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四育同志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堅決擁護和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動上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他銳意進取，努力工作，為熱河省、承德地區的解放事業，在教育、體育、科技、外事、僑務等各個領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光明磊落，胸襟坦蕩，艱苦樸素，誠懇待人，作風正派，廉潔奉公，在群眾和親友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嚴于律己，以身作則，言傳身教，嚴管厚愛，為黨培養了很多優秀的干部和人才。離休后，陳四育同志仍然十分關心承德的改革和各項事業的發展，衷心擁護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對黨、對祖國、對人民、對承德事業的未來始終充滿信心?！?/p>

上面這段話，是父親去世后，他所工作服務的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給出的正式組織結論的一部分。之所以引用這段話，一個顯在的原因，是有一點小小的榮譽心在起作用，因為我相信，盡管這段話包含著一定的公文色彩，但這肯定是父親非常在意或者特別看重的話，我還深切相信，他能從這些文字中感受到寶貴的真情實意。我無權因私廢公而不讓他知道組織是這樣鄭重其事評價他的。除了前述這個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確實不知道怎么描述父親，就只能先立人設，如此“狐假虎威”一下了。

當然，可能還有一些原因是難以準確地說出的——我一直在努力回憶他的一生，并試圖以此去理解一個時代及為之勤勉工作的人。但我發現，要做到這一點并不很容易。那些屬于他們個人的信息相當遙遠也相當零碎，在輪廓分明軌跡沉重的大時代車轍下，他們的個人性被隱匿或者被碾壓了，似乎只有一副“老干部”的刻板面容。我不能說這種“刻板面容”與他們完全無關，由于年代、環境和受教育程度的關系，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很有可能都會顯得古板、單調、例行公事乃至性情枯燥乏味。在我記憶中，父親從沒跟我開過任何玩笑，也沒單獨帶我出去玩耍過。與他這一代“老干部”中的絕大多數人一樣，他們的一生其實是平淡無奇的，只是一直忙于工作。但與此同時，類似“光明磊落，胸襟坦蕩，艱苦樸素，誠懇待人，作風正派，廉潔奉公，嚴于律己，以身作則”這樣的評價，也并非可以將其視之為刻板公文而輕率地一略而過。這個不僅是面對他個人而做出的評語，在含有某種可以理解的溢美之外，其實正深刻烙印著一代人及一代父親沉重真實而有所掙扎的靈魂。這讓我再次記起魯迅先生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的名言：“自己背著因襲的重負，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魯迅先生對于理想父親所發出的期待與訴求，迄今已經百年，它還有效嗎？人們真的做到了嗎？同理，我們在父輩身上看到的一切，有多少是真實的，又有多少是被遮蔽被扭曲的？

父親一九三一年生人，一九四七年參加工作。在投身革命前，他上過一年私塾，后來在日本侵占東北時期的“亡國奴教育”體系下學過一點日語和其他功課。但他真正有意義的教育過程，是他在熱（河）遼（寧）中學參加工作之后完成的。其實熱遼中學主要不是學歷教育，其任務是熱遼十八分區土改工作團為配合東北主戰場培養干部而開設的。隨后他轉到熱河省凌源中學，在學校里擔任學生會主席，在熱河省平泉師范學校擔任團委書記。新中國建立后，他轉入熱河省教育廳工作，一九六〇年代，他較長時間擔任承德地區共青團委主要負責工作。進入新時期后，他先后在體委、地震局、科委、外旅僑辦公室等單位任職，直至一九九一年離休。從這些履歷可知，他一生都服務于教育、青年、體育、科學技術和對外交流部門，是非常典型的“文化干部”。他的名字曾經讓很多人感到奇怪難解，其實他原名陳仕鈺，工作之后自己根據諧音改成了陳四育——德智體美，聽起來很有新意也很別致巧思。但這名字又仿佛是一個象征或者像一個讖語決定了他的命運，因為按照新中國教育的新道德尺度，德智體美四字后是有一個“勞”的，即德智體美勞。而他一生，大約距離“勞”這個范疇很遠，從未參與過真正涉及民生關切的實務工作。關于這一點，他在世時，我們從未就此交流過，不知道他對此是否感到困擾或者遺憾。以我的觀察和理解，他似乎是安之若素無甚波瀾的。這當然可以解釋為服從組織分配，黨讓干啥就干啥。但今天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甚至，如果我可以冒昧加以評價的話，這個經歷對他的世界觀和人生閱歷似乎都有一些若隱若現的限制影響。

某種意義上，父親是一個平和刻板、情緒穩定的人，很少發脾氣，但也很少跟人深入交流。用今天的概念說，他是個性格色彩很不強烈的人，也不太會給他人“提供情緒價值”。我在中學青春期叛逆的那幾年學會了抽煙，他得知后非常意外和生氣，但我不記得他為此采取過什么嚴厲懲罰措施，大約就是搞了幾次“誡勉談話”，在我痛心疾首表示不再“學壞”之后，他讓我寫了“保證書”就輕輕放過了我。這也許在客觀上成了某種縱容，以至于我現在還沒有改掉這個毛病。他最擅長的就是讓我寫保證書，仿佛保證書有什么魔力一般，這也印證了他其實并無過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從小學到中學，我寫了無數檢討書保證書，除了極少數是被學校老師懲罰外，絕大部分都是他命令我寫的。讓我難堪的是，這些檢討保證書必須貼在家里醒目的地方，以便讓來串門的小伙伴都能看到。甚至還有一次，我在家里犯了什么莫名其妙的“錯誤”，他讓我寫出保證書后次日帶到學校交給班主任當眾朗讀。這太奇葩了，實在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莫非他認為這樣做能有利于我“痛改前非”？我當時真是羞愧難當，甚至有些惱羞成怒，又不敢當面抵制，只能寫下來。但我也不會愚蠢到真的交上去自取其辱。好在那之后他未追問過結果，事情也就這么不了了之了。后來我養成了得過且過、能混就混的不良習慣，不知道是不是他這種教育方式所導致。

