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學觀的話題很有意義。它試圖通過更闊大的觀察視野，擺脫傳統文學概念的局限性。近期讀到中國作協創研部署名文章《對近期“大文學觀”討論的觀察與思考》，我覺得大文學觀屬于文學社會學話題，其主要目的是在這個人工智能的時代，試圖進一步擴大文學的社會效應，擺脫傳統的小圈子、小空間、短效應的迷途，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進入一個更大的范疇。我覺得這個思路好，而且它似乎還隱含著一個潛臺詞：文學理論與批評，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論問題，它必須跟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實踐息息相關。

最近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文學的境遇問題上，每次出去參加學術會議，都離不開人工智能的話題。機器革命解放了人的體力，人就有更多的時間去從事智力活動。人工智能革命解放了人的智力，一般性智力工作AI都能夠勝任，甚至有出現“智力爆炸”的可能。在此前提下，人如何保持自身的主體性，如何更好地與AI相處，成為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課題。

我抑制自己以往對人工智能的抵觸情緒，開始嘗試使用各類AI軟件。我發現AI真的很厲害。它的記憶能力、資訊占有能力、整理歸納能力、重新排列組合材料的能力、發現新規律的能力，特別是它兼具演繹、歸納、（準）溯因等多種綜合推理能力，再加上它的速度和廣度，可以將人類大腦的很多智力功能替代掉。就人工智能目前的進化程度和發展趨勢而言，在一些標準化智力任務上，那些智力功能開發得不夠充分的大腦，相比智能機器不再表現出優勢。AI不但可以寫應用文，做文獻綜述，還有文本細讀功夫和初步的形式分析能力，也就是說它可以寫文藝評論，能力超過很多大腦昏聵、滿嘴亂噴的評論家。人工智能甚至還可以創作以假亂真的“文學作品”。

盡管人工智能可以加速度地模仿人腦的工作，但它不是人腦，只是人腦的外掛件。人工智能可以寫作，但還達不到真正的創作。它有可能發現某些規律，但不可能發現純形式。它思維嚴謹，但它沒有情感，沒有愛恨、疼痛、疲倦。它的思維屬于人工語言的“符號思維”，而不是自然語言的“語言思維”。它有高超的邏輯推論能力，但它沒有經驗，更不可能有審美體驗。它可能有某種程度的理性，但沒有自由意志，沒有虛無情緒，更沒有信仰。人工智能所沒有的這些東西，正是人腦高級功能和文藝創造特有的領地。因此，人工智能的出現，恰好在提醒我們，人的智力的極限在哪里，人腦之所以為人腦的本質在哪里，創造性思維的邊界在哪里，語言創造的意義在哪里。所有這些，都與語言教育的高階目標相關，也就是與語言創造性使用的藝術性相關。

我試圖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大文學觀及其相關問題。在人工智能時代，文學的創造性本質更加得以凸顯；高科技文明背景下的文學創造何為的問題，也因此變得更加重要。在此前提下，大文學觀必須擺脫傳統狹義的“審美觀”，將其語義的重心轉移到“創造性”上來，這樣才能擺脫“重復生產”或“異曲同工”的魔咒，由此而凸顯語言（而不是符號）的尊嚴和人腦的尊嚴。語言的發生是精神的或靈魂的事業，而不是冰冷的機器符號隨意組合。古人有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序》）可見，真正的詩歌語言的發生，是縱向的奔涌而出的，而不是橫向的順手牽羊的。因此，重新喚醒古老的藝術發生學理念，警惕機器符號任意組合的話語霸權，是人乃“萬物之靈”（《尚書·泰誓》）、“宇宙精華”（莎士比亞語）的人文主題的延續，也是激發新的文藝復興的關鍵點。我視此為“中文創意寫作”二級學科教育的核心目標：凸顯母語的尊嚴和人腦的尊嚴！

人類軸心時代（先秦諸子、古希臘哲學家、阿拉伯先知、古印度佛陀）的思維中，包含著深刻而廣闊的大文學觀。但文明傳播受制于兩個原則：（1）“節約和高速”原則，（2）“深思和智慧”原則。或許因“物競天擇”的環境所致，“節約和高速”原則往往占據上風，與之相關的就是高度發達的社會分工。文學生產也因此分化為遵循“節約和高速”原則的“大眾文學”，和遵循“深思和智慧”原則的“精英文學”。前者越來越商品化，在市場上大行其道，受眾廣泛；后者越來越專業化精英化，逐漸變得小圈子化。兩者仿佛兩個物種，各自圈地生長。其實它們有一個共同的高端奢求：雅俗共賞。能否消除兩者之間的壁壘，這是對大文學觀的一個大考驗。我們再回到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學現場。實踐證明，從滿足“節約和高速”原則的角度看，人腦并不一定比人工智能更有優勢。但從滿足“深思和智慧”原則的角度看，這正是人腦的核心競爭力。因此，文藝創作除了主題闊大、受眾量大之外，創作主體的思維和心靈也要闊大。

屈原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不僅關心前途后路，還要上下游移；莊子化鯤為鵬，“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兩個大文豪都是既關注前后左右，又關注天上地下。孔子周游列國，用腳步表現心靈，“累累若喪家之狗”也在所不惜。陶公扎根鄉土，鋤地種菊，飲酒吟詩。李白和杜甫二人“分工明確”：一個“謫仙”，天人下凡，豪放飄逸，舉杯邀月，嘆蜀道通天之難；一個“詩圣”，立足大地，心在民間，沉郁頓挫，“三吏三別”吟疾苦，“茅屋秋風”嘆寒士。魯迅也是如此，在大地上彷徨吶喊，同時又“心事浩茫連廣宇”。這是大文學觀下的大思維，體現為橫向的社會情懷、人間情懷，以及縱向的文學想象、審美創造。

最后我還要回到自己的本行即文學教育上來。如何將全新的大文學觀引進文學教育之中，這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和實踐的題目。我想到以下幾點：

一是激活創造性。如何保持文學（語言）的創造性，原本就是文學創作的題中應有之義。這是機器智能無法替代的。如果不強調這種人腦獨一無二的原創性，文學寫作的意義就要大打折扣 ，它將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創意寫作”教育的重心，不在于教人寫一個像小說的東西，而是激活每個人大腦中原本就具有的創造性想象，以及如何通過獨特的語言呈現出來。人文教育的核心，就是激活或者喚醒人腦原有的獨一無二的創造性。

二是警惕兩種“假大”。讓事物變大，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吹氣變大。小時候在鄉場上看殺年豬，殺豬者為了讓豬變大而方便操作，就在豬腿上鉆個洞，往它體內吹氣，使之膨脹變大。另一種是加熱變大。比如炸爆米花，一粒米通過加熱膨脹變成一個大家伙。盲目吹氣和人為加熱式的變大，最后的結果就是“假大空”和“高大全”，這在我們的文學史上是有經驗教訓的。在大文學觀的實踐中，不必盲目吹氣和加熱，不必過分追求高速度。

三是警惕“數字烏托邦”，強化“數字人文觀”，對人腦創造力保持堅定的信念。文藝創造是心靈的或靈魂的事業。心靈是自動的，機器是他動的。人腦和心靈是自動的，人工智能是他動的。凡是自動的都是有生命力的，凡是他動的都是速朽的。只有將這種創造的自動性與大文學觀相關實踐結合在一起，才能使之落到實處，才能保持母語和人腦的尊嚴。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