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這樣開頭，像是講故事。

其實不是故事，是一段經歷。故事是別人的，經歷是自己的。是的，很久以前，久到什么時候，我不想說，說出來就顯得我很老一樣。

那時候我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州城教書。學校名叫州城第一中學，簡稱一中，不僅是重點，還是州城老大，城區內的學生，包括各縣尖子生，百川歸海，都朝這里奔赴。水大了，船多了，艄公也多，職工不算，教師就有接近五百。學校地盤有限，沒房子給我們住，就去兩公里外的一家醫院，租了一層樓，隔成單間，安置如我這等“新毛團”。那醫院很有些歷史，是某兵工廠修的，供其內部使用，只有代號，名叫163，我們住進去時，廠子自然早已遷走，醫院也在多年前轉為民用，而且日漸蕭條了，房子大半空著，便用來出租。我們租的那層，以前是病房，睡到半夜，往往聽到木樓上響起沉緩的腳步聲，還有或深或淺、或長或短的呻吟，偶爾，甚至會傳出一聲慘叫，感覺那慘叫聲被封存到時光深處，昏迷了很多個日月，但在某一刻蘇醒了。曾經的痛苦以及對痛苦的承受，被褐色的樓房和樓外的林木雜草，保留下來，讓我們知曉生命之重。

可對二十出頭的人來說，雖免不了青春的惆悵，卻也有惆悵里的茂美和輕盈，我們沉浸其中，對闖入夢鄉的傷情和病苦，非但不能體味，還心生恐懼。163又相對偏僻，出一中后校門，過條街區，就踏上土路，在土路上走三里地，才到醫院門口。多數時候，我們只能見到這段路夜色中的樣子。學校要保住老大的位置，既靠師生質量，更靠時間堆積，就像某些大夫，之所以能起死回生，不是手段高強，而是敢下猛藥，時間就是我們的猛藥。老師實行坐班制，白天坐了，晚上還坐：學生沒下晚自習，老師就必須在場。夜里九點半下課后，我們才能去走那兩公里。就是走。那時候，我們連自行車也買不起。土路是通向城外的路，并非沒有路燈，卻昏黃得照不出影子。我們成了沒有影子的人。

這也罷了，畢竟可以結伴而行。最糟的是我和梨木月，我教語文，她教英語，間天就有早自習課，六點半開課，動作再快，五點半也得起床。熱天還好，那時已有了青色的天光，要是冬天，黑魆魆壓下來，走在路上，四周靜如往古，只聽見自己的腳步聲，而那腳步聲又不像自己的，是從后面跟來的，禁不住頻頻回首，越回首越怕。加上州城的冬天，早晨愛生大霧，霧從地面涌起，嘶嘶有聲，那聲音是在“吃”，把本就昏黃的路燈吃了，把路也吃了，我們就像不會游泳的人，眼睛一閉，撲進海里。來輛車也好，車燈能刺破霧障，讓我們知道自己還在大地上，可我說的是“那時候”，那時候車很少，大清早出動的車，更少。黏稠的濃霧裹住我們的身體，還鉆進我們的腦子。腦子里蒼蒼茫茫。

唯一的安慰，是突然聽到挑擔響。那是進城趕早市的農民，他們挑著蔬菜，想搶在城里人清早醒來心情愉悅的時候，賣個好價錢。兄弟們哪，現在的人千里迢迢去追星，想看他們的臉，想聽他們的歌，而我們當年，心里最美妙的樂曲，是農民挑擔的搖響，還有他們的說話聲；若幾人同行，他們就說話——說收成，說東家長西家短，對肩上的重擔，全然不顧。那重擔就是他們的生活，是他們的一日三餐，是他們夢想中的房子和即將娶進家門的媳婦……我們聽著這些，內心踏實，并因此想到，我是個老師，我這么早起來，是去輔導學生，這也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跟農民擔子里的菜棵一樣，新鮮而飽滿。

遺憾的是，這樣的時候委實不多。

農民的時間跟我們的時間不同，我們的時間是鐘表規定的，農民的時間是雞鳴、天氣和自己的心情規定的，這兩種時間往往不能合拍。大多數時候，我們只能一浪一浪地，獨自在霧海里漂。如果那天出太陽，霧重，伸手能摸到霧的顆粒，顆粒密集，結成固體，我們就不是漂，是撞，每行一步，都禁不住全身用力，仿佛不這樣，就撞不開。如此，待走到學校，就像剛剛卸下重擔的驢馬。

