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勛，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學時代在《語文報》《山西教育報》《中國校園文學》等報刊開始發(fā)表作品。在《北岳》《火花》《山西文學》《都市》《中國青年作家報》等文學報刊發(fā)表作品100多萬字，報告文學作品集《潮涌三晉》2006年獲臨汾市“首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一封信，有時就是一扇窗。

1991年的早春，那封信穿過煤塵與雪霰，抵達一個皮帶運轉工沾滿煤泥的手中，就像一扇被突然推開的窗，光透了進來。

這個皮帶運轉工就是我。

多年后，我從北京回到霍州，得到恩師蒲峻老師病重的消息，恍然徹悟：那封信本身，早已成為一扇需要被守護的窗。窗里，蘊藏著恩師對文學的執(zhí)著。

困頓的青春

1989年，我高考落榜，成了喪家之犬，在社會洪流里飄搖。

次年，與霍縣礦務局辛置洗煤廠多經公司簽訂了一年勞務合同，便將青春和前途暫時釘在了命運的傳送帶上，成為一名皮帶運轉工。

日子被一條皮帶永無止境地輪轉，生活被流淌的煤泥和機器的轟鳴充斥。煤塵無孔不入，滲進工裝的纖維，嵌進指甲的縫隙，甚至連呼吸都帶著一股鐵銹與煤炭混合的腥氣。下工時，整個人就像一尊剛從煤泥里撈出的塑像，唯有眨眼時，眼白才透出一點屬于活人的光亮。

便是一種熬，將白天熬成黑夜，再將黑夜熬作白天，幾乎看不到明天的樣子。

1991年，一個春雪霏霏的傍晚，我下工了，渾身糊滿煤泥，走向澡堂。半路上，遇到車間支部書記。他遞給我一封信。

這是一張來自霍州市文聯讓我參加文學研討會的邀請函，裝在一個很小的白色信封里，油墨打印的文本，鋼筆手寫著我的名字，落款是霍州市文聯，壓著鮮紅的印章。

文聯？邀請我？

似有一股熱流，從胸口竄上頭頂，臉頰連同耳根都像被炭火烤著般發(fā)燙。心跳“咚咚咚”砸著胸腔，竟比車間那臺老式皮帶機全速運轉時還要急，還要響。一時不知該如何向領導開口，只是笨拙地將邀請函展示到他面前。

他看了研討會日期，又看著我：“嗯，后天。去吧，這是大事，不能影響你的前程。”

我?guī)缀跻屑ぬ榱恪ＳX得平素見慣的那份“威嚴”，只是他作為領導的外殼，殼下包裹著的，原是一副平易近人的熱心腸。

回到辛置礦區(qū)那間土坯房的家里，拿著這封信翻來覆去端詳，留意到邀請信上邊空白處，用鉛筆寫了這樣一行字：來時請攜帶近期創(chuàng)作的作品一篇。

困頓的青春，仿佛被劈開一條縫，露出些許微光，但足以明亮我的心境。盡管每天八小時的繁重勞作，如同抽去了筋骨，只想讓身體癱倒在床上，但思緒卻像掙脫了所有的束縛，變得前所未有的輕盈與滾燙。整整兩個通宵，筆尖，更像是我握在手中，在煤泥間篤實前行的犁鏵——

當樹葉最為油綠發(fā)亮的時候，也正是學校開學的日子，挖了幾十年煤的父親對我說:“如果你想繼續(xù)復習考大學，花多少錢我都出，如果你不想考了，那么你就找個臨時活干干吧，我不白養(yǎng)你。”

那時，在礦部的門口正巧有一張洗煤廠招收勞務工的啟事，我于是報了名，成了洗煤廠二車間筒倉運輸系統的一名運轉工。父親澡堂更衣箱上那把閃亮的銅鑰匙便落到了我手中，為我上下班更換衣服提供了方便。

