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安德烈》和《飛行家》選在同一天上映，兩部影片均改編自雙雪濤的小說，用的幾乎是同一撥熟面孔，也算是一種“奇觀”。然而，這一現象并非偶然，東北敘事確實已經重新成為眼下可供創作者們不斷挖掘的富礦，相關作品所造就的持續影響，使得“東北文藝復興”成了名副其實的“熱點話題”。

對東北的“重新發現”與再次的刻板印象

在居高不下的熱度之下，真正值得一問的或許是：東北敘事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是一代人開始回望逝去時光所帶來的集體性懷舊情懷，就如《我的朋友安德烈》在宣傳中反復強調的，“我們都在成長過程中丟失了曾經的好朋友”；還是東北方言、工廠故事等“異質”風情所帶來的某種新鮮感，好像《飛行家》的主人公李明奇“飛上天”的夢想里所蘊藏著的“東北魔幻現實主義”？

如果當下的創作者真的延續這兩種路數，那么可能會造就一種十分令人擔憂的趨勢，那就是對東北的“重新發現”可能漸漸演變為對東北的再一次刻板印象化。如果說關于東北的主流美學曾經被小品、二人轉和《鄉村愛情》等電視劇所限定，那么現在的新東北敘事又在被另一種悲情、傷感的“情緒價值”所定義。

“雙雪濤”們（以雙雪濤為代表的新一代東北作家，其中雙雪濤、鄭執、班宇被稱為“東北文藝復興三杰”）的創作成就，曾被研究者認定為“新的美學正在崛起”。這種美學，到底新在哪里？那就是他們讓讀者和自己一起重新認識了自己的父輩，發現那一代工人的訴求有其正當的一面，他們的生活和為人有無法被歷史磨滅的閃光點，而不應該被隨意地認定為一種跟不上時代變化的“懶惰”或“保守”。

在影視領域，最典型的例子或許是曾經火出圈的《漫長的季節》。這部由班宇擔任文學顧問的劇集里，主角王響雖然有點兒大男子主義，為人也有其偏執的一面，但他正直善良、勤奮熱情，因此得到了廣大觀眾的喜愛與認可。

也就是說，“雙雪濤”們最大的貢獻或許是讓大家都看清了父輩的性格以及他們復雜的人生經歷。此后，那已經逐漸老去、退出歷史舞臺的父輩不再是文藝作品里“怪誕的人”，而是被還原為“普通的人”，甚至是不可多得的“好人”。

小說中的人生困境變成電影里的個性使然

只是，我們還是要問，“雙雪濤”們是怎么做到這一點的？難道只是靠描寫父輩的“仗義”“質樸”，就能讓觀眾產生共鳴嗎？顯然答案并沒有那么簡單。與其說“雙雪濤”們在創作中為父輩做了修辭意義上的“辯護”，倒不如說，他們生動、真實地寫出了父輩所面臨的困境。

小說《平原上的摩西》表面上敘述的是一樁發生在1995年平安夜的懸案，實際上談論的卻是主人公們所擁有的生活是如何“破碎”的——李守廉之所以會犯下罪案、走上絕路，導火索就是被女兒李斐需要9000元的初中擇校費所困。

值得注意的是，9000元初中擇校費的難題也出現在了小說《我的朋友安德烈》里。這一情節在同名電影中也有表現：當老師批評安德烈，并提出不許安德烈上自己的課時，安德烈立刻回嘴：“那你應該退給我五分之一學費，1800元。”安德烈的父親面對校領導和老師謙恭卑微、委曲求全，轉而又發了瘋似的毒打兒子的原因，或許也與這筆擇校費有關。

然而，不管是《我的朋友安德烈》還是《飛行家》，似乎都將主人公的人生悲劇歸因于某些更為個人化的理由，甚至是某些生活中的機緣巧合。比如，在電影里，安德烈最終在一場慘烈的家庭暴力中意外“退場”，看上去，如果不是他的性格實在太過倔強或怪異，事情似乎就會有另一個不同的走向；又如，《飛行家》中的李明奇沒能實現自己的“飛天夢”，似乎只是因為運氣不好，引人猜想如果他的飛行器沒有意外炸傷自己的小舅子，如果他能早一點兒得到合適的零件材料，興許他就能成為東北版的“馬斯克”。