但這不是最難的。

163雖然早已軍轉民，卻依然遵循舊制——別的不知道，單知道圍墻和大門。圍墻高過五米，墻端架設電網，或許并不通電，但森森然繞過去，誰也不知道通沒通電；大門高過三米，鐵柵門，頂上豎著三角矛，晚上十一點半關，早上六點半開，雷打不動。當然也有個門衛，就睡在旁邊的小屋里，可以叫他，然而，把全醫院叫醒，也叫不醒他。學校去交涉過，估計其他租賃單位也去交涉過，都只是交涉那幾天有用，過了，又是老樣子。我和梨木月，如果等到六點半才出門，跑步去學校，早自習也已過半，而早自習的鈴聲剛響，就有教務處的若干員工，拿著本子，分頭考勤，這事五分鐘內就能做完，意思是，如果你遲到五分鐘，考勤的走了，你名字后面沒畫上“√”，就是曠課。那就完了。當年，市里打造精品名校，全城教師動態組合，一中的可以去二中、三中……二中、三中及更低等次的，可以去一中，根據表現而定。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人跟水不一樣，如果人變成了水，就會被看不起。我們是有臉面的人，也是有追求的人，不能被人看不起，因此再難，也不想“動態”到別的學校去。

那怎么辦呢？

翻。

叫不開門，就從鐵門翻過去。

第一次翻門時，我被自己嚇住了。

門口是個淺淺的坡道，手往門上一抓，腳朝門上一搭，鐵柱子就在坡上扭動，發出哐當哐當的響聲。這是世間唯一的聲音，巨大，并因巨大而令人驚恐。我想到了入室行竊的小偷，也想到了飛檐走壁的大盜。此時此刻，那些與我毫不沾邊的角色，成了我自己。我仿佛看見了另一個自己，是那樣不堪。父母含辛茹苦，送我讀書，是希望我成個對社會有用的人，為家里增光添彩，沒想到讀出個小偷，讀出個大盜。這讓我涌起一絲悲傷。我立即把手松開，把腳放下，又去旁邊打門，邊打門邊叫“師傅”。門口有盞大燈，可那道門是瞎的，門里是否有一個“師傅”，我也全不知情。打門的聲音，叫師傅的聲音，由平靜而憤怒，由憤怒而無奈，由無奈而乞求，回答你的，都是無聲的靜默。與此同時，聽到啪的一聲，抽在脊梁上。那是時間的鞭子。焦急掩蓋了疼痛，趕快撤步回來，又走到鐵門邊。動手動腳之前，先朝上望，望見了鐵矛，也望見了挑在鐵矛上的破碎的天空。

實話說，那時候，我完全沒想到梨木月。

直到有一天上午，我從政教處領了粉筆出來，見梨木月也來領粉筆。她腓骨處的褲腳上，有片血跡，血跡上端，露出個蛇頭似的小洞。分明是鐵矛戳的。數九寒天，都穿著毛褲，卻還是戳透了皮肉。早自習和第一堂正課之間，只有四十分鐘，即使她放棄早餐，跑回去換褲子，也怕來不及，因此便將就了。

雖猜出原委，但我還是問了一句，咋啦？她笑一笑，沒啥呀。可話音剛落，她猛然間雙手捂臉。她的臉很小，手卻不小，這一捂，就看不見她的臉了，只看見淚水從指縫間迸出來。那淚水泛著淺淺的紫光。或許是太陽照過來的緣故。她整個人，還有她的淚水，都跟陽光一樣靜。然后她跑向廁所。政教處旁邊，有個廁所。我沒動。我像是在等著她哭出來。但沒有，依然是安靜的聲音。好一陣過去，才是嘩嘩的水響。她要洗去臉上的淚水，還要擦去褲子上的血跡。

她是個講究人，特別注意自己在人前的形象。

這天上午，我有兩節課。兩節課上完，我去了初二辦公室，又去了高一辦公室。初二辦公室里，有田文，高一辦公室里，有崔明遠和魯小強，三人都住在163，平時關系也好。我問他們，知道梨木月受傷了嗎？都很驚訝，以為是被車撞了，那才叫傷。這也難怪，住在那種地方，夜夜聽到苦痛的呻吟和不甘的掙扎，確實很難把皮肉傷當成傷。但我當時很有些怒氣沖沖的樣子，他們三個都沒有早自習輔導，只有我跟梨木月有，因此我比他們更能感同身受。我把自己的感受強加于人了。可也顧不了那么多，只虎著臉，怪他們冷漠，尤其是怪田文，他跟梨木月坐在同一個辦公室。我說，我們去找一下校長，并不是為梨木月討工傷，是請領導去想辦法，讓那道門長長久久地敞開。不是醫院嗎，雖然蕭條，卻還是有醫生，有病人，怎么能夜里和清早就不讓進出？你不讓進出，不是只能更加蕭條？這道理毫不復雜，石頭也能懂，但他們就是不懂。我覺得也不是不懂，而是別有所思，只是我不明白。當時不明白，到今天還是不明白。