仔細回想起來，我真正惹到他發怒、也是傷害他最重的一次，是我考入大學后不久。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正是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大好時光，我留起了文藝青年的長發，還買了一件港臺明星樣式的上衣。暑假回家他看到我宛如看到了怪物，大為驚愕和惱怒，嚴令我剪掉長發不得再穿奇裝異服。我跟他爭辯幾句后，他匆忙上班，臨走下了死命令——他下班回家必須要看到我“像個正經人”一樣。我那時正值思想解放真理在手，決心抗爭到底。晚上他下班回來看我依然還是那副鬼樣子后，大光其火。但他并不擅長做新形勢下的思想工作，最后只能訴諸父權。母親在邊上勸了他又轉過來勸我，糾纏了一段時間后，我的耐心沒了，又倍感委屈，悲劇感油然升起，于是沖進房間拿出一把剪刀說，好，我剪！然后當著他的面咔嚓咔嚓剪下了大把頭發。這個過分輕浮的出格動作顯然是他沒有料到的，甚至是超出他的生活經驗和倫常尺度的，他跌坐在椅子上指著我說，你，唉……場面的激烈和尷尬把母親嚇壞了，她撲過來對我連打帶罵，其實是假打真拉，拖我進了另一個房間，生怕我們再起什么沖突。父親坐在那里長久沒有再說一個字，應該是受傷很重。而我在做出那些動作的一瞬間就后悔了，并不敢出門看父親一眼，也不知道該怎么收場。但我知道，從那一刻起，我們的關系就變了，再也回不到從前。巴金在《家》中寫了覺慧反抗高老太爺的命令，大膽愛上家里丫鬟鳴鳳，這種崇高感和悲劇感不僅在思想道德上沖鋒陷陣，更在美學意義上潤物無聲。從“五四”到一九八〇年代再到今天，新舊道德之間的沖突并不總是嚴肅正大和事關國體國格的，很多時候也有我這類無厘頭形式。當自命為“新”的事物涌現時，往往都是睥睨天下熱血沸騰的，但魯迅先生往往擔心這熱血會被人拿去蘸了饅頭。強調太陽底下無新事，固然有著犬儒主義的聰慧和怯懦，但歷史的辯證也時時在警醒著我們：一百年后，他們與我們之間，似乎仍然不是那么涇渭分明。

匆匆掃過父親的一生，他的性格和做人做事風格之間，并不具有文學意識形態所塑造的那種典型性。他嚴肅但不嚴厲，溫和但不溫暖，規矩很多但并不執著，有一些參加革命后領悟到的理念，但并不豐富。他基本上只看《人民日報》和央視新聞，晚年才迷上戲曲頻道，每天必看“空中劇場”。十年“文革”中他跟著形勢燒過家里一批書籍，也反對我讀他不能理解與接受的書，但他一直教導和督促我練習書法，并找來《蘭亭集序》讓我臨摹，我的書法底子就是那時他給我打下的。他從不臧否人物，對于人與生活的“好與壞”，在革命準則之外他似乎還有一些說不清楚的冗余。這樣一個恪守中庸之道而四平八穩的人，卻是地直機關籃球隊的主力前鋒，乒乓球也是一把好手。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后承德地區受災也相當嚴重，他被調任地震局當局長，每天出現場跑調研。一九八〇年代中后期，他在擔任外辦主任和旅游局長時，參與推動了著名的金山嶺長城項目調研和開發，今天金山嶺的壯麗輝煌應該有他些微的貢獻。到了晚年他酷愛看地圖，在我自駕考察北緯四十度沿線回來后，他都會與我交流，并且打開地圖指點著說，“我知道你到了哪里”，神情不無得意。

父親和他這一代人，處于舊秩序舊道德土崩瓦解、新社會新道德全面重建的歷史夾縫之中，應該是困難重重的一代人。在革命信仰和儒家理念之間，在做一個革命者和做一個“好人”之間，他們畢生都在致力于一種平衡，并恪守著一種隱秘的德性。他擔心我抽煙“學壞”，他反對我像個“不正經”的人那樣留長發穿奇裝異服，種種貌似古板守舊不近人情的主張，都在一種傳統君子之風觀念中得到了解釋。我以為，這是父親他們整整一代人最偉大也最辛苦的修行。

“君子”這事，實在重大且縹緲。所謂“君子不器”“君子不爭”“君子固窮”“君子喻于義”“君子之交淡如水”等等，都是大題目大作為。但在中國兩千年的道德實踐里，又往往表現得四分五裂眾說紛紜。在最壞的時候，這個概念很容易跟偽善者或迂腐不通庶務的空談混淆在一起。今天的社會轉型與歷史變遷，仍然讓這些道德困難保持著巨大的壓力，并且變化了形貌與方式，需要我們去識別和承擔，一如魯迅先生當年的強烈吁求“背著因襲的重負，肩住了黑暗的閘門”。

我們是否還有能力有意愿做一個現代君子？跟父輩們比起來，我們是做得更好了還是更差了？至少，我們有沒有保護好那些隱秘的德性光輝？要回答這些話題，一點都不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