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網絡時代，談“縣城文學”多少有些尷尬。連上互聯網，小視頻可以從宇宙射線跳轉AI模擬人像的時代，是否存在某類可被界定為“縣城文學”的文學樣式？

“縣城文學”，從字面概念，似可以作品和作者分為兩種：1.寫縣城生活的作品。2.有縣城生活經歷的作者所寫的文學作品。但，出生在城市的作者，同樣可以寫發生在縣城的故事；有縣城生活經歷的作者呢，也可以寫非縣城的生活——于是，“縣城文學”這個概念，幾乎可以涵蓋一切的作者，與一切的作品。再加上，城市化進程中，若以幾個超級城市為參照系，其他地區都可以看作“縣城”，那么，“縣城文學”的概念所涵蓋的區域，就更廣了。

不過，由此也可以看出，“縣城文學”這一概念，是伴隨現代文明的發展而來。“縣城文學”可能天然面對著兩個概念，一為“鄉土文學”，一為“城市文學”。處于“城”“鄉”之間的縣城，幾乎命定地有著某種“歷史中間物”的宿命。

近年來的中國，隨著鄉村大量年輕人涌入城市，鄉村“空心化”，鄉村原先的社會、宗族、經濟結構分化了。同時，來自五湖四海的異鄉人，不同的文化習俗也沖擊著城市，構成了豐富的文化面貌。這種情況下，變化較少的，偏偏是縣城。人口多為本地人的縣城，反而可能成為文化相對單一，相對更傳統、保守的地方，也許可以稱為“新鄉土”。

所以，不難在表現縣城生活的作品中發現一種現象——苦悶。魏思孝的小說集《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里，小鎮青年因何憂郁，為何會“死”？因為現代生活的風雨還沒有浸透固守成規的縣城和小鎮。相對封閉的生活環境與相對保守的文化習俗，是小鎮青年憂郁的原因。魏思孝和張敦早期用黑色幽默與荒誕手法去寫的，正是這一類青年精神層面與現實處境的沖突。

有沖突，便有突圍。縣城與小鎮的青年出走了。最常見的方式是走向更大的城市。正如十八九世紀相對于法國巴黎的“外省文學”，文學青年向文學中心聚攏，巴黎是當時世界文學的中心。百年來，世界的不同區域，各以一些超級城市為核心，同樣出現了文學集聚的現象。像馬爾克斯津津樂道于他在波哥大的生活那樣，那些在咖啡館里寫稿，與朋友談論報章上新發的小說、評論的日子，便是文學集聚現象的反映。

世界性的文學集聚的潮流，在網絡時代以更深遠的方式，在中國和全世界發生。文學、藝術的創作者大多居于大都會。而由于網絡發達，身處縣城的作者，通過網絡，其實可以與世界上的文學、文化思潮保持同步調。也許，正因為身處縣城，一些作者對于新思潮的反應和追隨，甚至可能比城市中人更為敏感。

鄭在歡的《駐馬店傷心故事集》里，如《暴烈之花》等小說，其敘事溢出了小說的邊界，探討著寫實與實驗的分野。這也可以看成“縣城文學”在文字中突圍的一種方式：打破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以新手法書寫新經驗。陸源的《昨晚，媽媽打來電話》，在回憶和今昔對比中，書寫城市經驗與縣城經驗的融合與分岔。文珍的《安翔路情事》，在經營麻辣燙店的少女與經營灌餅店的小伙子相處的一個個細膩的心理場景與現實場景中，讓“愛情”與“面包”的選擇變得異常糾結。路魆的小說集《吉普賽郊游》，通過對現實生活進行怪誕變形，書寫孤獨與漂泊的主題。同樣使用荒誕手法來描摹的，有李唐的《雨中婚禮籌備》，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荒誕感，借由“蒼蠅”與“鯨”的意象，思考個體與自由的關系。

關于與現代文明的關系，“縣城文學”中也有反諷。余靜如的小說《不歸人》，顛覆了以往“縣城文學”中關于“看火車”的意象。小鎮上的火車——這個在很多小說中作為現代文明象征的火車，在《不歸人》中，被設計為鎮上的年輕情侶為追求“浪漫”，緊挨鐵軌護欄、當火車經過時擁吻，結果女生不慎被卷入鐵軌下而死。這里，對傳統的關于“現代文明”標識物的向往，進行了某種嘲諷。

也有對傳統中詩意部分的挽歌。龔萬瑩的小說《大厝雨暝》寫閩南地區，島上的生活方式經受現代生活的沖擊而變動。本島人漸漸被“外面的規則”打敗，這似乎充滿了悲愴意味，卻又在《出山》中，經由主人公小菲遠渡重洋、在英國讀書的情節，而獲得了某種紓解。小菲離開了說閩南話的地域范圍，在“也是一組島嶼”的英國，完成了身份轉換。

還有一種方式，是將故事的發生地虛擬成異國的小鎮。陳春成的《音樂家》、周于旸的《穿過一片玉米地》，都是如此。陳春成的《音樂家》里，自我審查的音樂家分裂出不同的人格，身體也在列寧格勒的綿綿細雨中化為音符遁走。周于旸的《穿過一片玉米地》，在人（包括外星人）存在的層面上，討論情感與個體存在的關系，討論人的孤獨與選擇。烏拉比諾鎮的羅曼諾夫，童年時偶遇來自外星的宇宙飛船，一生向往浩渺的宇宙，與熱愛寫詩的祖父難以在人生選擇與情感上理解彼此。當唯一的親人祖父已逝，他參加宇航計劃而被地球遺忘、成為“永不落地的宇航員”時，在航空艙中體會到了祖父的情感、祖父對他命運的擔憂。他不得不永離地球、去外星時，唯一關心的是：“那里和地球共享一個天堂嗎？我死去之后，不知道能不能再見祖父一面？”

以上從各位作家豐富的創作中擷取一片小葉子討論，屬于以蠡測海。而從管窺蠡測的文本看，年輕的“80后”“90后”寫作者，都將作品首要的關注點集中于“個體的人”。傳統的思想、文化、習俗，都經受著這一“個體的人”獨特的反思與檢驗。其次是文本的先鋒性。無論身處北方還是南方，無論身處都市還是縣鄉，作者們的閱讀資源是同樣豐富的。作者們從自己擅長的領域，以新鮮的語言與手法，探討當下這個時代，個體的人的存在狀態。

周于旸在創作談《關于宇宙的地域性敘事》中寫道：“往深了想，再浩瀚的虛構，未必能逃脫宇宙本身的創造力。……假若文學需要故鄉，作家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根據地，我更想把宇宙看作一片廣袤的土地，扎根于此，寫出關于這片土地的地域性敘事。”這段話說得很好。“宇宙”不妨視為“地域性的敘事”，所有立足于自身敘事故鄉的作家，正可以在宇宙這樣無比遼闊的時空里，充分發揮想象力與虛構力，發揮想象力構造現實的神奇力量。

（作者系《西湖》雜志社編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