魯小強問我，梨木月自己去找過沒有？我說沒問她。最好讓她自己去，崔明遠說，把傷口直接亮給校長看，才有沖擊力。這話聽上去在理，但我清楚他們是不敢去。這個我能理解。我也不敢。對我們來說，“動態組合”不是一個制度，而是一把鍘刀，黑沉沉地懸在頭上。本來，實事求是，有事說事，也不算什么，可一旦心里害怕，井繩可以是蛇，草木也可為兵。

最后大家都沒去找。

第三天，又是梨木月的早自習輔導，五點四十分，我就等在門口了。

從我們住處過來，要曲曲彎彎走一段香樟夾道的碗渣路。碗渣路末端，是個花臺，花臺南面，幾十步石梯之上，是乳釘滿面的兩扇朱漆大門。寒來暑往，大門始終緊閉，你以為那門里定然蛛絲網結，狐仙成群，可驟然間，撕裂般的哭喊透門而出，才毛骨悚然地提醒你，里面沒有蛛網，也沒有狐仙，只有人。那是州城雜技團租下的。順便說到這個，兄弟們，是想告訴你們，州城雜技團在全國有名，在全世界也有名，前些日子，還在荷蘭得了國際金獎，那是有傳統的，而所謂傳統，就是一輩接一輩走出的路，也是一輩接一輩鑄就的世界觀。他們的世界觀就是苦練。就像舞蹈演員，只讓你看見曼妙的舞姿，不讓你看見纏在腳上的繃帶；他們，只讓你看見屈身露臉綻放的微笑，不讓你看見微笑背后的眼淚，也不讓你聽見把骨頭變成韌帶的哭喊。我沒看見，但聽見了，從而知道了澆灌那些微笑的風晨雨夕，便更能體諒，對那笑里的痛感與厚度，也更能體察。沒有痛感，就沒有厚度。這聽上去令人沮喪，但事實如此，你沒有辦法。

不過我說這些，顯得我真的有點老了，好像是倚老賣老。

那就不說。還是說那條路，那個花臺。

那條路像根腸子，花臺像胃，不過是一個很大的胃，種在里面的一棵榕樹，也大，大得不像一棵樹，而像一片森林，氣根輻輳，枝葉鋪張。梨木月那天走到樹冠的濃蔭里，就看見我了。自然是我先看見她，我一直望著那個方向。她走路有點瘸，而在學校是不瘸的，看見我后又不瘸了。她不想亮出自己的脆弱。她吐了一下舌頭，說，不是星期四嗎？我記錯啦？那時候每周上六天班，只有星期天一天休息，一三五是語文輔導，二四六是英語輔導。我沒回她，等著她走過來。她過來后，我就爬上鐵門，一條腿卡進兩根矛刺之間，再倒懸著，伸出手。她開始奇怪我的不言不語，或許還當真認為自己記錯了日子，直待我把手伸給她，才明白了我的意思。她愣了一下，朝我的手靠近。

就這樣，我接她上去，然后小心翼翼，把她托到門的那一邊。當我握住她的手，像握著刃口，割人。鐵門在冬天的冷，沒摸過的不知道，不像州城那樣房檐上也掛冰柱子的地界，摸過了同樣不知道。那是刀鋒似的冷，稍不小心，就剝掉一層皮。何況是清早。她在抓住我之前，是要握兩把鐵門的。鐵門像根寒鐵，嗖的一聲，就吸盡她身上的熱氣。她不僅手冷，渾身都冷。

只有呼吸是熱的。熱得燙。

我問她要不要我送她去學校，她說不要。

她說你再回去睡會兒。

我說好的，你快走。

她說你先回去。

我說你走吧！

她走了。沒走兩步，就被大霧吞了。

那天她留給我的最后印象，是被風吹起被霧濡濕的一縷發絲。

從那以后，凡是她的早自習課，我都去門口送她。

整整三年。

如你們所料，她后來成了我的老婆。都這樣了，不成我老婆也說不過去，她如果嫁給別人，會想我的，我也一樣，還不如成一家人，白天黑夜，柴米油鹽，既沒有想的距離，也沒有想的時間。空頭支票似的想一個人，是很苦的。

