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25年，中國的文學研究一直在“變”與“不變”中回應時代的機遇與挑戰，開辟通向未來的方向與新路。在這個雙向互動的過程中，文學研究的“不變”，體現為文學研究界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始終以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戰略目標，以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為學術己任。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文學研究發展錨定方向，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始終是文學研究的首要任務，并取得一系列新進展、新成就；堅持人民性、時代性、自主性相統一的根本方向，文學研究中人民性書寫、新時代文學研究、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等問題仍是討論的焦點；文學基礎理論與重要文學現象研究，經典論題與前沿話題，微觀、中觀、宏觀研究的點、線、面交織，共同奏響了文學研究的年度主旋律。

文學研究的“變”，體現為面對技術變革加劇與“文學+”新形態的涌現，學術界在對文學研究“原發性問題”和基本觀念重新審視的基礎上，更自覺地構建立足當下、面向未來、有別于西方知識傳統的中國文學自主知識體系；新時代文學繁榮、“新大眾文藝”研究熱潮的出現，彰顯了數智時代人民文化的主體性，昭示了新時代中國文藝發展新方向；以延安文藝為重心的抗戰文學整體性研究視野的確立，凸顯其世界歷史意義； 以DeepSeek為代表的中文語言大模型的崛起，開啟了中文領域的AI元年，文學研究中的經驗驅動、理論驅動，更多地轉向技術方法驅動；作為中國語言文學下設的二級學科，中國古典學繁興、數字人文持續深化，展現了文學研究跨學科的創造力，以及走向“大文學觀”的學科發展趨勢；全球南方文學的興起以及中國文學在其中的引領作用，體現出文明交流互鑒過程中中華文明日益擴大的傳播力、影響力。

習近平文化思想引領文學研究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文化思想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刻回答了新時代文化建設的方向性、全局性、戰略性問題，是指導新時代文化建設、文藝發展的根本遵循。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為指引，是推動新時代文學研究高質量發展，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關鍵所在。

“新的文化使命”推動文學研究的理論創新。“新的文化使命”通過提出新的時代課題，要求從理論層面回答“文學何為”的根本問題，從而推動研究范式、話語體系和價值標準的創新。李鳳亮提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是新起點上黨領導文化建設的戰略謀劃，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構成，彰顯了文化建設在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中的重要性。泓峻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將文藝工作同國家、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前途命運相聯系，為當代文藝發展擘畫出廣闊的前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文藝批評應遵循“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四個標準，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標準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成果（趙炎秋）。

“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激發文學研究的原創活力。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是黨的全面領導在文化領域的具體體現和必然要求。“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已從政治命題深化為文藝理論的學理焦點，學術界從頂層設計、文藝政策、文藝理論等層面，探索文化領導權激發文藝原創力的框架體系。丁國旗認為，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文化治理體系現代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等黨的文化領導權方面提出了新理論、新思想，指導實踐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就。從堅持黨的文化領導權的視角入手，李媛媛討論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創新發展的價值論、方法論和立場論，探索構建面向未來的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自主知識體系。

“兩個結合”引領文學研究的發展方向。“兩個結合”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義，這一原則為文學理論突破西方話語桎梏、扎根本土實踐、實現創新性發展提供了清晰路徑。黨圣元認為，應以“第二個結合”為指引，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視域、維度中，研究、建構中華優秀傳統文藝價值思想體系。陳引馳、馬自力強調，“第二個結合”的提出，有助于更充分地總結和把握中國古典文學的特質，構建中國古代文學自主知識體系。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夯實文學研究發展根基

構建中國自主的文學知識體系，是新時代文學研究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議題，也是提升中國文學研究國際話語權、彰顯中國學術主體性的必然要求。學術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立足中國文藝實踐和知識傳統，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學自主知識體系。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構建中國文藝理論體系的核心要義。學者們深入挖掘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中關于文藝的本質、功能、創作規律等的論述，將其作為分析和闡釋中國文學現象的理論基石。如賴大仁認為，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回到經典”時應實現對經典文本、經典命題、經典思想的理解和揭示。張永清總結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在中國發展歷程中的階段性特征，以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時代化的經驗總結，為當前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提供歷史鏡鑒和理論支撐。