換言之，當“雙雪濤”們在文學創作中開始理解并擁抱父輩，開始重新追尋、闡釋他們陷入人生困境的時代原因，由文學作品改編而成的電影卻選擇了閃爍其詞和回避。事實上，安德烈之所以要幫李默爭取年級第一名，希望李默能夠因此被保送去新加坡上學，是因為后者的母親隨富商走了，而李默的母親之所以要拋下李默父子，其根本原因并不是她的個人道德缺陷或夫妻感情不睦，而是和受困于擇校費一樣的“不富裕”與“沒希望”鬧的。

為什么安德烈最終會被集體排斥，只能做個默默看著同學們合唱的“局外人”？為什么李明奇的“飛天夢”注定不可能實現，只能化作小說結尾的幻想？當電影創作者自己沒有答案，也就不打算向觀眾提供答案。也正因如此，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就成了一部“郭敬明化”的青春傷痛文學，每一個鏡頭都在拼命煽情，告訴觀眾如今李默的心有多“痛”，他年少時的經歷就有多“疼”；電影《飛行家》則成了一部“年會不能停”式的職場溫情喜劇，用工友們的互幫互助完成了一個非常“科幻”的大團圓結局。

正是在這里，文學和電影在氣質上產生了根本性的斷裂，所以觀眾得到的只是一種無名的憂傷和感動，卻根本無從得知這些情感到底從何而來。

成為父輩的“雙雪濤”們又該如何講述自己

“雙雪濤”們的作品能在文壇上異軍突起，激發許多學者和讀者的共鳴，就因為他們筆下的父輩盡管有自己的局限性，盡管無力拯救自己的生活，但他們人性中的正直與尊嚴，尤其是他們對不義和不公的反抗，讓小說擁有了一種內在的明亮。在當代文學史中，這些東北作家最值得被銘記的地方，就是重新擦亮了“父親”這個角色，在文學創作中達成了“父”與“子”的和解。

雙雪濤出生于1983年，從年紀上看，如今也已成為父輩，身為80后作家的鄭執、班宇也是一樣。那么今天，擺在“雙雪濤”們面前最緊要的問題或許是：他們又應該如何向新的“子一代”講述自己，如何告訴他們生活的真相？去年有兩個和當代年輕人有關的年度熱詞：一個是在社交媒體上風靡一時的“愛你老己”，另一個是在視頻平臺上的年度彈幕“致敬”。表面上看，它們都代表了年輕人對自身主體性的重視，但細究之下，又不難發現年度熱詞在指向性上的空洞與抽象。“愛你老己”有善待自己的意思，可到底什么樣的“老己”是值得愛的？被“致敬”者應該是生活中的榜樣和模范，可到底又有哪些具體的品質與個性，是值得年輕人一定要去學習的？關于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一直是“雙雪濤”們在小說中反復敘述、探討的主題。他們理解了父輩的“失敗”，也就讀懂了他們的“成功”。可遺憾的是，在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和《飛行家》中，一切具體的時代因果似乎都已被抽空，敘事退守于私人創傷的悼念與懷念。

在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中有這樣一個細節：當李默因為成績進步，終于能從后排搬到前排時，安德烈絮絮叨叨地提醒他，不要忘記鋼筆水，不要忘記草稿紙。其實，在同名小說的結尾，當李默到精神病院看望安德烈時，他仍然在不斷重復著這些提醒。與其說這是安德烈的“瘋言瘋語”，倒不如說，這才是他一生之中最溫暖的回憶，是他絕對確定的情感落點。哪怕被老師羞辱、被父親毒打、被時代淘汰，他都仍然認為有一些道理和規則是必須堅持的，有一種尊嚴和價值是必須去維護的。

可惜的是，這個關鍵的情節在電影中沒了蹤影，導致影片就像李默產生的精神分裂式幻覺，難以找到堅固的價值錨點。而“雙雪濤”們在文學中關于命運與生活兩者關系的嚴肅思考，也因電影改編，消融在了大銀幕上東北的凜冽與蒼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