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亞洲之心》，我的眼前浮現出這樣一幅畫面。一個小小的人在路上不停地走著，他的腳下是廣袤無垠的大地，道路在腳下慢慢攤開，像一頁無限延展的稿紙，而身體感知著世界，漸漸成為一支書寫世界的筆。這幅畫面頗像王威廉在這部散文集中呈現的自畫像——一個在大地上自由行走的“我”。

《亞洲之心》收錄了作家王威廉十余年的散文創作，記錄了他在德令哈、西藏、九寨溝、嶺南、貴港、釣魚城等地的思考和感受。這是一部無法被貼標簽的散文集。如果我們將它歸類為“游記”，但散文中所謂的“游”，也大多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工作、出差、走親訪友等主線任務之余附加的活動。例如，《大地原點》一文不過是作家回家探親的“副產品”，《用水的流動連接大陸》則是作家參加國際作家寫作營之余的創作。或許，正是這樣偶然的體驗恰恰符合了康德對美“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定義，也讓這部散文集多了幾分任性自然的美感。全書雖然以游蹤為線索，出發點和落腳點卻并非游覽。《亞洲之心》延續了王威廉在寫作中一如既往的思想性，處處閃爍著思辨的微光。在《嶺南三篇》中，通過在潮州、陸河、番禺三地的居住或游覽經歷，作者表達了自己對城市擴張與地方性、民間性之間的思考。《潼湖書聲》中，作者從轉變為村落祠堂的南嵩書室身上，看到了文化記憶的復活。此外，作者在旅途中的所思所想還延展到了形而上層面，處處流露出對驚與隱、遠與近、時間與空間、美麗與荒涼、此刻與曾經的此刻、自我與他人等辯證關系的思考。可以說，作家捕捉到的不僅是眼前浩瀚的景色，更是這浩瀚帶來的心流。正如王威廉所言，散文“是作者氣質與靈魂的直接顯影”。由此，每一個地方便在作家的書寫中成為思想的碎片。

如果我們將它歸類為“文化散文”，這本《亞洲之心》確實涉及了每個地方獨特的文化傳統與歷史故事，如韓愈在潮州的故事、蘇東坡在梅嶺古道的故事、釣魚城的歷史等等。但作家并未刻意展現文化英雄式吶喊，或通過堆砌史料的方式展現文化的密度。他只是閑筆提及，從更為生活化的視角展現地方文化的豐富與趣味。20世紀90年代，“歷史散文”“思想散文”受到推崇，散文家們一方面投身于“文化尋根”的熱潮，從歷史的縫隙中打撈對“民族性”的重新體認，另一方面則專注于智性哲思，在文本中追求高層次的精神境界。進入新世紀后，作家們或從民間視角書寫鄉村、歷史與文化的微小面，或直擊當下的現實，展現復雜的社會現狀。近年來散文創作則更強調作為個體的“我”最本真的感受。《亞洲之心》采用了更為私人化的寫作路徑，盡管每篇文章幾乎都穿插著對每個地方風景、文化、歷史的介紹與感悟，但寫作的主體仍是作家的自我。作家提筆寫作，他面向的唯一對象便是自己。《亞洲之心》指向了一點：“我”，行走在大地上。在這本散文集中，重要的不是大地，甚至不是“人”這個抽象的代名詞，而是那個“我”，那個獨一無二的自我。這個“我”，充滿著思想的深度與自然的靈氣，是這個信息時代需要塑造的深度的自我。在《藏地煙火》一文中，王威廉借助本雅明的靈韻理論，指出“真正去過西藏的人在講述西藏的時候，卻是千差萬別，仿佛他們去的根本不是同一個地方”。這句話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亞洲之心》的特色——一個人的地理學。在震撼人心的景色與浩如煙海的文化面前，作家想要把握的更多是寫作個體的體驗與心靈感受，這也正是王國維所言的“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

什么是一個人的地理學？王威廉告訴我們，“一個人的地理學就是勘測自我的邊界，世界被放置進心靈的沙盤上，最不起眼的角落也被賦予了中心的含義”。由寫作推及行走，行走的過程也是成為自我的過程，作家在一段段旅途中，試圖“找到自我存在的時刻”。由此，行走成為一種持續的、移動的覺醒，在每一步中，作家都在迎向那個未被命名的、嶄新的自己。在行走的過程中，作家逐漸明白，“要想走到自己的內心深處，你必須向外走，走得足夠遠，直到遭遇另外的風景”。于是，行走成為最私密的辯證法：向外鋪展的軌跡，總是同步向內掘進。在荒涼而盛大的德令哈，躺在曠野上被暴曬的作家透過想象來重新認識自己。在“算法圍城”的時代，面對靜臥千年的臥佛，作家感受到的是對自我本真的堅守。

在今天，只要付出一些時間與金錢，每個人都可以行走在大地之上。我們不厭其煩地走向平原、高山、湖泊和城市，實質上是借由它們的廣袤、蒼涼和繁華，來測繪自身心靈的等高線，探尋自我內在的溝壑和平原。這部《亞洲之心》講述的既是“我去過哪里”，更是在這個過程中，“我遇見并塑造了怎樣的自己”。

（作者系南京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