古代文論的當代轉化是構建中國文論話語體系的寶貴資源。學者們著力挖掘古代文論在當代文學創作與理論建構中的現實價值，如李震提出，民族復興的時代語境、“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導向、日益智能化的數字媒介等，正在成為激活中國古代文藝批評人本主義傳統的新的時代因素。汪涌豪強調古代文論的“知識性”特征，莫礪鋒、郭英德、李建中、張晶、姚愛斌等則通過對古代文學實踐的深入剖析以及對《文心雕龍》等經典文論的深度研讀，提煉出具有普適性與當代性的范疇、命題，為當代文論話語建構提供中國化的理論資源和方法論啟示。

中外文論交流互鑒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途徑。2025年，研究者更加強調在充分理解和辨析西方文論核心概念、理論邏輯及其歷史語境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批判性吸收和創造性轉化。例如，申丹強調，應借鑒外國的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的文學和文化現象，發展出中國的相關理論，從理論修正走向理論原創，中國敘事學的提出及理論建設就是建立在對西方敘事學理論進行辨析和修正的基礎上。程相占在反思國際生態批評總體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以廣泛的生態文化為視野、以生態美學為理論指導、以文學文本為本位的生態美學批評。

時代精神表達體現文學研究現實關切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發表重要講話指出，新時代新征程是當代中國文藝的歷史方位。新時代文學以人民為中心，發展出飽含時代特性的書寫內涵與美學特征。抗戰文學書寫民族記憶，呼應世界文學發展潮流，抗戰文學研究多維度推進。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抗戰文學研究在視野、方法和材料上呈現全方位突破。這種新突破首先體現在對全面抗戰時期形成的延安文藝研究的深度推進上。李繼凱認為，廣義的延安抗戰文學是最具影響力的大眾化文學，有鮮明的戰時特色，在實踐中確立了“人民文學”創作范式，為中國文學史提供了典范的“紅色文學”。周維東認為，延安文藝的“邊區面相”是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領導邊區內部文藝建設的面相，也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下黨以邊區為示范領導抗戰文藝整體發展的面相。其次體現在整體性研究視野的建立上，即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與全球史的整體框架內看待抗戰文學，凸顯中國抗戰的世界意義。最后體現在將抗戰文學置于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視野中，從多維度打開抗戰文學的豐富面相，小說、戲劇、朗誦詩等不同文藝形式研究全面推進。

新時代文學的時代價值與文學史意義進一步彰顯。新時代文學是對新時代歷史方位及其文化使命的積極響應與價值擔當，全面反映了時代變遷與人民的精神風貌，其文學表達與美學風貌呈現出獨立的文學史意義。白燁從“中國式現代化”的角度和高度并聯系文學的現實狀況與未來發展，認為人民性、主體性與民族化的彼此依存、相得益彰，構成了走向未來的新時代文學的總體性特征。李云雷提出，新時代文學是民族復興時代的中國文學，文化強國、民族復興為新時代文學提供新的主題與新的思想空間，新時代文學為文化強國、民族復興提供新的書寫經驗、新的美感和精神上的力量。民族文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民族文學創作發生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民族文學的歷史使命（楊彬）。

新大眾文藝昭示中國文藝發展新方向。作為新時代文學最具活力的表現形式與實踐形態，新大眾文藝根植中國文藝的“人民性”傳統，代表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繁榮的重要標志，昭示中國文藝的發展方向。研究者從概念的提出背景、歷史溯源到生成邏輯、美學新質與時代意義等多維視角，對其進行理論、實踐與美學層面的綜合探討。賀桂梅認為，“新大眾文藝”概念的提出，既是對當前中國文藝發展現狀作出的描述與提煉，也是對新時代中國文藝未來發展進行的規范和籌劃。吳俊、王本朝、宋偉、黎楊全、陳亦水等普遍認為，新大眾文藝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文藝大眾化傳統在數智時代的新發展，呈現新時代的精神氣象與審美風尚，昭示著一個開放、多元與互動的文藝新圖景的到來。