在這點上，我倒是服你們。你們個個比我當年大幾歲，甚至大十歲，卻既不結婚，也不想一個人，是怎么做到的？你們說本來就不想，沒人可想，是為什么？僅僅因為有了手機、養了寵物？我覺得不是。我覺得最根本的，是你們把自己機器化了。這不是單就戀愛婚姻而言，是從整體上說的。你們把自己機器化了，也空心化了。機器人有腦子，沒有心，你們同樣摘除了自己的心。人活一世，不容易，腦子重要，心也重要，在有些方面，或者說在最核心的方面，心比腦子更重要。腦子用于謀劃，心卻鋪陳因果。因果這說法，聽上去很土，可正因為土，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瓜秧、豆苗剛生起來時，你可能不知道那是瓜，也不知道那是豆，但最后就是瓜，就是豆。到某個時候——機器人也有了心的時候，你們就會明白，自己落下的，絕不只是一個器官。

這三年當中，我、田文和崔明遠，都結了婚。田文的老婆也是一中教師，崔明遠的老婆是他老家的人，沒有工作。魯小強調到一中之前，就已經結婚，且有個一歲多的女兒，在163住了三年半，他老婆也調到一中來了。

就在魯小強的老婆調來不久，我們聽到一個好消息。

什么樣的消息是好消息？

最盼望的消息就是好消息。

我們最盼望的，是不要再住163。

我們在163本來只有一間屋，因為結了婚，現在似乎有了兩間，來個朋友，來個親戚，居然有了個客房，這是那邊的好處，但還是不愿意住下去。

好消息是田文打聽到的，說旁邊的車隊要搬走或解散，車隊的職工宿舍被一中收購了。那車隊屬州城礦務局。那些年，煤炭行業很是興旺，但你們也知道，任何詞語都不會單獨存在，都與它的反面相互映照、相互捆綁，比如興旺，就與困境背靠背地捆綁著。首先是三角債，再就是新能源開發，眼見亮亮堂堂的壯麗景觀，突然就暗淡了，像一出戲戛然落幕。州城礦務局就是那樣。

那車隊本就給學校帶來很大困擾，運煤車進進出出，喇叭聲像發射的炮彈；喇叭的型號，是照荒山野嶺設計的——州城那地方，出城后，路就緩緩上揚，我們去163那條土路，就是上揚的路，緩著緩著，陡然升高，只見山勢嵯峨，嵐煙懸停，煤車穿行其間，喇叭自然要響亮，響亮到山彎里的人能聽見，密林中的獸能聽見，司機孤寂到深山峽谷里的心，也能聽見。可進城后還用那種喇叭，就把城市也變成了荒野。不過大體說來，還好，畢竟只是出門按一下，進門按一下；出門那一下，仿佛是出征前的宣誓，進門那一下，則是凱旋后的報喜，當我們這樣去想的時候，就更覺得，那喇叭聲里，有了某種悲壯的氣息，并能從中受到鼓舞。修車則另當別論，鐵器把鐵器打得尖叫，電鉆把金屬或混凝土鉆得痛哭，天天如此。那停車場也是修車場，傍著教學樓，我們拿肉嗓子去跟鐵家伙斗，講課不是講，是吼。你們聽我這聲音，像公鴨叫，你們以為一直是這樣？老實說，我當年是可以唱男中音的，是“吼課”把嗓子撕破了，整變形了。

我分到一中，這樣的情形還持續了兩年。兩年過后，車隊突然安靜了。安靜下來以后反而不習慣了。老師和學生都為此心生埋怨，都覺得安靜只是暫時的，喧囂才是恒久的，別讓我們習慣了安靜，又回過頭去習慣喧囂。如果你有過搭鋪的經歷，跟你同榻的人打鼾，就能明白那種感覺，他一直打，讓你苦不堪言，可要是他停下來，你會更加惶恐，你在想，會停多久呢？是十秒鐘還是十分鐘呢？這么想著，根本沒法入睡，直到鼾聲再起，你才絕望了，可奇異地也心安了。這就是說，某些時候，惶恐會轉化為對惶恐的期待。我們“期待”著車隊的噪聲，卻不知世間有些物事，就跟青春一樣，確實是一去不復返的。

田文是個矮個子，據說矮個子聰明而且利索，這倒真是他。學校收購車隊職工宿舍的風聲從他耳邊弱弱地吹過，他立即捕捉到了，立即去找總務處主任，表明自己要從163搬過來。但他也沒忘了幾個朋友，說他們也要搬過來，并且特別提到，孫進宇和梨木月兩口子，一個教語文，一個教英語，都有早自習輔導，每天清早，都是翻醫院的鐵門。說到這里，田文就把自己的眼淚說出來了，說梨木月翻門時，把腿戳傷了無數次，差點搞成了破傷風。