在寬大的車間里，幾部電機被固定在巨大的鋼架之間帶著皮帶連同托滾一起飛快地旋轉著，發(fā)出的震耳聲音與鐵器的撞擊聲混為一體，從高處一車間撒下的煤泥順著鋼架流淌著……三條寬大的載滿精煤的皮帶在傾斜的走廊里拼命地往上爬著，洗好的精煤正是通過這里拉入筒倉裝上火車被運往全國各地。我的任務便是看好這中間的一條不讓它跑偏，同時不停地清理皮帶底下撒落的煤泥。

這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有時一車間打料太稀，從上面幾分鐘內撒下的煤泥會讓我不停地清理好幾個小時。我常常彎著腰鉆在皮帶底下，迎著如雨而下的煤泥去清理。煤泥和汗水模糊了我戴的那副400度的近視鏡片，淚水也朦朧了我的雙眼……

青春真是恣意啊！

這篇《臨街的窗》里，我無所顧忌地傾吐著苦悶。那些被煤泥與汗水浸透的文字，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支點。幾乎孤注一擲地將這次機會，視作我沖出困頓的階梯。甚至想，我只有成功，才能不負這份“雪中送炭”的信，和那個蒙在煤塵中渴望被看見的自己。

虛擬的溫暖

困頓與日俱增。一直懷揣著的文學夢，與不知什么時候就會突然撞出的靈感，都化作了我的不甘。可越想迫切突圍，便越發(fā)不得要領。

我需要溫暖，哪怕只是虛擬的美好。

這是一個用文字建造的烏托邦。在稿紙上，用筆尖，蘸著夜色，和著煤泥，我創(chuàng)造了礦區(qū)唯一的大街，創(chuàng)造了路邊一個鐵皮房子的小賣部，創(chuàng)造了一位坐在窗后的姑娘。我是一個高考落榜失意的文學青年，除了八小時被“煤黑”的工作，就是在小賣部旁邊的臺球案前發(fā)泄無盡的苦悶，每天去她的窗口買一瓶龍啤，仰頭灌下。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將積壓著的情緒，化作一種具象的形式，以達到被注視的所有可能。便從稿紙上搖搖擺擺離開，我所期待的目光出現了——窗后的那個姑娘，以我所期待的凄婉，看懂了我的狼狽……

多么美妙的傷感體驗！比現實的戀愛感覺更安全，更讓人心醉。姑娘會隨著我的構思，按照我的部署，漸漸走進我編織的情網，成為我的救贖，成為我命運轉折的起點。

寫到了盡興處，情不自禁為之拍案叫絕。

咚！咚！隔墻被人猛踹兩腳，接著隱隱傳來斥責聲。暗自吐了吐舌頭，手中的筆卻歡快著、流暢著：“不要折磨自己了，好嗎？”

畫上引號，像戳在心上，筆尖懸在紙上，我愣住了。

這句話，究竟是她對他說的，還是我對自己說的？

想象與現實間橫亙著的那堵墻轟然倒塌。原來，我傾注所有情感塑造的這個完美幻影，不吝才情賦予她美麗、溫柔、圣潔，最終的目的，竟是為了讓她替我說出這句自我寬恕的話。

可如果不是這樣，我拿什么聊以度日？

又是精疲力竭的八小時。但腦細胞活躍，使我興奮到無法自抑。文字營造了狂熱，狂熱帶動著小說情節(jié)，情節(jié)激越著我的精力、體力與腦力。我著了魔，要讓自己愛上這個美麗的姑娘。

然而，我再沒有勇氣從那臨街的窗前經過。我非常想念她，渴望見到她，正因為這樣，我不愿讓她看到我穿著糊滿煤泥工裝的狼狽相，我沒有勇氣。

于是每天上下班，我便順著從井口往洗煤廠拉煤的電車道像小偷一樣匆匆而走，盡管走在那里不安全，并且還要繞一個大彎要多走好長的路，然而我的確沒有勇氣以那樣一種形象經過她的身旁。而我，卻是那樣地想念她。

