英語交雜其中。

這段文字，讀來令人不免生疑。大概該文記者不僅未曾到場聽講，甚至對于辜鴻銘當時的身體健康狀態，亦不甚了解。相比之下，12月28日《大公報》上面發表的另一篇有關辜鴻銘在北大最后一次演講的相關報道，其中對于當時辜鴻銘身體情狀之描寫，似乎要更為可信一些：

（辜鴻銘）仍是平日服裝，只是左右多了兩個扶掖他的人。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羸弱了。走上講臺也要人扶掖。在座有劉哲、胡仁源及許多教授。他岸然坐在中央，經劉、胡介紹之后，他脫下風帽，露出蒼白頭發。慢慢站起來，兩手扶住桌案，開始講演了。

不過，上述描寫，盡管看上去似更可信一些，不過其中亦多少帶有一些記者的想象，講臺之上的辜鴻銘的“岸然”，看上去亦實在讓人心中為之捏一把汗。

無論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這次講演，既是辜鴻銘離開北大之后再次來到北大的最后一次講演，也是辜鴻銘一生當中的最后一次公開講演。而此次邀請辜鴻銘再次回到北大來講演者，應該就是當初最早延聘辜鴻銘來北大任教的時任校長胡仁源。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當年在北大英文門的同事胡適，被薦舉為上海的中國公學校長之后，首次到校視事。其日記中有一段文字，表現出當時胡適對于這一職任比較悲觀的態度，“雖然受了很熱烈的歡迎，我細看校中狀況，很難有辦法。最難的是經濟方面”。胡適不是行政方面的人才，至少在此方面并無突出的特長及表現。而胡適對于接任自己的母校中國公學校長一職的前途顯然并不看好，他對此所做的解釋亦甚為有趣：

我太靦腆，不配應付這個民族里的人。沈從文的小說（《舊夢》）里一個女人說：“你放痞一點，你就成功了。”我不能“痞”，也不想成功。

寫這段日記的胡適，絕對不會想到，一個真正不痞的人，也是胡適在北京大學英文門的同事和論敵的辜鴻銘，是在這一天因肺炎在北京去世。第二天，也就是5月1日，胡適當日日記中記錄了辜鴻銘病逝的消息，這也是胡適當日的唯一一條記錄：

辜湯生先生死了。此老對我雖表示反對，然相見時卻總是很客氣的。他盡管嬉笑怒罵，也還不失為一個“君子”人。他的著作里最崇拜“君子”一個字，死后我這樣評論他，似乎不失為平允。

曾經的論敵死了，胡適日記中給予了在他自己看來“不失為平允”的評價，當然這也顯示出了胡適的“君子”之風，至少沒有痛打落水狗。不過，當胡適給辜鴻銘如此之蓋棺論定的時候，不知道是否亦曾想起近十年前因為一紙學生的舉報，而將辜鴻銘從北大除名的那一“事件”。對于胡適在此“事件”中是否扮演過什么角色，辜鴻銘和胡適這兩個當事之人后來都沒有聲張，更沒有相互指責，表現得都有“君子”之風。

只是辜鴻銘在失去北大的教職之后，生命中最后十年并無穩定的經濟收入，為了養家糊口，幾乎是在疲于奔命當中度過的，也真正成了他戲仿孔子的那句話所說的，自己成了一個“東西南北之人”，也就是所謂居無定所、惶惶如喪家之犬的人。

盡管如此，辜鴻銘并沒有去學“痞”，最終亦沒有淪落成為一個“痞子”。這一點，不知道胡適平允地將辜鴻銘視為一位“君子”的時候，他腦子里是否亦想到過這一點。

更讓人多少有些意料不到的是，在辜鴻銘重返北大講演當年的3月28日，胡適日記中摘錄了他寫給湯爾和的一封信札中的一段，茲抄錄如下：

我實在不能做管理學校的事，尤不愿服侍今日的學生老爺們。……將來胡子白了的時候也許肯出來做幾年校長，現在只想趁精力未衰的時候，努力多做點有益工作，不應該浪費精神去做性所不近的事業。

這封信札中所說的“管理學校的事”，是湯爾和勸說胡適出任清華校長，而胡適寫信力辭。只是信中所提到的那一句“尤不愿服侍今日的學生老爺們”，讀來讓人不免有些今夕何夕之感——當初辜鴻銘亦就是因為一封北大學生的舉報信，而不得不離開北大講臺，而學生舉報的理由之一，就是辜鴻銘在課堂上教得少，閑話多。對此，辜鴻銘在北大的最后一次講演之中仍毫不掩飾地表明，“求學之法，重在學而不是重在教”。

至于辜鴻銘的這一觀點究竟是否正確，見仁見智。不過有一點亦可以肯定，那就是辜鴻銘并沒有悖離自己對于教學的認識理解，而這一立場及主張，一直到他在北大的最后一次講演中，依然堅持宣講了出來。

倒是胡適大概未曾預料到，當初他曾經寄予厚望的青年學生，近十年之后風流云轉，卻變成了他眼睛里的“學生老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