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十八歲，即將踏上遠行的火車，前往南方讀大學。也許是因為舍不得，那段時間父親總拉著我說話。在一個落雨的晚上，父親醉醺醺地聊起了一個駭人的故事，一位年輕工人，因不滿下崗名單里有他，將廠區油庫點著了。因為是深夜，又趕上大風，火勢走得很快，在周邊的鎮上都能聞到焦糊的味道。廠部通過技術手段確認火是他放的。令人費解的是，這位年輕的工人沒得到大火的赦免，第二天找到他時，他已被燒得不成人形。他有一個瘸腿媳婦和一個智力缺陷的兒子，他們成天舉著橫幅，跪在廠部門口。大家都知道火是他放的，這對母子基本沒得到輿論支持，反而走到哪兒都被指指點點，但廠部還是扛不住壓力，最終賠錢了事。

父親講述這個故事，是為了告誡我出門在外說話做事切莫沖動，三思而后行，別一不小心把小命折進去了。我思索的卻是縱火者為何也沒從大火中脫身。按道理，既是為了報復，就應周密行事，況且他不是第一天進廠房，不存在因為不了解起火的速度而誤葬身火海。我起了更令人驚懼的猜測，或許他早就料到了廠部會給他妻兒一筆錢，以息事寧人。他就沒打算活著。那一夜我基本沒睡著，這個事總在腦海里盤旋。

兩年多以前，我起了寫作“林場故事”系列短篇小說的念頭，驀然又想起了這件事。彼時我二十五六歲，年齡不算很大，但比起十八歲，總是經歷得多了，心中就多了不少悲拗的感覺。因為生命體驗在加深，對人也有了更多的理解。我想他選擇放棄生命，絕不是想給妻兒留一筆錢能解釋的。人一定是先被內心打倒，然后才能被外物打倒。而父親那一代人的心氣早就隨著工廠的垮塌而煙消云散了。就著這個想法，我開始寫作這篇小說，卻很不順利，每一句都像在擠牙膏。那時我正經歷人生中最動蕩的一段時期，輾轉了三個地方，身體和情緒都不算很好，卻總念著福樓拜那句著名的論斷：“流暢的詩，艱澀地寫。”我幾乎是強逼著自己寫完了整個故事，鼓起勇氣再看，發現情況比我預想的還要糟糕不少。主要是人物的精神性缺失，技術上也不成功。我很是失落了一陣子，又覺得沒什么大不了的。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個新手，而寫作就像在山體里開一條隧道，山體走向不知道、巖石情況也不知道，一鎬頭砸偏了方向很正常。我花了幾天時間回想父親和父親的工人朋友們，尤其是他們干活和喝酒的狀態。我幾乎是哄騙著自己寫了第二稿，人物的問題解決了，但因為塞了太多內容，敘事上有些失焦，結構也出了問題。調整了幾天，發現沒辦法在原稿的基礎上修改，得動“大手術”。這次的“隧道”看到了些許陽光，方向沒錯，只是手藝差了一些。我知道這是一個好故事，因此又鼓起勇氣寫了第三稿，基本就是目前呈現的面貌。而我又發現了新的問題，由于這個故事寫了太多遍，我寫作時把每句話、每個細節都捏得太緊了，反而使文本走向了封閉。我想讓小說開闊一些，所幸，我認為我在封閉里尋覓到了“深刻”的蹤跡，這也正是這篇小說的價值所在。我將小說中父輩的敘事線加以詳實，同時去掉了陳比的“頓悟時刻”，讓他的頓悟變成了一種模模糊糊的感受。小說也因此走向了更混沌和開闊的境地。

如今，生活重新趨于穩定，回想起那段動蕩的時光，以及這篇誕生于動蕩時期的小說，總有種恍如隔世之感。就像父親的那場夜談，就像林場的一切，早已被過于漫長的時光洇染得斑斑駁駁。一切都已遠去，但我知道一切都未曾遠去。