新技術革命助力文學研究變遷躍升

人工智能與大數據等新技術快速發展，不僅催生、塑造了文藝新形態，更是驅動文學研究范式革新、促進學科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基礎設施、觀念變革、方法創新與生態建設方向。

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塑造了文藝新格局。隨著DeepSeek等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文藝形態、文藝實踐、文藝觀念在新媒介現實場域中加速變化，中國文學格局呈現更加多元復雜的面貌。曾軍認為，當下中國文藝的媒介環境塑造了一個復雜且動態的文藝生態系統。關于智能文學如何安抵未來的問題，王峰提出，智能文學首先需要建立智能寫作平臺，其次要升級智能寫作實踐，最后則需要厘清正面價值與小說創作沖突等問題。

新技術賦能文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新變。新技術應用在文學研究中的理論適用性與實踐可能性受到關注。周憲提出，人機對話是一種有益且有效的主客互動形式。趙薇基于數字人文與計算批評研究平臺，提出將數據分析與細讀批評融為一體的計算批評方法論。以王兆鵬、徐永明等為代表的學者，利用量化統計方法對作家作品、創作現象、空間分布展開研究。而“識典古籍”數字化平臺“深度研究助手”的功能拓展，則預示了古籍研究向智能化發展的重要方向。

人工智能引發有關文學基礎理論、底層邏輯建構的新思考。人工智能是否會引發人的主體性危機？劉方喜認為，以馬克思生產工藝學為指導，立足人類智能發展史，有助于對將以人工智能代表的社會力量錯誤定位為非人類力量的唯心主義傾向進行批判性反思。人工智能文學對傳統文學理論的挑戰與重塑激發了新的理論活力。尚必武認為，人工智能文學挑戰了關于敘事是人類經驗的再現及人是講故事的動物兩大經典命題，敘事也可以涵蓋包括機器在內的非人類經驗。楊光認為生成式AI的真正挑戰在于其正在重置“作者”這個概念，推動作者概念的去“人”化進程。

文明交流互鑒凸顯文學研究世界意義

文學交流是促進中外文明互鑒、實現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學術界聚焦文學在傳遞民族精神、塑造國家形象方面的獨特價值，細致梳理中外文學互動對話歷程，總結提煉深具時代性和引領性的概念術語，凸顯了中國文學研究的世界意義。

文學在中外文明交流互鑒中具有獨特價值。研究者從多個角度挖掘中外文學的相互影響與對話可能，文學翻譯在文明交流中的作用得到重視（陳戎女），中國以本國文藝形式改編和演出外國作品，表現出跨文化融合特征（蘇暉），而中國的思想資源也影響了西方的審美現代性理論（劉耘華）。中外文學對相同論題的表述與言說，為文明互鑒提供了條件和素材，如賀方嬰認為，對比中國和古希臘關于友愛的表達，有助于探索不同文明間展開友愛對話的有效路徑。

中國文學、文獻的海外傳播是提升中華文明國際影響力、傳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者圍繞中國文學外譯方法、海外傳播機制等進行研究，揭示了中國文學在海外的影響力以及在塑造國家形象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中國古典詩歌的英譯（張隆溪）、“白蛇傳”等經典故事在世界文學中的生產動能和影響效能（張帆）等問題得到了較深入的研究。網絡文學依托中國國際影響力提升和國家文化發展戰略，海外傳播明顯加速。中國網絡文學“出海”，從內容上看是其作為“內容高地”自然溢出的結果（邵燕君、雷寧），從機制上看得益于“技術—文化”驅動機制及“IP+粉絲”經濟鏈嵌合機制的合力推動（賀予飛、歐陽友權）。中國網絡文學從“作品出海”走向“模式出海”“生態出海”（王婉波），網絡文學“出海”是中國崛起的文化表征（周志雄）。

