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戰題材創作的龐大陣容里，溫燕霞長篇小說《破陣子》可謂異軍突起。它的別開生面，首先在于跳出了人們對這類創作的慣常認知，作品以文化抗戰為核心主題，鋪展了抗戰時期桂林文化工作者在黨的引領下開展英勇斗爭的圖景。作者能擇取并深耕這一題材，更彰顯出其獨到的創作眼光。

1938年至1944年的桂林，處于極為特殊的歷史環境：這里雖屢遭日軍空襲，卻屬抗戰大后方；雖是國統區，卻設立了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軍閥勢力，表面上與中國共產黨保持合作關系，暗中則多有提防；同時，這一時期大批知名文人云集于此，郭沫若、夏衍、巴金、豐子愷、歐陽予倩等都曾在此生活創作，將桂林的文化氛圍與文化影響力推向鼎盛。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破陣子》成功塑造出另一類抗日英雄群像：桂林的文化工作者們辦報刊、開書局、印傳單、組織文藝演出、轉運文化物資，以宣傳為武器奮起反擊侵略者，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也讓桂林這座抗戰文化城為更多世人所熟知。小說中的這支文化抗戰力量雖未直接與日寇兵刃相接，卻有著抵得上千軍萬馬的精神力量；他們在無聲處鑄就的不朽功績，也經由這部文學作品得到了生動的詮釋與展現。

小說的主人公并非名人，而是扎根基層的文化人，其中有謝云深、月籠紗、張松韻等人。他們秉持社會良知，在山河破碎的危局中挺身而出、擔當大義，為抗戰作出了杰出貢獻。謝云深創辦的《吼聲報》擁有數以萬計的訂戶，月籠紗帶領的新聲劇團、好孩子劇團演出達170余場，張松韻經營的書店傳播了大量進步書籍。武漢淪陷后，風靡全國的抗戰報刊與圖書，大約有80%源自桂林。倘若說抗日戰爭的歷史勝利，源于全社會的全方位立體動員，那么這群基層文化人，便在其中默默扛起了屬于自己的一份責任。他們自覺且勇敢，是真正的民族精英，自登場起便贏得了讀者的敬重。

人物塑造是小說創作的關鍵。溫燕霞擅長在復雜的人物關系中刻畫人物，以情感紐帶串聯情節，展現人物性格的復雜側面。書中，謝云深與月籠紗已是夫妻，二人的關系從開篇到結尾，始終扣人心弦。月籠紗本是為擺脫羅列的糾纏才嫁給謝云深，二人約定可隨時解除這場名義上的婚姻。謝云深雖心生愛慕，平日里卻只能與她相敬如賓。這般相處狀態，難免讓讀者始終牽腸掛肚，想要知曉他們的最終結局。在后續的文化救亡運動中，二人彼此傾力相助，在朝夕相伴中了解到對方的品性，更深感彼此志同道合，最終成為心意相通的同志與夫妻。月籠紗終于將自己的枕頭，真正鋪在了屬于二人的婚床上。這樣的情節設置頗為巧妙，作者深入描摹二人的愛情糾葛，讓故事形成強烈的戲劇張力，又在夫妻相處的點滴間襯映出民族危亡之際的人生大節，讀者也在不知不覺的情節追尋中，真切感受到了那個特殊時代的濃厚氛圍。陳星漢與張松韻這對夫婦也值得一提。陳星漢是知名出版家、黨的地下工作者，也是引領張松韻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二人攜手經營書店，推廣大量革命書籍，原本琴瑟和鳴。然而，殘酷的斗爭環境，讓夫妻之間產生了隔閡與分歧。張松韻發現丈夫疑似有出賣同志的行為后，對陳星漢時刻保持警惕，二人因此貌合神離。這一極具張力的情節設計，讓讀者不由得時刻關注后續發展。此后，歷經曲折的求證，真相終于水落石出：陳星漢曾遭日諜設計騙服迷幻藥，致使記憶受損、精神失常，方才做出這些無心之舉，其內心也始終備受煎熬。最終陳星漢英勇犧牲，張松韻也陷入無盡的悔痛。這對夫婦的經歷極為深切地反映出，抗日戰爭時期復雜的生死較量時刻考驗著革命者的奉獻精神，既給讀者帶來強烈的心靈震撼，也讓人由衷敬仰這對文化人對理想的堅守。

《破陣子》的另一大亮點，在于懸念式人物的設置。小說中諸多人物的面目并不明朗，一時難以讓人看透，引得讀者心生諸多疑問，也顯著增強了作品的吸引力。當然，這樣的寫法也與作品中各類社會矛盾暗藏、隨時可能激化的時代背景相契合。小說中最充滿懸念的人物當屬表面上身為國民黨上尉秘書的“唐虎”。他在“行營”負責教育、出版、文藝等方面的工作，常與謝云深等人打交道。令人詫異的是，他的相貌與謝云深早已犧牲的兄長謝白水極為相似，但他卻聲稱與謝家毫無淵源。“唐虎”實為中共地下黨員，周遭滿是猜忌的目光，還需不斷躲避特務部門的懷疑，暗中開展諸多工作：助力解封《吼聲報》與星漢書店，將共產黨的游擊戰、持久戰理論融入桂系軍隊的日常操典，發揮了非同尋常的作用。直至小說結尾，作家才揭開謎底：他本名并非“唐虎”，而是謝白水。當初被安葬的是一位與他長相相似的烈士。為完成使命，他長期隱姓埋名，與親人咫尺天涯、不得相認。作者埋下的諸多伏筆，讓這位文化戰線上的關鍵人物備受讀者關注，也塑造出地下工作者隱忍堅毅的獨特形象。王俊曾任派出所所長，因貪腐案被捕，主動請纓奔赴前線抗擊日寇，在戰場上立下二等功。但是，此后他卻成了桂林行營政治部的爪牙，專門監視文化界，查封進步報刊與書店。當日軍兵臨桂林城下時，他又主動報名參戰，以敢死隊員的身份留下遺言，以自己的性命與日本敵軍抗爭。這一人物面目多變、善惡交織，讓人捉摸不透，但在故事結尾他守住了民族大節。這個角色的塑造跳脫出以往同類小說的固有范式，讀來令人印象深刻，也讓讀者對其漸生濃厚興趣。作者對這一人物的刻畫貼合現實，生活中本就不乏這類復雜多面、難以簡單定論，卻可能做出意外之舉的人。將這類人物置于最考驗人性的歷史境遇中，定格其耐人尋味的人生軌跡，既可見作者對人性的獨到觀察，也彰顯出其不俗的文學創作理念。此外，關于其他一些人物，如羅列是不是間諜、杜濱身后有何種背景、楊飛龍屬于哪個陣營、錢再峰真實立場如何、歐陽美濃究竟是什么樣的女人等，都富有懸疑色彩。溫燕霞是個善于營造敘事“黑洞”的作家，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由模糊到清晰的浮現，也重視渲染出歷史的迷霧，嘗試在迷霧的破解中揭示歷史的真相。這些努力都增強了文本的可讀性。

抗戰中的文化題材并不容易處理，常被書寫得流于概念，又缺乏行動力量，溫燕霞卻能在創作這類題材作品時推陳出新，可謂難能可貴。這部新作與《紅翻天》《琵琶圍》《鳳凰飛》等作品相比，拓寬了新疆域，探索了新風格，展現出她多面的才能和廣闊的創作前景。

（作者系中國作協創研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