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檢測畫琺瑯壺

2020年5月13日，那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下午，至今卻仍能清晰地浮現在我眼前。正在文物醫院實驗室整理實驗報告的我被通知去文物點交室，這有點反常，因為大部分來到文物醫院的文物要先進行修復性保護，也就是根據方案由專門的修復師對其進行保養或修復，像這樣直接點交到我們實驗室的情況還是第一次，這就像一個人去醫院不先看病，卻先掛了一個化驗科的號。

一系列手續辦完，我終于見到了這位奇怪的“病人”，而且并不是一位，而是四位。它們是四把金屬胎畫琺瑯壺，外觀上極為相似，乍一看如同四胞胎，圓角四方的壺身，通身用黃色畫琺瑯打底，四面開光里裝飾的都是各色的菊花紋樣，壺嘴、壺把、壺蓋也是一樣的裝飾。我一眼就認出來了，《故宮博物院院刊》上剛刊登的一篇文章主角就是它們。翻開其中一把壺的壺底，果然，在壺底不起眼的角落，有一個用紅色琺瑯料書寫的人名——“Coteau”，這是18世紀法國知名的畫琺瑯工匠的簽名，就是這條線索，證明了故宮館藏的皇家畫琺瑯中居然還有外國制作品。今天這把在學術界頗為矚目的畫琺瑯壺為何專門送到實驗室來，還一同帶來了另外三把極為相似的器物？我再一抬頭，看到護送它們來的正是撰寫上述文章的故宮博物院器物部王翯老師，看來事情肯定不簡單。

破 冰

果然，實驗室這次接到的是一項頗具挑戰性的任務。器物部送來的這四把壺不僅外觀相似，壺底的落款也均為乾隆年制，而他們的目標是想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找出這四把壺到底有什么區別。目標雖然有些寬泛，但行內人都明白，這是個考驗。畫琺瑯作為一種在康熙時期才由歐洲傳入中國的技術，在幾代清朝皇帝的引導下，發動國家機器的主導力量，迅速完成了技術的本土化，并對景德鎮等地的釉上彩瓷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整個技術發展的過程中，皇室一直將頂級的畫琺瑯器物視為宮廷禁臠，民間少有接觸，這與元明兩朝掐絲琺瑯只在宮廷中使用的情況相似。對于研究者而言，這就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即研究資料的來源相對有限，只有宮廷造辦處的檔案和其他陳設檔案記載可供參考，民間記錄幾不可察。就像這四把琺瑯壺，造辦處檔案中確實有明確的入賬信息，如造辦處《活計檔》中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一月十二日《記事錄》有記：“員外郎四德、五德將粵海關送到……銅胎法（今作琺）瑯方鹵銚一件、銅胎法瑯杯盤一分……以上共計十件……”類似這樣提到畫琺瑯壺的記錄還有至少3處，并且還有記載，乾隆皇帝曾下令廣州粵海關按照已有的模型，定期上貢一些復制品。他毫不避諱自己向先代圣祖、世宗兩代皇帝致敬的意圖，不斷模仿前代制造的同樣款式。因此，同樣的畫琺瑯壺在清宮收藏中至少有6把。想把這些相似的器物區分開來，尤其是和檔案記載一一對應，對傳統博物館工作人員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

現在挑戰來到了我們這邊，除了面對學術上的問題，如何獲取文物保管與研究專家的信任，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萍紖⑴c文化遺產保護是近年來行業發展的趨勢，新材料、新方法、新設備在文物修復過程中的應用已經有很多科技感十足的成功案例，但真正要介入文物斷代與價值評估，專家們的顧慮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被打消的。在這一古老而神秘的領域，幾百萬元的設備并不一定比幾十年的專家經驗更讓人信服，自宋代伊始的金石學自有其沉淀了近千年的歷史，科學技術如果拿不出真正有效的證據，就可能陷入嘩眾取寵而被人詬病的尷尬情境。

還好，研究的突破在點交后的第二天就產生了。

研 究

四把壺的分析檢測被列入實驗室最高級別項目，所有的分析檢測設備排期都要優先滿足它們的檢測需求。按照連夜做出的研究方案，我們對四把壺的金屬胎體先進行了元素成分檢測，這樣的檢測工作與常規的科學檢測不同，因為存在很大的限制，不能對文物造成損傷是首要前提。正常的取樣在文物研究中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所有的檢測都強調在無損的情況下進行，實驗室利用X射線熒光光譜技術得到了四把壺的金屬成分結果。結果顯示其中三把壺都是紅銅做胎后在表面再鎏了一層金，而那把被證明是法國工匠制作的壺其實是一把純金的壺，檔案中關于其銅胎的記載將被改寫。

效率和成果都得到了認可。負責這次文物研究項目的同事干脆不走了，每次檢測都全程在場。成分分析結束，緊接著就利用拉曼光譜儀，對各類不同顏色的釉料進行檢測，以判斷這些釉料是否有不同的物相。通過分析得到光譜，剛被證實是金胎的壺再一次體現了其特殊之處。畫琺瑯在制作過程中有一道重要的工藝步驟，俗稱打底，即在金屬胎體上涂刷一層白色釉料作為底色，燒制后方便后續的上色，檢測發現那把法國畫琺瑯壺使用的是二氧化錫作為白色釉料的主成分，這也是歐洲典型的技術特征，之前關于“Coteau”簽名的推斷得到進一步證實，這把壺不僅是Coteau繪制的，使用的也是歐洲的原材料——它源于歐洲的證據又增加了一條。而另外三把壺使用的是俗稱為玻璃白或砷白的白料，中國本土特征一覽無余。