據梨木月后來告訴我，我送她之前，她傷過五次，第六次沒傷著，是差點兒受傷，卻最危險：她在鐵門頂上沒坐穩，朝側面一撲，要不是手快，鐵矛就會戳進她的眼睛。自從我送她，就沒再傷過了。田文知道的，只有我給他們講過的那次，但他說成了無數次。而且說，那血流的呀，灌了半鞋子，走一步，血就從鞋子里“飆”出來，像跳起來咬人的狗。這哥們兒。

總務處主任姓黃，跟田文一樣，也是矮個子，四十多歲年紀，不管什么時候碰到他，都見他風風火火，但只要聽到招呼，他就會猛然間剎住腳，站下來，扶著腰，嘆著氣，疲憊著臉色，跟招呼的人說話，說自己忙死了，累死了。也不知他忙些啥，又累些啥，單知道他不僅會當總務處主任，還熱愛音樂，能作曲，作過什么曲子倒不清楚，只是聽老教師們說，他跟國內某大作曲家交往很深。盡管才藝在身，又是學校的中層干部，但黃主任為人和氣，和氣到慈祥，聽了田文的話，又見田文流淚，他的眼眶便也跟著紅了，說咋沒聽孫老師講過？他的意思是，我跟他是很好的，更確切的說法是，他對我是很關照的，我能唱男中音，可遇到那么大的困難，我妻子梨木月還多次受傷，卻不告訴他，不請他想辦法解決。這事田文轉告給我，我非常感動。只可惜沒過兩年，黃主任就被抓了。貪污。他進了看守所，我們才想起，他買來的粉筆，把黑板劃破皮也寫不出字（批改作業的紅圓珠筆也一樣），過年過節，給教職工發的踏花被，里面全是黑心棉。而在那之前，我們還以為都是商家的問題，是不良商家把黃主任騙了。

田文的申訴有了效果。

其實他不去申訴，學校也要讓我們搬過來。

盡管163的租金不貴，但不該花的錢，花一分也是貴。

只是，車隊的職工宿舍很有限，收回來的人，只有少部分才能一家一套，當然很小，三四十平方米，但再小，也是“自己的”，可以在里面光著膀子，趿著拖鞋，洗澡過后，也不必穿得規規矩矩的才敢出來。

這少部分人，不包括我們幾位。

他們有的比我們資歷深，這無話可說，而有的不是，就讓人不服。要論教學水平，那就不好意思了：站了多年講臺的，也少有人能跟我們比。田文教數學，能讓學生像聽故事那樣入神。崔明遠教地理，面向學生，反手一揮，一個地球就長在了背后的黑板上，那個橢圓的起點和終點，絕對相交，毫厘不差，只憑這一招，學生就服了；當好老師，首先就要讓學生服你。魯小強教歷史，那些叫人頭昏腦漲的朝代更迭，就像他親手種在家門前的樹，何時開花，何時掛果，哪根枝條有鳥窩，哪段樹干被蟲蛀，枝枝葉葉，他都知道；不僅如此，他還知道楊貴妃的體重是一百一十九斤二兩，也知道陳勝吳廣發動起義的時候，舉的是左手還是右手。至于我，我不想吹牛，但也用不著謙虛，學生的考分在那里，但考分不是我教書的最高追求，我是要讓學生別忘了自己長著心，要始終保持鮮明而完整的感情。再說我們的老婆，除崔明遠的老婆沒有工作，是所謂的“家屬”之外，其他幾人，同樣是年輕的骨干教師。但我們就是住不上單獨的套房。

雖然不服，也只在心里。

在心里畫著一個問號。

我十分佩服發明標點符號的人，尤其是發明問號的人，你們看那形狀，像一個倒掛的環，掛鉤朝上，仿佛把你的心掛著，但不是朝著地上，是朝著天上，你的心正朝著天上落，落到哪里，你不知道，你因此失重和焦慮。

關于那件事，我們的心失重和焦慮了幾百天，直到黃主任被逮了……

……

節選自《芙蓉》2025年第6期

【作者簡介：羅偉章，四川省作協副主席，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著有小說《饑餓百年》《大河之舞》《太陽底下》《世事如常》《誰在敲門》《塵世三部曲》等，散文隨筆集《把時光揭開》《路邊書》《風和微風》，長篇非虛構《涼山敘事》《下莊村的道路》。作品曾多次進入全國小說排行榜，入選《當代》長篇小說五佳、《南方周末》好書五佳、春風悅讀榜白銀圖書、亞洲好書榜、《亞洲周刊》全球十大華語好書等，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等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