我很殘忍，不惜代價地將自己置于不堪，說白了就是瞧不起當下所做的工作，做這份工作的自己，自己過著的被煤泥黏膩的日子。

那又如何能使她成為“我”的救贖？只有虛幻。將虛幻構建在小說中，把自己放在那個虛幻的世界里，通過虛幻來得到某種想象的溫情，從而滿足虛空的自己。

實在想她的時候，我便縮著脖子，穿一件黃軍大衣。沿著被風扯得發(fā)白的路面，在臨街的窗前徘徊。

她穿著一件耀目的紅色風雪衣，圍著一條白色圍巾，臉上化了淡妝，端坐在窗子里顯得嫵媚可愛。當我看向她，這時她正好也看向我，分明看到一種高貴的矜持，一種我無法企及的驕傲。

小鐵屋里的空間，成為我心目中渴望踏入的“圣地”。

我渴望進入，以我骨子里的不甘，以我不管不顧于困頓的突圍。然而，當我堂而皇之落筆，竟給了這個故事一個連自己都始料未及的結局——她沒有雙腿。

精心編織的浪漫瞬間褪去，某種更堅硬、更真實的東西浮現出來：她不是來拯救“我”的天使，她比任何人都承受更多痛苦，卻依然熱愛生活，以殘缺的身體，進行著最完整的書寫。

稿紙的最后一頁，我寫下：“生活，對于我們每一個人都不容易。”

寫完，放下筆，看著一沓稿紙在燈影下泛著柔光，長長地呼出一口氣。

《臨街的窗》寫的根本不是愛情。那是一種困頓遇見另一種更大困頓時，所產生的敬畏與清醒；是一個人在看見他人的深淵后，低頭看見了自己腳下的淺坑；是我用一個個文字拼接而成的一面鏡子。

黎明到來的時候，土坯房里那個自憐的青年終于站起身，決定穿著剛剛漿洗過、仍帶著煤腥氣的工裝，昂首挺胸走過那條真實的大街，走過那座虛擬的鐵皮房，走向心中的那扇窗。

真實的回響

文學創(chuàng)作會是在霍州市賓館二樓會議室召開。二十多位來自霍州本地和駐霍企業(yè)的文學愛好者圍著沙發(fā)隨意就座，居中端坐著一位儒雅睿智的中年人。我想，他一定就是霍州市文聯副主席，蒲峻老師。

蒲峻老師環(huán)顧四周，用地道的霍州話說，歡迎各位作家。

作家？

當時的我們，哪個不是從車間、礦井、田埂上趕來？哪個不是將就能寫幾首打油詩、豆腐塊的水準？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文學愛好者。可老師竟說得那么自然，仿佛我們只要坐在他面前，理所應當成為“作家”。

后來，我也開始發(fā)表作品。再后來，從事編輯工作，我都會不自覺想到蒲峻老師的這句話。我也會和我的寫作者們說出同樣的話。

有些話說出口，已成一粒種子，會在心里生根，且使自己成長為一棵樹，本能地想為另一株幼苗，投下第一片陰涼。

“言歸正傳，我們先來聊聊寫作這件事。”蒲峻老師呷了口茶，目光緩緩掃過我們略顯緊張的臉。

“就像咱們霍州人做饸饹面。”

有幾個年輕的文友笑了，氣氛松動了些。

“你得先有實實在在的麥子——就是你的日子。”他抬手比劃著，“下礦的，就把掌子面的礦燈怎么寫亮寫明白；種地的，得聞得出墑情里是旱是澇。別想著寫你沒見過的東西。”

“接著是和面，”他雙手虛攏，做了個揉捏的動作，“光有麥子不成，得加水，加力氣。這水就是你的心思，力氣就是反反復復地琢磨。寫壞了不怕，揉皺了重來。我發(fā)表一篇作品，稿紙摞起來有這么厚——”他比了個一尺來高的手勢，“發(fā)表出來才七頁紙。”