文物表面的材料信息采集基本完成，四把壺的差異發現了不少，可是真正能判斷年代的最有效信息卻仍未出現。珍貴文物調出庫房的機會寶貴，不止我，整個實驗室都不想就此放棄。于是，這四把壺作為VIP客戶，將由文物醫院里最大的也是預約排期最滿的設備——X射線CT，做一個全身透視檢測，一微米一微米地檢查壺內肉眼看不見的地方，找找是否還有什么隱藏的信息。從X射線構建的三維透視圖中，可以清晰看到四把壺的構造是不同的。金胎壺仍然與眾不同，它的壺嘴和壺柄是通過銷釘連接到預先固定在壺身上的突榫上，而其他幾把銅胎本土壺的壺嘴和壺柄則是直接焊接在壺身上的。這些明顯的特征被發現之后，就是漫長的掃描和檢查，CT成像的參數不斷調整變換，掃描區域一個個被排除，直到逐層掃描進行到了壺蓋的部分，有趣的信息浮現了。

突 破

當X射線CT逐層構建掃描到了壺頸部時，CT特有的灰度圖像上出現了一些規則的圖案，隱隱約約好像一個字母。這時再把壺拿出來仔細檢查才發現，在特定角度的反光下，能看到壺蓋內側一個不起眼的角落有幾個小小的刻痕。我立刻在實驗室的激光共聚焦顯微鏡下放大這個微小的區域，屏幕上出現的圖像讓人感到疑惑，這是三個不規則排列的圖案：一個是明顯的字母“U”，但是頭上還頂著一個皇冠；第二個像是一個中國結，左右對稱；第三個非常不清楚，但好像是三個字母和一個皇冠圍繞著中心的一個圓點排列，三個字母只能模糊認出是“J.D.D”。這些符號太小了，刻線比蚊子腿還細，而且都藏在壺蓋內側的角落，難怪很難被發現。

研究工作的重點轉向對三個符號的破譯。通過查閱大量文獻，我終于在一篇法國研究專家Christopher Ginter的文章中找到關于這三個符號的記載，原來這幾個特殊的符號是法國金匠協會在巴黎地區通行的符號，都是通過協會特定的驗證之后加蓋的印章。中國結形狀的符號代表金飾品已經交了稅，“J.D.D”字母是制作這個金器的工匠的名字縮寫，而加了皇冠的字母代表純度合格，而且每年更換一個字母，字母“U”恰好只在1783年使用過，因此可以判斷，這件金胎的琺瑯壺是1783年在法國巴黎生產的。

解 謎

至此，至少清楚了其中一把壺的產地和準確年代，也明確了另外三把壺由中國生產，大概率是廣州粵海關按照乾隆皇帝的命令制作的。但更多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這把法國生產的畫琺瑯壺是怎么跑到紫禁城的？為什么和其他皇家收藏品一起被專門配匣收藏？故宮收藏品中是否還有其他相似來源的琺瑯器物？其實，發現法國生產的畫琺瑯并不稀奇，畫琺瑯技術雖然起源于意大利，但在15世紀左右，法國的利摩日就成為歐洲著名的畫琺瑯藝術中心之一，誕生了不少大家，創制了無數的琺瑯藝術品，所以這些器物傳入中國并不奇怪。結合清宮造辦處檔案來回看這段歷史，可以發現這一形制琺瑯壺進入清宮收藏前后，還有不少詳細的附加檔案記錄，將這些散落在不同時間、地點，由不同職屬的不同個體記錄的歷史片段收攏在一起，可以拼湊出一段被淹沒的歷史故事。前文提及乾隆皇帝曾多次下令重復制作相同的琺瑯壺，而在1776年一道圣旨傳出大內，斥責近期廣州制作器物不夠精美，并專門要求下一批包括琺瑯壺在內的器物不要廣州琺瑯，而要“洋琺瑯”。以此為諭旨起點，一段橫跨紫禁城和凡爾賽宮的歷史徐徐展開。據首位法國駐廣州領事弗朗索瓦·德·沃克蘭在書信中的記載，這批要求必須是洋琺瑯的器物包括畫琺瑯壺在內共有10件，是為崇慶皇太后專門定制的。而廣州當地的中國官員與法國官員交涉后，法方將這一任務交由當時主營中法貿易的商人德羅邊具體負責。1777年，他帶著皇帝交辦的器物的模型和期許回到了法國，中間經歷了美國獨立戰爭導致的中法貿易斷絕，直到1783年這一訂單才最終完成。1784年，琺瑯器被送到中國，于紫禁城內務府點查入庫，最終被收藏于故宮寧壽宮。

順著這一條歷史線索可以得出結論，乾隆下訂單制作的那批器物，除了琺瑯壺，其余的幾件也是在法國生產制造的。按照這件琺瑯壺研究中總結得到的形制、款識和原材料特征，果然在曾經的紫禁城皇家收藏文物中將這批獨特的西洋制造琺瑯器物全部篩選出來，并且和檔案一一對應。至此，這樁謎案終于得以破解。

這次研究讓這幾把琺瑯壺的身世之謎有了初步的答案。沒想到的是，這也讓這把壺再次火了一把。在2024年中法建交60周年之際，故宮博物院與法國凡爾賽宮舉辦聯合展覽，這把壺與其他來自法國Coteau大師的琺瑯作品一同陳列展出。時隔多年，它見到了來自海外的遠親，這段跨越百年的緣分成為古代中國國際文化交流史的有力佐證。

（作者系故宮博物院文保標準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