世界文學尤其是“全球南方文學”研究，引發廣泛關注。研究者希望借助世界文學概念的涵括力，提升中國文學的國際影響，并通過“全球南方文學”概念為構建新的世界文學秩序提供契機。文學研究界以“文化自覺”命題建構了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的世界文學觀（張珂）。外國文學研究要從“外國文學”轉向“世界文學”（王寧）。“全球南方文學”成為研究焦點。代樂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世界性內涵因“全球南方文學”而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中國也因此在更深程度上介入和形塑了世界文學并在世界文學的全球南方轉向中發揮了某種引領作用。非洲文學研究獲得突破，如馮德河探討非洲文學為重新繪制世界文學版圖作出的貢獻，蔣暉提出，非洲文學為從大眾文藝運動角度激活“全球南方文學”提供了經驗教訓。

“大文學觀”拓展文學學科邊界

“大文學觀”成為文學研究界關注的重要話題。當下，文學的創作、傳播、接受方式以及形態發生全方位變革，原有的文學觀念、學科設置等面臨新的挑戰。更具開放性與包容性的“大文學觀”，直面時代文學新變，突破傳統“純文學觀”的邊界，考察文學跨媒介的形態變化與跨學科的邊界拓展。

向更多文藝樣式開放的“文學+”新形態受到關注。“文學終結論”的提出一度使得純文學面臨生存焦慮，而隨著新媒介發展而出現的文學擴容現象，一種更為豐富、廣闊的文學性被逐漸認可。文學與影視、短視頻、游戲等其他藝術形式之間的壁壘被打破，“文學+”新形態在豐富文學內涵的同時也使文學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宋聲泉認為，“大文學觀”當努力打造基于文學主體性的“文學+”新形態，在彌散的、動態的“泛文學性”的新可能里重建新時代的文學根脈。新媒體時代的“大文學”，在形式上體現為集文字、聲音、視覺與體驗于一體（危明星），在藝術上展現為跨媒體、多模態、交互性、沉浸式與生成性等特征。

“大文學觀”視域下文學學科的邊界拓展為文學研究帶來新的動力與活力。“大文學觀”所倡導的跨學科、整體性研究視野，拓寬了文學研究的方法路徑，促進了知識的整合與創新，使得文學研究能夠更好地回應時代提出的復雜問題。如引入思想史、社會史、文化史等觀察視角，可以為揭示文學創作的社會機制、文學史研究的路徑創新提供重要啟示。張福貴提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不僅是一種學術史和藝術史，更是一種革命史和思想史。而社會史視野下的現當代文學研究，通過歷史維度的加強，可以重建一種歷史中的“人”的理解維度（程凱）。研究者們積極借鑒哲學領域的存在主義、現象學等理論資源，推動文學研究向更為形而上的層面深化。如郭勇健認為，現象學的誕生，促使“哲學與詩歌的官司”變成了“文學與哲學的對話”。陳曉明將南北分野之說建構的地理敘事范疇，視作構成中國古典乃至現代經典性的文學理論范式，體現了文學地理研究視角對文學論題的掘進。此外，文學人類學、文學社會學、文學心理學等對不同學科理論與方法的借鑒，都為文學研究提供了更為豐富的理論工具和多元的分析視角。

文學學科體系建設成效顯著

學科體系是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結構化的結果，有關學科體系的研究與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密切關聯，學科體系的建設與發展同時依托于國家層面的制度設計、政策引導和資源調配。

在學科建制上，新的交叉學科的設置代表了文學學科建設的跨學科發展方向。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典學。2024年11月7日，習近平主席向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致賀信。同日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中國古典學作為中國語言文學類本科專業，被正式納入《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24）》。中國人民大學、四川大學新增中國古典學本科培養專業。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設置古典學研究機構。2025年，相關學術會議的舉辦，亦對古典學學科建設、學術共識凝聚起到推動作用。古典學研究突破單一學科限制，以不同學科之間研究范式、方法碰撞打通學科分野的意義尤其受到關注。如杜曉勤認為，中國古典學的意義即在于它能夠突破近代學科分類、整合多維度方法，為人文學術開創融合傳統與創新的研究范式。古典學研究本質不是為了過去，而是面向未來。在此框架下探討古典學對于文學研究的啟示，即可重估文學史研究中“古典再生”“以復古為創新”以及復合型知識文學史的重要意義。

