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兩次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哈薩克族作家，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在刻畫民族傳統風俗習慣的同時，對文學疆界進行詩意突圍，在書寫中管窺多元文化對話與交融的共同體經驗。其作品既觀照真實的民族生活世界，又回應了新時代的價值追問。

傳統與現代的和合共生

葉爾克西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自己“來自中國新疆，出生在亞洲大陸的腹地。一個出生在這個地方的孩子，能感知來自四大海洋的季風從耳邊吹過，更能感知到一股小風吹過腳下一叢駱駝刺發出的風鳴，能聽到一只母羊呼喚它的孩子時發出的聲音”。葉爾克西的創作實踐，本質上是一種對傳統的現代性轉譯，她并非簡單地復述傳統的故事框架，而是從現代主體的理性視野出發，洞察哈薩克族傳統知識體系，試圖找到傳統與現代性的平衡點，使其在新時代的語境中煥發出新的美學張力。

在散文集《草原火母》中，北塔山牧場成為作家展現民族生命哲學的特定背景。葉爾克西往往從微觀具體的細節處著眼，借鏡具體的自然物象，通過對牧場上文化儀式的書寫，展現民族主體性與能動性。民族化的表達使哈薩克族的生活狀態得以血肉豐滿地呈現在讀者面前，游牧文化詞匯的運用，將哈薩克族人對自然的敬畏、部落的倫理以及待客的熱忱編碼于文本中，從而具象化了游牧文化的獨特性。例如，哈薩克族把銀河稱作“天鳥路”，因為在轉場路上，銀河的流向總順著牧人的遷徙路線，與天鵝南遷北往的軌跡重合。我們會發現，傳統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在細節中漸次出現，顯示出民眾樸素的認知與生存智慧。葉爾克西對傳統的書寫具有本真的質地，對民族文化的主動性擇取構成了其散文獨有的詩意。

對于民族傳統，葉爾克西選擇節制地展現，并通過評價的方式來表現其現代心理：“我們是大自然的后代，是大自然締造了我們的母親，不僅給了我們生命，還塑造了我們的形體……在‘月之母’之前，世界沒有神，只有大自然本身。”葉爾克西從傳統的先民神話思維中解脫出來，以一種現代性眼光剖析哈薩克先民的創世傳說，將人類的“神性”還給大自然本身，同時驚嘆于祖先的思辨意識：“它是客觀的，也是理性的；是樸素的，也是詩意的。”

葉爾克西的創作中，時時可見傳統與現代的對話。在談及創世傳說時，她說，“打動我的與其說是一種美的感動，不如說是一種理性光輝更為準確”。傳統與現代形成交集，理性的形象躍然紙上，她對哈薩克族歷史的探索體現出某種現代性過濾，通過跨文化的視角帶來對傳統的全新解讀，思辨與叩問的底色貫穿始終，直指對生命本質的終極追問。因為“我們好像越來越想不明白自己是從哪里來的？我們要干什么？要到哪里去”，于是“先鋒、顛覆、不確定——這樣的詞來安撫我們躁動的靈魂”。已有的傳統在追問中融進新的思考，與讀者產生了超越既有維度的價值共鳴。

激活文化符號的豐富意蘊

值得注意的是，葉爾克西的民族書寫并未落入標簽化的窠臼。她以純粹和充滿感情的創作姿態，完成了從“外在回應”到“內在共鳴”的審美超越。

在《永生羊》中，葉爾克西讓文化元素深入牧民的日常生活，使之在自然流淌和聚集中指向某種深刻反思。“夏牧場在大山中，平地在平川上。一戶人家上了夏牧場的山，總有下山的那一天，而一戶人家下了山，也總有再上山的那一天”，這就是“牧人的路”。牧人在特定空間的循環活動中逐漸走出生命的痕跡，而這與人生的周行與回歸如此相似。她用一環扣一環的敘事讓我們體察到，牧人與共生共息的動物之間早已揚棄了功利性的關系，建立起流動的可能性。“永生羊”作為生命永續信念的載體，既出現在羊群中，也存在于牧人對自然的敬畏之中，文化成為在牧民具體可感的生活中流動和生長的生命體。“一戶搬遷的人家出現在那個山梁上。先出現的是一個騎在白馬背上的男人，接著是一峰駱駝、又一峰駱駝，又是一峰駱駝，一兩頭牛，兩個騎馬人。他們（它們）一個接一個地出現在高坡上，像一串串在一起的珠子……”這段對于遷徙場景的描寫，并未將氈房作為游牧文化的標簽進行定格，而是將其放置到牧人的有機生活之中。駱駝所馱載的氈房部件與其說是物質生活的必需品，毋寧說是代表了精神家園。“我”家的第一頂氈房正是由幾位牧人“各家出部件，合伙搭起來”的，后來這頂氈房被送給表哥作為婚房，氈房的天窗則被看作“家園的象征”。哈薩克族不說“繼承香火”，而說“繼承天窗煙火”，其背后指向的是互助精神的傳承。氈房作為家園的具象化，不是孤立存在的個體，而是在共享和互助中構建起來的情感共同體。

