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沒亮，王檻靠著炕沿又在講他的夢。

他說：“一群孩子，身上披掛五谷，頭上生出藤蔓。他們拉我的衣袖，扯我的衣襟，纏磨了我一宿。”

王檻住東屋，我住西屋。他像魚一樣游進堂屋的時候，我就醒了。堂屋沒有一件發亮的擺設，王檻還是被黑暗絆住，停留了片刻。

十歲那年，村里的風言風語吹進我的耳朵，說我與王檻、郄進芳兩口子沒有丁點血緣關系。那以后，我再沒有真心真意地叫過他們爹和娘。當著外人，躲不過，我嘴上叫了，心里卻默念他們的名字各十遍。那一刻，我靈魂出竅，心無旁騖。為此，我撞過南墻，摔過跟頭，有一次還險些掉進河里。

聽一位阿爾茨海默癥患者說著不著邊際的話，我并不驚訝。老輩人惜地，散落在村內的大小地塊都有名字，好像輕輕一聲喚，土地的精靈就會破土而出。王檻說過，他爺爺年輕的時候在地主家做長工，每年看秋，看過玉米、高粱、大豆。有一年，看的是紅薯。他爺爺愛喝酒，葫蘆里灌的是燒鍋的酒稍，每晚就著清風明月下酒。一次睡到后半夜，迷迷糊糊中聽到咕咚咕咚的吞咽聲，他爺爺悄悄起身，看到月光下一個光屁股小孩正抱著他的酒葫蘆喝得香甜。喝完了，搖搖晃晃走幾步，一跳，沒了蹤影。一壺酒，每人一半，夜夜如此，直到霜降。那年，紅薯大獲豐收。只是，煮熟的紅薯有股濃烈的酒香。那段時間，地主家的人和牲口都昏昏欲睡。王檻對我說過，對著土地，別罵娘。

屋里沒開燈，燈繩斷了。

我趴在炕上，三月的晨風吹著葦席印在我后背的紋路。葦席是郄進芳編的。她活著的時候就愛編席。睡在她編的葦席上，我就像只螞蟻睡在一片樹葉上，在河里飄飄蕩蕩。如今，這感覺依然沒變。

“孩子是不是有六個？叫作榆樹臺、柳樹溝、羊角彎、東河岸、西河岸、沙灘？”

“嗯。”

“它們是不是都是‘地’字輩的？”

“嗯。”

“還有塊地叫上寺，你怎么忘了？那是咱們舊三隊的體己地。那塊地要建光伏電站了。地都征了，每畝地八萬塊錢。二十五畝地，二百萬。舊三隊十五戶人家，八十三口人，分地的時候怎么就少了咱一家？當時咱家五口人，能分一畝半地。當時你是隊長，你說是為啥？”

往常，話到這兒也就斷了，我們坐等窗外的鳥鳴把我們從沉默中打撈上來。晨曦中，墻上的掛歷落滿了灰塵。

那天，王檻的嘴里卻突然蹦出三個字：云溪寺。接著又說：“云溪寺的老和尚愛收干兒。門口有副對聯‘座上泥佛陀，檻外真菩薩’。每收一個干兒，就給干兒對聯上的一個字。”說到這里，王檻笑了兩聲：“輪到我就叫了檻。大年初一去給老和尚拜年，上聯東，下聯西，老和尚居中坐。那時候，你奶奶常把頭梳得溜光，倒騰著一雙小腳，穿過村外的楊柳林，一頭扎進云溪寺。為這，沒少挨你爺爺打。”

我說：“說說地的事。”

王檻說：“前兩天，我還去寺里給老和尚磕頭。云溪寺的香火不斷，同天上的云彩連在一起。老和尚嘆息說，五字聯不好，要是七字聯就好了，就能多收幾個干兒。”王檻確診阿爾茨海默癥后，一位年輕的醫生曾對我說過，這種病就是記憶的明燈在逐盞熄滅。只是，關于上寺那塊地，他記憶的明燈過早熄滅了。