數字人文成為文學研究的新生長點。數字人文增設為中國語言文學類本科專業后，目前全國累計十余所高校開設數字人文本科專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紛紛成立數字人文研究機構。在2025年召開的中國數字人文年會等學術會議上，跨學科深度融合是數字人文的核心特質成為學術界共識。數字人文的哲學基礎與認識論重構、數字人文基礎設施的智慧建設、數字人文方法論突破等問題受到重點關注。應用于文學研究領域，學者們圍繞人工智能技術在文體學、文本分析等研究領域的應用以及在教學實踐中的輔助作用等前沿問題展開深入討論。文學的數字人文批評已經從初期的工具應用發展到當前以人—機具身交互協同合作為特征的新階段（蔣濟永、王磊）。

2025年文學學科在學術研究、學術平臺建設、學術交流活動方面取得豐碩成果。在學術成果方面，姚文放《從“藝術生產”理論到生產性文學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5年版）賦予馬克思主義文論以新的時代內涵；熊鷹《世界文學視野下的中國文學（1918—1958）》（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5年版）呈現中國文學參與重構世界文學格局的歷史進程。在文學文獻資料建設方面，《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文藝大系》是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編纂的大型文獻集成，系統梳理匯編《晉察冀日報》《晉察冀畫報》等黨報黨刊中的革命文藝史料。其他如《中國古代形式批評理論類編》《清詩話全編（咸同期）》等歷經多年而整理匯集的大型叢書，為學術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史料基礎。

在重要學術平臺建設與學術活動方面，中國作家協會在全國各地相繼成立新時代文學研究中心，推動新時代文學的深入研究。2025年11月，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文學前沿論壇（2025）暨“文學研究的話語創新”學術研討會在江西省南昌市舉行，研討會圍繞習近平文化思想、文學的基本問題、重要概念、重大命題等展開深入研討。圍繞新時代文學的時代風貌，2025年11月，新時代文學現狀與發展趨勢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為新時代文學從高原邁向高峰凝聚共識和貢獻智慧。2025年1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與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聯合主辦的中西文明中的經典文藝作品生成國際研討會在希臘雅典舉行，有關中西方文明中經典的生成機制與文藝傳統的探討，深化了對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理解。

反思與展望

文學研究在取得眾多可喜成績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當前研究要實現突破發展，尚需處理好三重關系：一是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文學理論脫離具體文本與現實語境，話語空轉、概念生造現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文學批評實踐的問題仍需反思。如何基于中國文學鮮活實踐與具體文學作品，促進文學理論的進一步創新發展需要關注。二是學術創新與守正發展之間的關系。面對新技術興起、新文學現象頻出的挑戰，文學研究界一定程度上存在逐“新”的趨向。部分新名詞、新概念脫離原有話語體系，新技術方法在文學研究中的適用性、有效性有待驗證，對于部分新生文學現象的研究有待文學史化，有關新技術影響文學的基本邏輯及其所帶來的文學質的新變等話題，有待于在深入研究經典文學理論基礎上穩步推進。三是文學本體與邊界拓展之間的關系。文學新形態以及學科邊界拓展對文學的擴容，雖然激發了學科活力，但同時擠壓了文學本體論，引發了關于“文學性”的論爭。如何在跨界與堅守中，一方面守護文學審美性與人文性內核，一方面在與時俱進中進行實踐創造與理論拓展，煥發文學的永久活力有待進一步探索。

2026年是我國“十五五”開局之年，也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10周年。在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征程中，中國文學研究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對習近平文化思想、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進行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始終是文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此外，構建中國文學自主知識體系、發掘新時代文學的時代價值與歷史意義、持續推進新大眾文藝研究、探索人工智能與文學等前沿交叉領域、反思文學史研究與學科基礎理論問題等都將是2026年文學研究的重點。我們一方面要警惕將文學研究異化為技術的附庸或功利的工具，始終保持對文學經世價值、人文精神、審美特性的敬畏與探索；另一方面，也要以更加開放包容的姿態，持續深化本土意識，不斷拓展全球視野，在對話與碰撞中激發學術創新活力。展望未來，文學研究需要回應時代提出的新問題，在歷史的縱深與思想的探索中，以高度的學術自覺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貢獻智慧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