牧人之間的互助、人與動物的共生、族群文化的代際傳承，這些都是共同體理念的生動注腳。這種從民族文化到普遍價值的轉化與升華，是在跨文化傳播的語境下實現的，葉爾克西的雙語作家身份為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與可能性。她兼具哈薩克族母語文化底蘊與漢語書寫能力，在精準捕捉承載集體記憶的文化符號的同時，可以跳出族群的認知局限，洞察這些符號背后的普遍價值。

共同體意識中的情感聯結

如果說新疆是葉爾克西文學世界的地理基底，民族文化書寫是其精神內核，那么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建構，則是其創作對時代呼喚的深切回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基，扎根在各民族共通的日常倫理與情感互動等柔性力量中。《白水臺》以白水臺新村及周邊的四季牧場為地理坐標，用洗練的深描筆法鋪陳共同體意識生根成長的完整軌跡，同時將微觀的生存景觀具象化為互相協作的轉場情節。鄰里之間一碗熱氣騰騰的奶茶，不同民族為一個新生兒共同賦予名字的瞬間……這些場景構成了共同體意識最鮮活的外在表現。

轉場這一行為，以場景化的敘事在小說中反復出現。“轉場時，按鄉政府辦的統一安排，會一個村一個村轉場，每家十幾峰駱駝，三四百只羊……浩浩蕩蕩，那才叫世紀大遷徙，蔚為壯觀的。”有序的轉場過程在推動敘事的同時體現出牧民對草原的敬畏，政府的參與則讓傳統行為與現代治理銜接，體現出各族人民的團結互助。各民族的情感聯結在命名這一文化儀式中可窺得一二，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動注腳。“白水臺人家有請貴人給娃起名的習俗”，小說中的兩個人物尤萊·葉森與威成·葉森就由羅軍醫起名。“羅軍醫就不再推脫，想了想，給尤萊起名叫雨來……雨后的白水臺空氣清新，雨水是吉祥的象征，古人說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兩年后，威成·葉森出生時，羅軍醫說那天是“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的日子……無數顆星星正掙破夜幕，宛如璀璨的鉆石”，羅軍醫“突發奇想，說：‘咦！咱們索性給你家剛生的兒子起名叫衛星吧，紀念一下這個日子’”。這兩個名字將個體生命與國家記憶以及自然饋贈緊密連接，體現出情感的共鳴。

然而，作者也敏銳地意識到共同體意識的建構并非平穩、線性的進程，而是在時代轉型的具體情境中不斷對話和博弈，她并未在小說中回避這種曲折性。“尤萊·葉森雖說已經定居新白水臺村了，因為過去一直以牧羊為主業，還是要跟牛羊打交道。”物質層面，尤萊一家已經住進“水電暖都有，還有網線”的新村住房，基本告別了以水草資源為導向的流動性生產生活，但在精神層面，他仍舊堅持參與轉場、親自照料牛羊，對傳統游牧生產方式有著精神依賴。同時，他也清楚，盡管“跟牛羊打交道，是他們葉森家家傳的行當”，但是“至于他們的下一代，是不是還會跟牛羊打交道，就不好說了”，因為“時代在發生變化”。小說發出喟嘆：“白水臺牧民定居是定居了，但腦袋里的白水臺要定居下來，還得有一陣子。”“定居”同時指向了亟待被接受的新的身份認同。

葉爾克西的創作表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建構必須植根于各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生存空間和價值追求。她以冷靜而寬容的敘述，保持對于民族歷史與現實課題的耐心，也清醒回應其中的抵牾與錯位。同時，將書寫的重心落于人物真實鮮活的行動之上，而非簡單訴諸對宏大命題的直接闡釋。正是在這種克制的筆墨中，她的作品蘊含了對民族未來愿景的深切寄寓。

（作者系暨南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