我用這句話不止一次搪塞過李彩虹。我回村后，每晚我們都會通話。她半是無奈，半是脅迫地說：“房主說再等我們兩天，就兩天啊。再不交錢，房子就賣給別人了。”我們的兒子王通在市里的一家車企上班，普通工人，車間擰螺絲。處了幾個對象，都要求市里有房。可動輒百萬的房價就是現實丟給我的一個白眼。看了一套二手房，房主急著出手，房價壓到每平方米七千。小區的位置和房屋的布局都不差。電話那頭，李彩虹的嗓子又啞了。她十天有九天這樣。

我還用這句話搪塞過村書記王輝。不過，他不吃這一套，瞪著眼，說：“七天公示期。七天之內你拿不出證據，等公示期到了，征地款馬上打到戶主的卡里。到時候，你說啥都是白搭。”王輝是我沒出五服的哥哥，頭戴兩頂烏紗帽。

二

我去商店買鹽，路過王輝家門口，被院墻外一棵盛開的梨樹吸引。我懷疑王檻就是被這一樹的白蠱惑，才嘴里嚷著，下雪了，下雪了，把一袋鹽撒得滿院都是。王輝端著碗，蹲在門口，問：“我叔最近怎么樣？”我說：“老樣子。這幾天，夜里蘸著月光磨鐮刀。邊磨邊說，小麥都枯秸了，也沒人收。我怕鐮刀傷到別人，也傷到他，就做了一把木頭的，他照磨不誤。白天，滿世界找生產隊的那口鐘。”王輝說：“還別說，那口鐘還真是好物件。以前，掛在云溪寺。后來，文物部門征集文物，上交了。我叔精明了一輩子，卻給你丟下一本糊涂賬。我讓你去找的人，你找了嗎？”我說：“還沒去。”王輝把筷子橫在碗上，伸出三根粗短的手指，在我眼前晃晃，說：“還剩三天。”

王輝讓我找的人是王紅旗。我嘴上說沒去，其實，我已經見過王紅旗一面。當初，王檻是隊長，王紅旗是會計，兩個人關系密切，配合默契。在我模糊的記憶里，我還在記工桌上撒過一泡尿。王紅旗抖落著記工簿，嘴里直罵娘。一些事，王檻忘了，王紅旗也許還記得。王紅旗的老伴去世后，他跟隨唯一的女兒王英去了縣城，很少與村里人聯系。

王輝給了我一個他女兒的電話號碼，說：“我也是好奇，分地的時候，我叔為啥不給自己留一畝三分地？”我糾正說：“不是一畝三分，是一畝半。”

照著電話號碼打過去，對方問清我是誰，還叫了我一聲哥。雖然多年沒見，聽聲音是王英沒錯。王英小時候啃玉米秸稈，嘬里面的甜水，被秸稈傷了嗓子，后來說話嗓音沙啞。當我提出要和王紅旗見面，過了好久，電話那頭才說：“我爹歲數大了，說話不著三，不著四。哥，我明白你的意思。地的事你放心，只要別人同意退，我們不說二話。我和你妹夫剛坐上火車，要去張家口打工。”

我說：“叔是當事人，我就想問叔一句話，當初分地，怎么偏偏就少了我們家？”王英沒說別的，告訴我一個地址。掛電話前，那邊傳過來幾聲低沉的汽笛聲。

王紅旗住在城北的養老院。

我到的時候，已經快晌午了。那是一棟坐北朝南的灰色三層建筑，黑色的鐵藝圍欄上還掛著成串的紅燈籠。只是，經歷了幾個月的風吹日曬，色澤黯淡。我在門衛室登記，門衛說：“最近來看望老王的人還真不少。”登記完，已經看到老人們陸陸續續往院東邊的食堂走。院子當中的木長椅上，還坐著幾個人在曬太陽。一位女護工對他們喊：“叔叔、伯伯去吃飯了。”幾個人慢悠悠站起來，其中一個頭發花白，瘦高個兒，雖然駝背，卻格外出挑。那人就是王紅旗。