“最后是壓饸饹。”他突然提高聲量，“你得把那團面，從鐵孔里實實在在地壓出來！條成條，根是根。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形容沒用，讀者就是食客，一口咬下去，嘗的是麥子的勁道，是日頭的味道。”

“咱們霍州這地方，不缺好麥子。缺的是肯彎腰種麥、肯下力和面的人。在座的各位，你們把自家地里產的麥子，都拿出來吧。”

大家“轟”地笑了，沒帶作品的，笑容里浮現慚愧；帶了稿子的，悄悄捏緊了手中的頁碼。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膝頭放著《臨街的窗》，手心滲出細密的汗——我忽然不能確認，我苦熬兩個通宵寫下的這些文字，是不是從自己貧瘠的生活里，篩出來的一粒粒麥子。

水晶吊燈的光太亮了，亮得能把人照透。我看見蒲峻老師微微蹙起的眉頭，看見他的手指在某一頁停頓了兩次，看見他翻回前一頁又確認了什么。稿紙在他指尖窸窣作響，那聲音在過分安靜的會議室里，被放大成一種審判的節(jié)奏。

我的呼吸開始跟不上。感覺像個被推進手術室的病人，正眼睜睜看著醫(yī)生剖開自己的胸膛——那些在母親縫紉機臺面充作書桌上一筆一畫寫下的秘密，那些借小說人物之口說出的不甘，此刻都血淋淋地攤在燈光下，攤在這個我仰慕的人面前。時間不再流動，它凝固成我額角一滴將落未落的汗珠。

后來回想，我竟記不起那天任何人的臉。我的整個世界，在那一刻坍縮成兩個焦點：蒲峻老師沉靜的面容和他手中那疊越來越薄的稿紙。窗外有車駛過，有人咳嗽，但這些聲音都隔著一層厚厚的玻璃。

終于，他合上稿子。紙張閉合的輕響，像把手術刀放回到托盤。

他抬起眼，目光在會議室里掃了半圈，最后落在我臉上。

“好，發(fā)頭條。”憋著的那口氣，終于痛痛快快吐出來。

那時的霍州，剛剛建市。說是市，其實還是個頂著“市”名的縣城。“一個警察管全城，一只猴看一座樓”，老霍州人都這么調侃。街窄，樓矮，風里常年混著煤灰和土腥氣。

我的名字，是在我離開校園后第一次以鉛字的形式，印在這片生我養(yǎng)我的土地上。1991年《霍州文藝》創(chuàng)刊號，小16開本，封面是一株素雅的百合，黑白線描，花瓣舒展，莖葉蜿蜒。翻開目錄，小說欄目最上方——《臨街的窗》，作者王世勛。

我領到兩本樣刊，油墨味很重。手指撫過自己的名字，鉛字微微凸起，有一種陌生的實在感。

窗前的百合

洗煤廠的煤塵依舊嗆人，可這嗆人的空氣里藏著我的勵志故事；機器的嘶吼依舊震耳，可我的靈感能穿透轟鳴，抵達我內心的寧靜。生活，依然需要我彎著腰，鉆進皮帶底下，迎向如雨的煤泥，將它們淘洗干凈。但心里早已多了一股狠勁，在狠勁里想把皺巴巴的日子攥出一朵花來。

幾年后，我如愿以償。

但是，走得越好，離故土越遠。每次匆匆回霍州，曾想過去看望蒲峻老師。可當念頭閃現，我就會對自己說：等我寫出了滿意的長篇，等我的作品獲得了重要的獎項，等我終于可以帶著沉甸甸的成就，去拜見恩師，雙手奉上，說一聲：“老師，我沒有辜負您當年那句‘發(fā)頭條’。”

這個“等”字，等了34年。

直到2025年春節(jié)，我回霍州陪母親過年。整理舊物時，翻出了那封1991年的邀請函，白色信封已經泛黃，紅色印章依然清晰。還有那本發(fā)表我作品《臨街的窗》的《霍州文藝》，素凈的封面上，一株百合靜靜綻放。

