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荒蕪很著迷。廢墟、長滿爬山虎的空屋、野草叢生的無人公路，都可以激起我內(nèi)心平靜甚至近乎快樂的一種感情。也許是靈魂偏愛一些衰頹的事物，所以我的小說，大多是有些悲哀的。應(yīng)該還有種“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的宿命感。

但我喜歡的荒蕪，并非死氣沉沉。它們只是缺乏人跡，卻充斥著其他生命。最多的是草木——畢竟“荒”和“蕪”，都是草字頂頭。有一次，我在成都某個還算熱鬧的地鐵站外面，看見花壇里爬滿了葎草，洋洋灑灑，翠色撲人。它們并不是市政建設(shè)圖鑒中的觀賞綠植，純粹就是野生。風(fēng)吹來了種子，鳥兒拉下了種子，就綠火一樣四處蔓延，難以殺滅。它們瞬間把我拉入一個微型荒蕪。在那兒出神地盯了許久，好像被這種頑強、蠻橫的生命力浸了一身青。

所以，我的小說里有荒蕪，也有荒蕪里蓬勃迸發(fā)的生命力。我一并歌頌它們。

到了《修月人》里，廢墟就是月亮與長安城，那些殺不死的葎草，就是兩位主角：王嬋和許永新。

在說她們之前，我要先說說這篇小說的核心設(shè)定。它來自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里記載的一則故事：太和年間，鄭仁本的表弟與一位王姓秀才到嵩山游玩，因境遠地偏，迷失了歸路。天黑之際，他們發(fā)現(xiàn)一個白衣人在密林中睡覺，便把他叫醒，想問問路。白衣人自稱是負責(zé)修鑿月亮的八萬二千戶人之一，并向他們解釋了月亮的構(gòu)成和月影的由來。他從包袱里拿出斧鑿等工具，以及兩團玉屑飯，將飯送給二人，說吃了可以一生無病。最后，他為他們指明了下山道路，便消失了蹤影。

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白衣人說：“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shù)。”他言之鑿鑿，說月亮是由七寶合成——所謂七寶，即佛教所說的七種珍寶：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硨磲、瑪瑙。他還說自己是八萬二千戶修月人之一。斧鑿等工具，更證明了他的身份。

這個故事，我記了好幾年。修月亮，多浪漫，又多荒蕪的一件事啊。只要想想，仿佛就被一種寥廓的荒涼籠罩了，遍體清瑩。他們是如何修月的？八萬二千戶，又是什么人？是誰組織他們來修月？這些神秘而悠遠的問題，我想寫出來，嘗試解答。但我沒有急著去想象它們，而是把這顆種子埋在心里，等它們與合適的人物以及更多材料不謀而合，慢慢衍化、生發(fā)……最終才有了這篇《修月人》。

如我這般喜愛荒蕪的人，大概都不太親信宏大敘事。那些光鮮、齊整、雄偉的建筑，讓我敬而遠之。我寫的故事，也經(jīng)常從很小的角度切入：一叢苔蘚、一個黯淡的月亮、一座看不見月亮的茅屋。但我把《修月人》的故事置于一個宏大的衰世之下：安史之亂后，月亮漸漸消失了光芒，不再出現(xiàn)于夜空，唐肅宗試圖撫平世界與子民巨大的創(chuàng)傷，為帝國重新注入靈魂，修復(fù)人們、也修復(fù)他自己的信念。于是，他興起了“修月”工程。它耗費巨資，征用萬民，用七寶去裝飾、修補月亮——一個無法觸及的象征。他的這項舉措，雖說有浪漫的成分在，但更多是關(guān)于權(quán)力和遺忘：想用一種燦爛的懸想來掩蓋破碎的王國，千瘡百孔的現(xiàn)實。在這個無月、無神、甚至無主的世界中，它光輝耀眼，被賦予了巨大的意義，幾乎可以稱為一座宏偉的“紀念碑”。