午飯王紅旗沒在食堂吃。他指著我對那個女護工說：“我侄子來看我，我們外邊吃。”女護工說：“又是侄子？”王紅旗像個孩子一樣，沖我擠擠眼。女護工扭頭看我，我點了點頭。

三

離門口不遠，有個小飯館。

菜是王紅旗點的，紅燒肉、糖醋魚、白斬雞、板鴨、雞蛋湯妥妥的國宴標準。王紅旗又要了半斤白酒，菜還沒上，已經喝了二兩。我不喝酒，只能看。王紅旗遺憾地說：“王檻在就好了。他酒量好。郄進芳也能喝。”我知道王檻好酒，卻從沒見郄進芳端過酒杯。王紅旗說：“里面都挺好，就是沒酒喝，還不讓吃肉，人不吃肉哪來的勁兒？你小子今天算陪我過年了。”王紅旗吃著肉，喝著酒，還不時盯著我看。我說：“叔，看啥？”王紅旗咂吧著嘴，說：“還別說，你的眉眼同郄進芳還真有幾分相似。”

有多久沒人提起郄進芳了？

活著的時候，郄進芳怕熱，畏寒。每年，從驚蟄到小滿，是她一年當中最為愜意的一段時光。她站在花樹下，眼神少女般嬌羞，就連說話的腔調也柳絲般綿軟。那段時間，就算我把天捅出窟窿，插在花瓶里的雞毛撣子也不會落到我身上。接近芒種，我能明顯感覺到她的焦灼、不安。她把蒲扇遮在頭頂，依然感嘆陽光如刀。到霜降，郄進芳就像霜打的茄子。整個冬季，她蜷縮在炕上冬眠。郄進芳在四季的夾縫里茍延殘喘，五十歲便耗盡心力。

王紅旗說：“按理說，郄進芳條件一般，怎么也輪不到她出風頭。可郄進芳身上有股子虎勁兒。男人身上有虎勁兒沒啥，可生在女人身上就不同了。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氣。”

郄進芳年輕的時候唱過樣板戲，演鐵梅。聽人們說，郄進芳站在舞臺上，紅燈一舉，臺下掌聲雷動。不過，從我記事起，沒聽郄進芳唱過一句。郄進芳有臺收音機，喜歡聽相聲。別人聽相聲為了樂，郄進芳卻從來不樂。

我說：“叔，說說地的事吧。”

王紅旗說：“云溪寺，云溪寺，一寺占兩村地。后來，寺毀僧散，花溝村和咱村各拆了一半。花溝村蓋了學校，輩輩出人才。當時，花溝村的書記就是你舅舅。咱村蓋了戲樓，鑼鼓鏘鏘，輩輩出小丑。”說完，瞥了我一眼。

我說：“叔，看你說的。”

王紅旗說：“寺沒了，地空了出來。你舅舅說云溪寺的地契在他手里，土地歸花溝村。到底有沒有，誰也沒見過。為了爭奪那塊地，兩村互不相讓，打過幾次架，各有損傷，咱村多了個拐子，花溝村多了個聾子。”

王紅旗喝口酒，接著說：“那年冬天，你舅舅再次召集人馬，進攻上寺。咱村的書記是王虎，愛看戲的那個家伙。其實，他不是愛看戲，是愛看女戲子。他當著全體社員表態，哪個生產隊奪回地，地就歸哪個生產隊，村里一分地不要。一隊二隊生產隊長，聽完一聲沒吭，拍拍屁股走了，社員們也散了。只剩下王檻。第二天，王檻扛著犁，拉著黑騾子就去了上寺。花溝的人在東邊犁地，王檻套上牲口在西邊下地。王檻說，黑騾子真是頭好牲口，四蹄撒開，犁后就翻起土浪。那股子土腥味，真是好聞。一犁沒到頭，花溝村的人把他團團圍住。一個愣頭青，手里揮著鐮刀，只一下，就把黑騾子的前腿砍斷了。黑騾子撲通一聲栽到地上，騰起一陣兒煙。王檻蹲下身，摸了摸黑騾子的頭，他說在黑騾子的眼里看見了自己的影兒。”

……

全文請閱讀《當代人》2026年第1期

【作者：崔丙剛，河北阜平人，小說見于《長城》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