時光不居，人生如寄。

當年那個在霍州賓館二層會議室里緊張得手心出汗的青年，如今也已年過半百。歲月衰老了容顏，也磨損了銳氣。曾經熊熊燃燒的文學夢想，如今像黑夜里漸亮漸息的燭火，微弱，卻始終沒有熄滅。它照著我的路，也照見我的愧。

愧疚如潮水般涌來，我不能再等了。

通過霍州幾位文友，輾轉找到蒲峻老師的電話。撥通時，我的手在微微顫抖。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蒼老而陌生的聲音，虛弱，無力。我忙不迭地自我介紹，說起1991年春天的文學研討會，說起《臨街的窗》，說起他當年那句“發(fā)頭條”如何激勵一個文學青年，并通過文學如何改變了他的命運。

電話那頭沉默了。片刻后，那個聲音微弱地說：“一點都記不得了。”

我不甘心，又細細描述當時的場景——二十多人圍坐的會議室，他朗讀《月亮丟失在山頂》時的沉醉，他看我稿子時微微蹙起的眉頭。

“沒印象了。”聲音里沒有任何波瀾，像深秋的潭水。

接著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我是他家人。他病了很久，身體不行了。”

我問能否去家里探望，哪怕只見一面。

“出不了門了。”她說。

電話掛斷了。忙音在耳邊響了很久。

我握著手機站在陽臺上。窗外是霍州的夜，零星燈火在遠處明明滅滅。那個在會議室里談笑風生、一個人就能撐起一臺戲的蒲峻老師，如今連聲音也已衰微。

后來我才知道，蒲峻老師已患病二十多年。糖尿病及其并發(fā)癥長期折磨著他，后來眼睛失明，身體每況愈下。可即便如此，近年來《霍山》雜志上仍偶爾能看到他的短篇小說——那是他在黑暗中，用記憶和想象繼續(xù)完成的書寫。

文學于他，已不是事業(yè)或愛好，而是生命本身。是呼吸，是脈搏，是黑暗里唯一的光。

2025年10月18日，蒲峻老師與世長辭，享年81歲。

訃告只有短短幾行：“蒲峻，原名蒲林生，1944年9月出生，山西霍州人……”

幾行文字，就是一生。

當我聞知蒲峻老師去世時，他已經在家鄉(xiāng)下葬，然而，我卻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去參加了追思會。

靈堂正中掛著他的照片——還是記憶中那份儒雅睿智，目光溫和地看著每一個來送行的人。周圍擺滿了花圈，其中不少挽聯上寫著“恩師千古”“文星永耀”。

我靜靜站在人群后面，忽然想起《霍州文藝》封面上的那株百合。

傳統文化里的百合，象征純潔，象征高雅。此刻，我忽然懂了——這株百合，不僅是刊物的標志，更是蒲峻老師一生的寫照。在文學日益邊緣化的年代，在疾病纏身的晚年，他依然保持著對文字最純粹的信仰，對生活最質樸的熱愛。他從未離開過霍州這片土地，卻用筆讓這片土地上的故事，擁有了超越時空的光芒。

追思會結束前，主持人說：“蒲峻老師生前最欣慰的，就是看到文學后繼有人。他常說，文學不是一個人的事，是一代代人接力的長跑。”

我走出靈堂，深秋的陽光有些刺眼。

翻開珍藏版的那本《霍州文藝》，泛黃的紙頁間，《臨街的窗》靜靜躺在那里。鉛字依舊清晰，那個關于鐵皮房子、關于失去雙腿的姑娘、關于煤泥與尊嚴的故事，穿越34年時光，依然有著打動人心的力量。

合上刊物，封面上的百合在陽光下顯得格外純潔。

1991年，那扇被推開的窗，那株綻放的百合，從來不是過去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