當(dāng)然，你也明白，我并不想歌頌紀念碑。我只是利用小說家的春秋筆法，拿這種帝王意志，去解構(gòu)《酉陽雜俎》里的神秘主義，把“修月人”這個設(shè)定落實到人間，給我兩位堅韌的主角——王嬋和許永新——提供牢固的舞臺。

王嬋，她被時代裹挾，是亂世中底層女性的縮影，她的性格由責(zé)任、忍耐與務(wù)實鑄成。她在戰(zhàn)亂中失去了丈夫，努力贍養(yǎng)寡母幼女。她以生存為唯一目標(biāo)，對“修月”工程沒有浪漫幻想，只視為“換了種形式的種田”，這是她的消解，也是她的處世智慧。即使身體隨月亮的消失而枯竭，她也用漠然的態(tài)度來面對，將全部力量用于活下去。她的堅韌是長期的忍耐與無聲的承受。幸存即勝利。

而許永新，她的存在，則是一場與現(xiàn)實的錯位。她曾是開元年間一曲千金的宮廷歌姬，是盛唐繁華的片光零羽，后因戰(zhàn)亂淪為平康坊卑屑妓。這是一場殘酷、沉重的跌墜，她不能完全消化這種落差，內(nèi)心也由此處于冰炭交煎之中。她去修月，不為生存，而為獲取自由。她把荒涼的月亮當(dāng)作精神避難所，仍奢侈地保持藝術(shù)家的眼光，從貧瘠荒寒中發(fā)現(xiàn)她所珍視的美。她的堅韌是一種決絕的反抗——寧愿自我放逐，也不向屈辱與桎梏低頭。

我描寫她們的時候，參考了許多書目：陳弱水《隱蔽的光景：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高世瑜《唐代婦女》，鄭志敏《唐妓探微》，張國剛《唐代家庭與社會》……借此努力重塑一個她們可能經(jīng)歷的時代，試圖觸摸她們的呼吸與心靈。她們不僅是兩種身份、兩種生活的象征，也代表著我內(nèi)心兩種面對荒誕的反抗方式：王嬋樸素、隱忍，在現(xiàn)實廢墟中重建意義，屬于每一個在苦難中掙扎的普通人；許永新則是絢爛、悲劇的藝術(shù)家，在理想廢墟中焚盡自己。

為了讓她們的生存哲學(xué)碰撞得更為合理、激烈，我把她們放到了月亮上。失去光芒的月亮。這個真空的環(huán)境，這個培養(yǎng)皿。它遠離長安，遠離世俗等級，遠離苦難的日常。身份被剝離。它與神話與傳說接近，也與真實更為接近。她們在這片極致的荒蕪中，建立了私密、脆弱，卻又無比堅韌的友誼，野草一般的友誼。兩顆孤獨的心靈慢慢靠近，最終跨越鴻溝，給予彼此同情與理解。我相信人們的心靈，無論怎樣迥異的心靈，都會有這樣的同情與理解。就像馬丁·布伯在《我和你》中說的：“所有的真實生活，都是相遇。”王嬋和許永新，也在月亮上相遇了。

這個故事的結(jié)局，我終究還是將“荒蕪”美學(xué)一以貫之：月亮毀滅了，沒有因為肅宗濫用七寶來修補便重復(fù)光明，沒有在修月這樁西西弗斯推石般徒勞的大工中變得完滿，而是徹底破碎了。宏偉而空洞的政治奇觀，肅宗努力修建的這座紀念碑，終究坍塌了。它無法真正拯救任何人，也無法修復(fù)真正的創(chuàng)傷。但是，在月亮毀滅之后，仍然剩下了一些碎片，它們承載著微小的記憶、溫暖的意義、情感共鳴的瞬間……永遠留存在廢墟里，留存在那無主的世界里。這是我為她們建造的“反紀念碑”。

當(dāng)月亮死去，當(dāng)許永新追隨月亮一起死去，她奔向她極力追求的自由，仿佛什么都沒有留下，仿佛從來沒有存在過。然而，王嬋抓住了她和月亮的碎片，抓住了她們之間那最微弱、也最明亮的閃爍——這就是我要銘刻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